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医院医生收受药品回扣的定性分析

国有医院医生收受药品回扣行为既具有应受刑罚处罚的社会危害性又具有刑事违法性。《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将国有医院医生收受药品回扣行为规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是合法的正当的也是非常及时的,严密了刑事法网,为打击医药行业的商业贿赂特别是针对国有医院医生收受回扣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医生收受处方回扣的刑法适用问题

近年来,医院医生通过开处方收受药品回扣,已是公开的秘密.医生收受处方回扣是违法行为,但是否适用"受贿罪"加以刑事处罚存在司法争议.对此,司法实践中也是做法不一,以致这种行为长期以来得不到有效规制.本文试从现实的两个案例谈起,引出关于医生通过处方收受回扣现象的刑法思考,接着指出关于处方回扣的法律争议的几种学说,提出以受贿罪论处存在的法律矛盾,最后提出立法完善对策.     

论斡旋受贿——兼谈胡长清收受符某1.3万元构成犯罪

报载 :胡长清案中 ,检察机关指控其在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间先后三次收受海南省三亚市国税局干部符某１．３万元 ,并利用职权及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向海南省国税局筹备组负责人打招呼 ,要求提拔符某 ,胡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３８８条之规定 ,构成受贿罪。法院判决认为 :胡长清１９９３年已调离国家税务局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副局长 ,其职权和地位不足以影响、制约三亚市国税局干部的提升。且符某是１９９６年按正常程序提拔的。因此 ,这１．３万元属于朋友间赠予 ,不属受贿。这场检法分歧由于胡长清受贿金额特别巨大并最终被处极刑而被人…     

金融犯罪若干罪名探析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完善过程中,金融犯罪日趋突出。文章对修订后刑法有关金融犯罪罪名的运用进行了探讨。     

试析盗窃特殊对象的定性问题

盗窃罪作为司法实践中常发罪,我国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对其犯罪构成条件已作了详尽规定,理论上的探讨也逐步深入,这为我们全面准确地认识盗窃罪提供了依据。但是,由于盗窃罪的对象即财物本身的性质和形态存在很大的差异,在理论上历来存在各种不同观点和讨论。盗窃行为本身所涉及对象的面极为广泛,在司法实践中,常常会因为盗窃对象的不同,导致定性的差别。为了准确认定针对不同对象的盗窃行为的性质,有必要对本罪的犯罪对象作重点分析和研究。     

谈共同贪污犯罪的定性问题

刑法第22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贪污是共同犯罪案件的一种特殊形式,就其定性也有特殊性。近几年贪污犯罪日趋复杂,共同贪污案件增长的幅度较大。因此有必要对共同贪污犯罪定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使犯罪分子罚当其罪,稳、准、狠地打击遏制这类犯罪。     

论大义灭亲行为

大义灭亲在法学理论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义灭亲中的杀人行为是犯罪行为 ,应受刑罚处罚 ,但要从轻或减轻处罚     

街头“撞炮”犯罪定性之我见

近年来,一种被称作“撞炮”的犯罪活动在街头巷尾日益多发起来。这种“撞炮”犯罪给侵害对象造成的财物损失重大,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犯罪分子动辄以凶器威逼、暴力伤害,极大地损害被害人的身心健康。“撞炮”犯罪活动对社会危害性极大,也已引起了公安司法部门的高度重视。但由于这是一种新的犯罪形式,我们对之尚缺乏较系统、较全面的认识,甚至在定性上也存在许多偏差现象。本文在实践调研     

盗用他人帐号和密码上网行为的定性分析

随着上网热的升温,出现了一些新的犯罪形式.甲盗用他人上网帐号及密码后,其一,不仅自己使用,而且还告诉乙并让乙使用.其二,告诉乙,乙又告诉丙,三人分别使用该帐号及密码上网.其三,甲自己不使用,但在网上公布,乙看到该帐号及密码后,用其上网,造成他人较大数额电信资费损失.在这三种情形下,应对甲、乙、丙三人加以区分,分别定性.     

抵制商业贿赂 杜绝药品回扣 维护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

医院始终把抵制商业贿赂,杜绝药品回扣作为医院的头等大事来抓。采取硬措施,整治软环境,实行阳光管理。一系列举措使得行风建设成效显著,维护医院的公益性质,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村支部书记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案情] 被告人杨某在担任村支部书记期间．利用协助镇政府工作的便利，在房屋拆迁补偿方面为该村村民包某谋取利益，收受包某所送人民币6000元；在征地方面为陈某谋取利益，收受陈某人民币10000元；在镇工业园区内征地方面为刘某谋取利益，收受刘某人民币10000元：在镇工业园区修筑水泥路方面为沈某谋取利益，收受沈某人民币10000元。     

聚众斗殴犯罪中若干问题辨析

作为一种较为常见的犯罪行为,聚众斗殴在案件定性及刑事责任承担上存在若干不同认识,通过探究立法原意,并紧密结合执法活动实践,对聚众斗殴罪的犯罪特征、聚众斗殴罪定性中存在的疑难问题鉴定标准和刑事责任承担分类认定等问题进行分析,有利于执法活动中现实问题的解决。     

拐卖犯罪中连续犯跨越不同法律时段触犯不同罪名的定性研究

由于法律的修改 ,同一犯罪行为在不同的法律时段有不同的罪名和不同的量刑标准。而同一行为在不同法律时段中触犯的不同罪名 ,其犯罪构成有一定的共性 ,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别。连续犯本应定一罪 ,却因跨越不同的法律时段而触犯了不同的罪名 ,其定性也就成为相当棘手的问题。司法实践中此问题在拐卖犯罪案中尤为突出 ,本文对此略作探讨 ,提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案 ,并兼论其他。     

“车辆碰瓷”行为的定性分析——以一则典型案例为视角

“车辆碰瓷”行为由于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理应属于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在刑事法的视野下,“车辆碰瓷”行为作为当今新型犯罪现象,对其究竟应该如何定性,值得我们深究。根据“车辆碰瓷”行为手段方式与作案时空的特殊性,结合现有刑法理论中的罪数理论,“车辆碰瓷”行为应该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敲诈勒索罪两罪。实行数罪并罚。     

我国恐怖主义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冲突研究

由于我国《刑法》对恐怖主义犯罪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导致与相关普通刑事犯罪在法律适用上产生冲突,给司法实务中的定罪与量刑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也不利于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惩治和预防。因此,论述恐怖主义犯罪与相关普通刑事犯罪之间的冲突、分析冲突产生的原因、提出解决冲突的具体对策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职务侵占案件中国家工作人员共同犯罪的定性

职务侵占案件中国家工作人员共同犯罪的类型比较复杂，其中国家工作人员与单位工作人员相互勾结，各自利用职务便利将单位财物占为己有的，其定性最具争议。对于该情形，仍然应当依照身份者的实行行为决定共同身份犯的性质这一原则定为职务侵占罪，而不能分别定罪、以主犯定罪或定贪污罪。     

信用卡“养卡”、“套现”行为的刑法定性分析——兼与刘宪权教授商榷

信用卡养卡行为与套现行为,尽管在事实构造上存在不同,但是二者在刑法规范评价上应当做相同评价,只要行为人在养卡套现活动中收取手续费,均构成非法经营罪。类似借记卡性质的预付卡性质的预付费的储值卡、房贷卡等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信用卡＂,适用于《关于办理妨碍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第一款关于信用卡＂套现＂中的＂信用卡＂。信用卡套现的司法解释是针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而不是＂非法从事资金结算业务＂。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POS机为自己套现,恶意透支的构成非法经营罪和信用卡诈骗罪想象竞合。持卡人使用POS机为自己套现,随后产生非法占有目的恶意透支的,属于转化犯,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不再构成非法经营罪。     

毒品案件侦查中控制下交付和诱惑侦查之解析

控制下交付和诱惑侦查作为司法实践中最常用而有效的特殊侦查措施,在遏制、惩处毒品、走私等犯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刑事诉讼法对控制下交付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对诱惑侦查仅进行了概括的授权。对于控制下交付,应当在适用主体、前提、目的以及审批方面进行规制;对于诱惑侦查合法性的判定标准,应坚持主观标准为主、客观标准为辅的原则。     

犯罪学中的定性与定量研究

犯罪学研究中定性与定量方法居于统治地位,故阐明其应用规程对我国犯罪学实证研究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在本体论假设、认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四个方面均存有显著差异,因此犯罪学者在研究中应充分厘清两者不同的研究路径。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在犯罪调查中均可考虑采用访谈、观察和文献调查等方法来收集犯罪数据资料。犯罪学者对于犯罪调查中所收集的数据资料,可以通过扎根理论、内容分析和语义网络等方法的应用来分析犯罪人的犯罪动机、目的和意义,也可以据此构建数据模型,以验证其理论假设是否成立。     

居间受贿犯罪定性与数额问题研究

居间受贿犯罪,是通过各种方式勾通、引荐、撮合行贿和受贿犯罪顺利实现的新型贿赂犯罪。居间受贿人原则上应成立受贿罪的共犯,但也存在成立（斡旋）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及介绍贿赂罪的余地。受贿额数是＂客观的超过要素＂,不需要行为人具有明知和容认,只要有预见可能性即可。只有这样解释,才能帮助司法者减轻不必要的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