以车为家 美国露营族的苦乐年华

"游走的房子"71岁的朱迪居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卡弗,每天早晨,她要收拾行装驾车到波士顿。她说:"车程大概1小时40分钟,每次我抵达当地,都会感到十分疲惫。回家的时候,我也累极了。"朱迪每天来回驾驶是有原因的,只要房租不断攀升,她必须继续工作。她说:"我不能退休,我要保留我的房屋,我花上所有心血在这所房子,我不想失去它。"实际上,朱迪的房屋,跟近300万的美国人一样,是一间流动的汽车房,做为露营族,她租用停泊的公园土地。如果停泊区的业主反对,朱迪就要移动到别处。随着战后婴儿潮进入了50岁,更多人开始对休闲旅行生活感兴趣,但一部分人     

恰到好处

<正>我已经有了一定的年纪,但绝对不管自己叫"大叔"。是的,确实该叫"大叔",或者该叫"老爹"了,毫无疑问就是已到了这样的年龄,可我自己不这么叫。若问什么缘故,那是因为当一个人自称"我已经是大叔啦"的时候,他就变成真正的大叔了。女人也一样。当自己声称"我已经是大婶啦"的时候(哪怕是玩笑或者谦虚),她就变成真正的大婶了。话语一旦说出口,就拥有这样的力量,真的。     

一堂儿童文学课

正1981年我到师大中文系读书的时候,系里没有开儿童文学课。大约是大三的时候,有一天,邻班一个女生对我说,83级开了一门儿童文学选修课,她想去旁听,问我愿不愿意跟她一起去。我小时候没有接触过"儿童读物",当然也没有听说过"儿童文学"。我觉得很新鲜,便跟她一起去了。大概因为是选修课,而且又是"儿童文学",同学们对这门课很陌     

胡耀邦让“官”

胡耀邦曾说:"我十几岁参加革命,从来就没想当什么官。"存在团中央档案室里的一份材料也证明了他是这样做的。那是胡耀邦在参加党的八大期间亲笔写的信,现抄录如下:陈云、小平同志阅转主席并原书记处同志:今天上午,我出席主席团会议,看到我的名字摆在预定的正式中央委员里的时候,从心底发出了无限的痛苦,几次想站起来提出意见,但老是感到难为情。当快要散会的时候,     

特殊的岗位特别的爱

<正>我生长在教师之家,从小就想和妈妈一样做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渴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桃李满天下"。然而21岁艺术学校毕业后,我却被分到特殊教育学校。至今,我依旧难忘我的第一堂课。教室里是简陋的桌椅,望着我的是一张张呆滞的小脸上那一双双空洞无神的眼睛。有两位家长坐在孩子身后,双手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孩子。一个小女孩蜷缩在桌子下面,当我低下头试着问她名字时,她没告诉我,却在我脸     

父亲陈赓和母亲傅涯的往事

我母亲原名叫傅惹英。1938年进入延安的抗大第四期，那年她20岁。她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参与抗日运动，游行、募捐都参加过。有一大募捐的时候募到了。‘个旅馆里，那个地方不太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色情活动。结果被我们家一个亲戚看见了，就告诉我外公，     

江青的新情世界（下）

江青与李讷 李讷1940年8月3日生于延安（为江青所生）。江青不止一次跟工作人员说：“共产党员只有工作、工作，不应该生孩子，生孩子是党外人士的事。我生下李讷就是一个失误。我怀她的时候就不想要她，可是主席喜欢小孩子，我也只好生下她了。”     

博物馆里(二)——出访有感之五

怎么也没有想到,一踏上H国的国土,刚刚在预订的住处坐定,同他家翻译互相介绍,不到一刻钟她就冲我说:您们博物馆,我去参观过,可不满意了。大多是复制品。让我们看复制品！ 她是一位苗条、精神的老太太,和蔼、礼貌,当然也十分坦率。刚办完退休手续。我请问她什么时间参观的我们馆,说是60年代初,她在北京大学留学的时候。 我不禁惊异:多么深刻的不满     

母爱

正母亲是转业军人,虽然一生饱经风霜,受尽磨难,但从未向困难低过头,她省吃俭用,用她那勤劳的双手和柔弱的身体与父亲支撑起一个若大的家庭,把八个儿女(其中五个儿女是父亲前妻留下的)养大成人,她还把爱给予了很多需要帮助的人。今天去单位上班,当我往公交车投币箱投币的时候,就听到一个似曾熟悉的叫     

“我这辈子再也不走了”

罗莎三十多岁,14日那天从汶川重灾区映秀镇走山路到都江堰。15日记者见到她时,她已休息了一天,仍然站不直身体,双腿的膝盖不由自主地往下弯,走路要一步一步拖着腿。不过她很庆幸,自己终于活了下来。她说:地震发生时,我正在单位上班。单位是映秀镇东五公里远处的一家化工厂。地震一来,单位的六层楼晃得非常厉害。我当时怕得要命,拼命想往外跑,没跑几步就摔在了地上。那时我知道地震了,想站起来,但刚站起来又摔地上,怎么样都站不起来。头顶上有砖头往下掉。和我在一起的几个同伴一开始也都往外跑,其中有一个还没跑出门的时候,被掉下来的屋顶砸了一下,后来也没有跑出来。     

一个中国女技工在日本

兰梦也许要算中国女孩中最普通的那一种了,6岁启蒙读书,从小学、初中一直到18岁中专毕业,都是那么一帆风顺,没有经历过太多的坎坷。但是,她跟大多数的中国女孩相比,却又有那么多的不普通之处,比如她长得美丽俊秀,小小的年纪就凭本事出过国,亲身体验和学习过国外的先进技术,而且在国外还有那么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当笔者坐在她对面铺开采访本的时候,她就娓娓地讲起了那段在国外的渐渐远去却又刻骨     

江青的亲情世界(下)

江青与李讷 李讷1940年8月3日生于延安(为江青所生).江青不止一次跟工作人员说:"共产党员只有工作、工作,不应该生孩子,生孩子是党外人士的事.我生下李讷就是一个失误.我怀她的时候就不想要她,可是主席喜欢小孩子,我也只好生下她了."     

我的入会故事

正上世纪90年代初,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出版社工作的时候,单位里只有我一个研究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那时候我一边当编辑,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慢慢地在写作上有了点小名气,在单位算是一个"知名人士"。隔壁办公室的老大姐经常来找我聊天,既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还问我愿不愿意加入民进。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单位的民主党派都恢复了活动,但成员还不是很多,活动影响也比较有限,虽是隔壁办公室,我之前并不知道她是民主党派成员,而我自己对民主党派了     

我与傅冬菊聊北平和谈

表姐傅冬菊在世的时候，我和她多次谈到她在北平和谈过程中的活动，并跟她再三声称：关于涉及到党内机秘的事，咱们不谈；她说：“过去的事已经成了历史，也没什么保密的了。”     

父母爱情——张焕光、陈素秋的家书故事

<正>2月1日早上9点,记者与张珑在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门口见面,和她一起驱车前往香山脚下的爱慕家老年公寓,看望母亲陈素秋。"今天香山的路应该要好走一点,昨天周六是人最多的时候。"这段路程23公里,开车需要40多分钟。从2014年11月1日母亲搬入老年公寓以后,张珑已经数不清自己将这段路丈量了多少遍了:"我55岁从计量院退休,今年也60岁了。但我一直没离开岗位、还挺忙。做不到天天去看     

用爱心助听障儿童走出无声世界

<正>我的女儿一岁多时,被医院确诊为双耳极重度失聪。接到诊断书的一刻,我感觉就像天塌了下来。因为这就意味着孩子将从此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但我告诉自己要面对现实,我一定要想办法让女儿回到有声世界。从此,我带着女儿踏上了一条漫长而又艰辛的康复之路。经过几番努力,女儿终于叫出了第一声"妈妈",当时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当女儿第一次去幼儿园的时候,望着她的背影我感到无比欣慰,这种幸福或许是普通家长根本无法体会的。如今,女儿和普通孩子一样上学读书了。     

我亲历的日本关东军投降

我叫康登勤,出生于1935年2月,家在山东省金乡县化雨乡袁集村.1941年,我6岁的时候,家里生活十分困难,当时在我们山东老家有着闯关东的传统,当生活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亲邻们往往一起携家带口去东北谋生,闯关东虽然也很艰苦,大多都是干苦力活,但毕竟能吃上饭.在此之前,我们村里就有人到东北谋生,并在哈尔滨落下了脚.     

李亚威：用生命记录生命

李亚威说：“当钱和艺术放在一块的时候，我肯定先选择艺术。我对艺术崇敬到可以用生命来换。”李亚威说：纪录片其实是在用生命记录另外一个生命，我是用“心”在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 李亚威做导演，其实是半路出家。沈阳音乐学院毕业的她曾经是一名小提琴手．在长影乐园参加过许多电影音乐的演奏。     

教会“秋菊”打官司

正"之前我从来没想过,我一个普通女子这辈子能上法庭。第一次出庭我腿都是软的。拿到一审判决书我很想哭,明明我是受害者,为什么还判我输?"现年34岁的四川女工黄娟在东莞进行了其人生的首次法律维权。请不起律师的她独自经历十个月的诉讼过程,也使她由茫然变得坚强。她说她很可能输了官司,但希望她这种法律维权方式能多少起些正面效应。     

深切怀念邵华大姐

盛夏的哈尔滨阳光明媚，鸟语花香，但我的心中总有一丝痛楚。邵华大姐病逝的噩耗传来，使我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2008年7月2日，我一早赶到北京参加邵华大姐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公墓礼堂，我静静地望着仰卧在鲜花丛中的大姐,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大姐的睿智、亲和与坚强曾深深的感染我。就是当她在病中的时候，无论是在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