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理论及其引发的变革

如何提高政府管理水平 ,改善公共领域绩效 ,这是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公共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治理和治理方式的多样化 ,被认为是对传统公共行政范式的替代 ,对提高和改善公共物品的数量和质量有着积极意义。     

论我国地方公共经济治理

我们必须从治理的视角来看待地方公共经济的发展问题,多中心治理理论目前已经成为观察并解决地方公共经济问题的一种有效的分析框架。地方公共经济的有效治理有赖于贯彻和实施法治化原则、辅助性原则、财政平衡原则等基本原则。同时,要以积极的制度安排来提升治理质量,这包括公共政策的协调、政府绩效管理体系的完善等。     

替代还是互补：整体性治理与分散性治理——对公共治理转型的一种回应

以＂整合还是分立＂、＂合作还是竞争＂为参量可以将公共治理分为整体性治理和分散性治理两种类型。整体性治理主张建立较少数量的大部门以强化合作,以此解决政府改革所引发的空心化和碎片化问题。分散性治理则认为只有建立更多较小的部门以强化专业性,才能在日益多样化的政府组织形式下保护公共利益,从而实现＂良好的治理＂。良好的治理需要超越非此即彼的逻辑,实现不同治理模式的整合。整体性治理与分散性治理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能够在一定的条件下实现互补。     

公共精神及其对构建新型治理模式的意义

公共精神是公民和公共管理者在对国家的政体价值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乐善好施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结合体。公共精神包括公民精神和公共行政的精神两个层面。重塑公共精神,对于公共行政伦理价值的回归,公共行政改革的理想目标和愿景的实现,强化公民参与意识和塑造公共管理者的行政人格至关重要,有利于新型治理模式下＂良治＂状态的实现。     

公共文化服务中的行政伦理与责任

在变革传统的"政治——社会"关系和新的政治生态主题中,作为公共行政重要的实践场所和理论反思的良好契机,公共文化服务以其公共性和所涵盖的现代民主价值决定了行政伦理将是揭示其本质特征、价值诉求及其与行政行为关联的必要框架。从行政伦理的视角出发,我们将有效探讨公共文化服务中应有的价值规范及其意义、原因和可行性的实践方向。     

地方高校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能与走向

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地方高校肩负着发展区域公共文化的使命.大学发展的历史线索证明,在高校众多的服务职能中,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处于优先位置.地方高校需要突出教师与学生两大主体,覆盖城市与乡村两个区域,拓展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地方政府公共行政变革分析

本文就地方政府公共行政变革压力、设计与选择及地方政府的治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与分析。     

我国事业单位制度变革的路向与策略——一个公共治理的分析框架

在公共治理框架下的我国事业单位变革的总体思路应该是统筹规划,全盘布局,分类改革,分立政策,分别引导,分层操作,通过深层次制度变革和配套政策引导,将现存的事业单位各自引导成长为不同的社会治理主体部分,从传统的一元治理模式(即政府管理社会事务)向多元治理模式(即政府、企业、第三部门共同治理社会事务)方向发展。其中公益性事业单位的改革是我国事业单位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要针对这类事业单位改革目标进行二次认定,区分为政立事业单位和社立事业单位,并设定各自的改革方向和变革路径。     

公共治理视域下云南少数民族生态文化阐发

云南少数民族拥有丰富多彩的生态文化。作为少数民族生存方式体现和生态伦理智慧结晶的生态文化,是现代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共同体治理的重要资源和路径平台。在经济全球化与后工业文明深入拓展的新治理时代,对云南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进行探究,目的正在于寻找它与现代文明的转化机制。云南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与公共治理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文化的和自然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决定了以治理的多元合作模式发展以生态文化为灵魂的生态旅游业是云南民族地区新时期跨越式发展的历史必然和现实选择。     

美国社区文化治理及其经验借鉴

在我国现代化治理模式的探索时期,文化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新思路愈发得到重视。社区文化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最为基础的组成部分,社区文化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居民的文化生活质量。然而如何将文化治理与社区治理相结合,从治理的向度对社区文化进行具体操作,既从理论高度又从实践操作层面提供方案,成为我国社区文化治理研究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借鉴了美国社区文化治理的定义、历史由来、组织结构、社区文化项目类型、资金资助体系、评估体系等内容,提出我国在社区文化治理过程中应注重多个领域多种部门共同参与、文化艺术形式多样、资助投入主体多元、监管评估体系精密等内容,以更好地开展社区文化活动,构建社区文化治理模式,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而服务。     

风险社会下的公共治理策略变革与发展

风险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生存与生活,乌尔里希·贝克重新定义了风险的概念,并且开始对风险社会进行反思。风险社会的运行与工业社会下的责任分担逻辑、官僚政治、技术理性格格不入,这些矛盾暴露了现有公共治理结构、策略以及社会认知模式和理性基础的不合时宜,同时,风险社会内部也在培育变革与发展的驱动力。克服风险并谋求治理变革与社会发展,将有赖于重塑风险社会理性基础,通过发展导向下的、系统性的、主动的治理变革,全面改进风险社会下的公共治理结构与发展策略。     

公共危机与政府公共治理再造

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社会危机的可能性,由此也提出了对以增强行政组织机构快速反应能力为特点的公共治理能力的考验。我国发生公共危机尤其诱因,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功能存在缺陷。要应对危机中对于快速应变能力的要求,我国政府治理必须适应新形势,以实现政府公共治理再造。     

公共治理视角中的“政党治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公共治理理论在各国改革实践的广泛运用,公共治理已经成为学界分析和研究中国问题的框架.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执政的执政党,研究中国的公共治理问题就不能回避中国共产党在治理和善治中的责任和地位."政党治理"问题就是对公共治理理论及实践的积极正面回应.执政党必须在政党与政府、市场、社会关系中寻求各自的行为边界,并要遵循科学治党、民主治党、制度治党的原则思路,寻求科学的政党治理结构和方式.     

走向“地方的欧洲”:欧洲地方治理的发展及其启示

根植于欧洲浓厚的地方自治传统以及地方主义理念,欧洲的地方实体一直延续着其独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功能,其作为欧盟治理结构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层级,直接面向公民个体、倡导政治参与,业已构成了欧盟治理的重要维度。特别是在当前一体化的背景下,欧洲的地方治理发展引领了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地方化"潮流,延续了新时代欧洲政治文明的精神内核,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借鉴性。     

公共治理的中国适用性及其实践限度

目前国家治理话语热并不意味着对公共治理观念的肯定和接纳,相反,它是应对公共治理全球化趋势而采取的一种变通与改造。中国学术界在公共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和可行性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与争议,一些学者以中国缺乏公共治理的条件、适应对象和一元化政治结构为由,否认公共治理的中国适用性;另一些学者则通过考察中国转型社会所出现的具体社会问题而认为,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正是为公共治理提供了实践空间。否定公共治理中国适用性观念的几种论证存在着逻辑困境,但在承认公共治理具有中国适应性的同时,也需要评估公共治理的有效实践范围和适用限度,公共治理因无法避免治理失败风险,也无法解决政治结构和政治体制的基础性问题而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     

当代民间商会的地方治理功能研究综述

民间商会的地方治理功能,在中西方发展有差异,对其研究也有深入程度的不同。本文对近年来中西方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进行了梳理述评,以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公共治理问题

城镇化是当今中国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但大家的意见差别很大,就像鲁迅先生讲不同的人看红楼梦有不同的解读。笔者是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看城镇化。下面说三个问题:一是城镇治理的概念和特点;二是中国城镇化过程各种问题背后的治理机制扭曲;三是如何消除扭曲改进治理。     

社会协同治理视野下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

近年来政府公信力建设面临着诸多实际问题和突出矛盾,从历史文化、政府自身、公民等方面探寻其原因,通过剖析政府公信力建设与民主行政发展趋势之间的内在联系,阐明社会协同治理模式是构建诚信政府的理想模式。从三个方面提出多重的提升地方政府诚信的解决对策。     

全球视野中的地方治理发展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都在推进政府再造和治理变革。纵观全球视野的地方治理变迁,各国普遍呈现出某些共同的发展趋势。这些趋势主要包括:推行地方自治制度,扩大地方分权程度,建构政府间合作机制,发展多中心治理体制。     

我国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境及其化解

中国政府在面对公共危机的到来,缺乏强烈的危机意识、应急立法机制滞后、管理专业化常设机构建设上不健全。反思其消解困境的对策,应该相应树立起政府危机意识、完善政府应急的法治建设、建立专业化常设机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