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诽谤犯罪“情节严重”的综合判断

网络诽谤犯罪的“情节严重”应当综合判断，否则容易造成机械司法和不当出入罪现象，进而导致刑法对言论自由的不当介入与过度限制。作为一种整体的评价要素，诽谤罪“情节严重”应当同时满足构成要件中危害行为的“情节严重”和危害结果的“情节严重”，不能只做简单、片面的形式判断。需要在达到入罪门槛基础上，对诽谤行为的传播内容、传播手段、传播效果方面是否足以危害公民名誉进行实质审查，将情节犯的判断拆分为诽谤内容的虚假负面性、诽谤手段的传播公然性、诽谤后果的恶劣严重性等要素逐一评价。对于溢出基本构成要件的其他情节，如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被害人因名誉受损而自杀等，应当作为量刑情节进行考量，情节严重的可从重或加重处罚，避免量刑情节严重性与定罪情节严重性含糊不分、替代使用问题。诽谤罪“情节严重”综合判断应当按照犯罪构成要件情节、非构成要件情节的先后顺序审查，力争在司法办案中实现更高水平的法益保护和人权保障的有机平衡。     

网络诽谤构成诽谤罪之要件——兼评“两高”关于利用信息网络诽谤的解释

网络诽谤构成诽谤罪应坚守诽谤罪的构成要件标准.诽谤罪的客体是公民的名誉权而非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两高”的司法解释将“散布他人捏造的诽谤信息”解释为诽谤行为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应通过修改刑法增加此种行为方式.诽谤罪的主观方面包括间接故意.增加“散布于众”之目的要件以限制诽谤罪处罚范围.     

网络诽谤犯罪行为的规制与预防

网络诽谤犯罪持续高发。通过对其原因进行探讨,提出合理有效的防范对策,对网络诽谤行为犯罪化处理,坚持不懈开展网络清朗行动,引导公民积极自我治理,明确行为底线和界限,达到预防和减少网络诽谤犯罪的目的,彰显刑法服务社会治理的最基本功能,达到刑法最优的社会治理效果。     

网络诽谤行为的刑事司法认定

网络诽谤行为与传统诽谤行为既有一致性又有新特性,对网络诽谤行为的认定应当谨慎对待。诽谤罪是《刑法》上少数几个亲告罪之一,厘清诽谤行为的罪与非罪、诽谤罪的自诉与公诉的界限,有利于进一步对网络诽谤行为准确的定罪量刑,从而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维护网络社会的和谐。     

网络诽谤罪的客观要件分析

网络诽谤行为一直以来备受关注,其不仅涉及到宪法权利的保护,还涉及到刑法法益的保护。为了准确的打击犯罪,平衡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与自由保障机能,我们首先应当对诽谤、网络诽谤的概念及其外延进行深入研究阐述,其次应对网络诽谤的罪量标准进行定位和具体认定,从而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网络诽谤罪。     

论网络诽谤犯罪的刑法规制

涉及"网络言论自由"的案件如今已屡见不鲜,纵观我国现行立法,在有关网络诽谤犯罪的预防与惩治过程中暴露出理论研究滞后、司法实践尺度混乱、司法解释缺失以及监管秩序不完善等漏洞。由于法律的滞后性,互联网犯罪日益猖獗的现象使人束手无策,刑法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及时介入、充分保障网络环境有序发展,维护网络用户的合法权益。     

论网络诽谤犯罪的刑法规制

涉及"网络言论自由"的案件如今已屡见不鲜,纵观我国现行立法,在有关网络诽谤犯罪的预防与惩治过程中暴露出理论研究滞后、司法实践尺度混乱、司法解释缺失以及监管秩序不完善等漏洞。由于法律的滞后性,互联网犯罪日益猖獗的现象使人束手无策,刑法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及时介入、充分保障网络环境有序发展,维护网络用户的合法权益。     

微罪立法视野下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微罪罪名的设立是积极刑法观之下刑法扩张和犯罪门槛下降的具体体现.微罪的设立符合社会对安全价值的需求,也是对我国刑法结构的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微罪立法建立在前置法与刑法构成的"二元制裁体系"基础之上.在立法扩张的背景下,司法中对微罪认定时需要正确把握犯罪"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实质特征,避免将一般违法行为认定为犯罪.     

网络诽谤的既遂标准反思

诽谤罪在网络时代发生了性质转变,尤其在既遂标准上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诽谤罪。网络媒介的兴起使得网络诽谤的规制必要性增加,处罚也相应提前,对诽谤罪是危险犯还是实害犯的争论也随之展开。其实,无论是危险犯还是实害犯的定位都有以偏概全的嫌疑。网络诽谤中存在传统模式与新型模式两种,传统模式中,以少数人为受众,以信息散布造成贬损他人名誉的实害结果为既遂标准;新型模式中,以多数人为受众,以发布和放置行为为既遂标准。     

网络诽谤行为的定性分析

网络诽谤行为与传统诽谤行为既有一致性又有新特性,对网络诽谤行为的认定应当谨慎对待。诽谤罪又是刑法上少数几个亲告罪之一,对网络诽谤行为的定性存在着罪与非罪、自诉与公诉的界限问题,并且涉及国家公权力的合理介入。结合网络诽谤行为自身的特点、刑事法律规范的具体规定以及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价值选择,对待网络诽谤行为的定罪宜宽不宜严,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宜缓不宜急。     

论犯罪中止形态与其他犯罪停止形态的竞合

犯罪的中止形态在多数情况下是单独存在的,但在一定情况下可能与犯罪既遂、犯罪未遂和犯罪预备等犯罪停止形态发生竞合关系。当犯罪中止与犯罪既遂、犯罪未遂和犯罪预备发生竞合时,一般情况应按中止犯罪来处理比较合理恰当。     

浅议间接正犯的范围

间接正犯的成立范围主要是由被利用者行为的范围决定,即被利用者的哪些行为能够被幕后者用作实施犯罪意图的工具。间接正犯中的工具行为应当具备＂非正犯性＂和＂可支配性＂两个条件。     

论职务犯罪与相关犯罪的区别

职务是构成职务犯罪的前提和基础,对其内涵的理解是界定职务犯罪概念的关键。职务犯罪的复杂性使其极易与许多相关的犯罪混淆。本文从职务犯罪概念的界定入手,分别探讨了职务犯罪与经济犯罪、白领犯罪、法人犯罪的联系和区别,目的是为了对职务犯罪准确定性,准确量刑。     

转化犯之犯罪构成分析

转化犯是刑法理论中一个较为独特且尚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借助犯罪构成理论研究认为 ,转化犯 ,指在行为人实施的已构成某一故意犯罪 (本罪 )的基本行为的同时或者非法状态持续过程中 ,由于特定行为或结果的出现 ,使基本行为与特定行为或结果的结合该当另一较重的故意犯罪 (转化罪 )的构成要件 ,依法律规定以转化罪定罪处罚的犯罪形态。     

恐怖主义犯罪相关问题探析

恐怖主义的界定存在诸多争议,目前尚无定论。恐怖主义犯罪的形态可以从发动攻击者、背景根源、活动范围、动机、攻击目标等方面区分为不同的形态,每种形态均呈现其自身的特点。恐怖主义犯罪与一般暴力犯罪在犯罪形态、犯罪目的、犯罪地域、犯罪资金来源及犯罪手段上均有区别,是一种特殊的暴力犯罪。其本质特点在于恐怖性、暴力性、政治性、宣扬性和刑事违法性等几方面。     

单位犯罪主观罪过评说

理论界对单位犯罪主观罪过方面存在肯定及否定之说,并各有其学及根据,本文通过对其主观罪过的法理及实证分析,使肯定论得到支持。     

犯罪制图:城市犯罪风险分析的新技术与新挑战

城市犯罪风险分析系"平安建设"量化决策的重要基础。由于城市犯罪与空间环境存在密切关联,源自犯罪地理学的犯罪制图成为分析城市犯罪风险的新技术。依托地理信息系统(GIS)的犯罪制图技术,能够以犯罪热点探测的方式识别风险,以数学建模等方法进行风险评估,以时间序列模型等手段进行风险预警;同时,基于犯罪制图的风险分析给综合治理带来很多新的要求,故如何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背景下适用及推广犯罪制图技术成为亟待关注的新问题。     

青少年网络犯罪预防初探

网民中青少年最多,青少年网络犯罪在网络犯罪中亦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有效地预防青少年网络犯罪是预防网络犯罪的关键。只有建立结构化预防体系、加强计算机网络技术方面的建设、加强相关的法律法规保障、加强国际间的合作,才能从根本上预防青少年网络犯罪的发生和蔓延。     

关于选择犯的两个基本理论问题

一个选择犯包含几个犯罪构成而不是只有一个犯罪构成 ,因而如果行为人基于概括的故意 ,连续数个行为分别触犯一个选择犯不同的选择性罪名 ,就构成实质的数罪 ,而且不成立连续犯 ,多数情况下应予数罪并罚。     

从犯罪构成看犯罪防控(上)

犯罪构成是刑法学的重要理论问题 ,而犯罪学理论界一直有意避开对犯罪构成的研究。对犯罪学的犯罪概念和刑法学的犯罪概念作理论区分是正确的 ,但这不应该成为犯罪学研究中丢弃犯罪构成问题的理由。从对犯罪构成的分析进到对犯罪防控的探讨 ,应该是一条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