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架期间夺取财物行为的认定

基本案情 2005年2月13日12时许，被告人康某纠集宋某、王某（另案处理）采取殴打手段逼迫被害人刘某承认与康某之妻发生性关系，并将被害人刘某挟持到一招待所407房间。在招待所里，康某等人把被害人身上随身携带的一部波导手机和800元现金夺走。     

杀人后谎称被害人被绑架而索财的行为如何定罪

本文案例启示:行为人先杀人后谎称被害人被绑架而勒索财物的,由于不符合绑架罪的本质、客体特征及绑架罪中暴力手段的范围,因此不宜认定为绑架罪。此种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和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此两罪论处实行并罚。这样不但能够实现罪刑均衡,而且有利于限制死刑的适用。     

故意杀人后乘机取走被害人随身财物之定性——兼谈刑法上的占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抢劫过程中故意杀人案件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解决了实践中对抢劫过程中故意杀人行为的定罪难问题,但对“故意杀人后乘机取走被害人随身财物”的行为没有作出相应规定,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对此也存在多种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故意杀人后乘机取走被害人随身财物,应以故意杀人罪     

绑架罪司法认定的几个问题

本文案例启示：绑架行为人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杀害被绑架人的,只能作为绑架罪的加重情节。但不是所有绑架犯罪中的杀人行为都不能另外定罪,并非在绑架中伴随实施的抢劫行为都将被绑架罪所吸收,存在两罪之间择一重罪处罚的情形。     

如何认定索债型的绑架行为

一、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区分 《刑法》第238条第3款规定，“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非法拘禁罪的规定处罚。如何区分绑架行为与非法拘禁行为．一直是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的难点。     

金某涉嫌抢劫罪 被告人收取被害人主动提出的“赎金”后不予归还所抢财物的行为认定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金某于2007年10月18日趁被害人朴某淑不备,抢走其挎包一个,内有人民币500元,LG牌KG328型手机一部（价值人民币1000元）及信用卡、驾驶证、身份证等物。     

被害人过错的司法认定与适用

一、话题引出:被害人过错在涉死案件中的价值考量[案例一]被告人刘加奎因未向被害人马立未介绍生意,马立未之妻徐翠萍便将刘加奎价值300多元的肉甩到地上。马立未夫妇拒绝市场管理人员的调解,并追打刘加     

将被害人锁在房内夺取其财物的行为该如何定性

李某在长春市绿园区租住一处住房。他多次到某地板专卖店称自己要购买大量地板装修房屋，骗取该店老板的信任。某日，李某去该地板专卖店称要买地板，李某以没有带现金为由要老板去其住处取货款。地板专卖店老板用租来的车将地板运至李某租房处，老板随车押货。     

刑事被害人过错行为司法适用实证分析--以西宁市故意杀人案件为例

犯罪是一种互动行为,被害人的行为影响甚至形塑了行为人犯罪,在关注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同时,应认识到被害人过错的一面。一方面,被害人过错作为一种常见的辩护理由,在司法实践中频频出场;另一方面,被害人过错的认定在司法裁判中存在着偶然和专断。本文在分析产生此种现状的原因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在立法上法定化,在司法上规范化,旨在实现刑事被害人过错行为的司法控制。     

浅析寻衅滋事罪的司法认定——以潘某毫、潘某寿寻衅滋事案为例

寻衅滋事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行为人一般必须是出于取乐、耍威风寻求精神刺激等流氓动机才能构成本罪。本文通过对一个具体案例的分析,浅析了寻衅滋事罪的司法认定。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司法认定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认定,首先要把握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属于＂经营＂,其次是该行为是否利用了职务便利;同时符合二条件,证据确实充分时即可认定。     

逃债案件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刑事司法认定

本文结合刑事司法实践,对逃债案件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司法认定作一初步探讨。一、逃债案件情况简要分析本文研究的＂逃债＂,是指在市场经济领域中无正当理由拒绝或逃避履行按照债权合同及行政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形成的义务,[1]该债限指债权合同和具有经济交付内容行政合同之债,不包括物权合同、身份合同形成的债。     

以牟利为目的购买大量淫秽物品尚未售出的行为应如何认定

以牟利为目的购买了大量淫秽物品，但尚未售出，是否成立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的既遂？就此问题司法实践中存在分歧，且看以下两个案例。     

非法拘禁行为的司法认定探讨——以《精神卫生法》立法规定为视角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将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规定为非法拘禁罪,将会受到刑罚处罚。在法学界也一直不乏对非法拘禁行为的司法认定的讨论和研究,比如索债性非法拘禁行为的构成要件和认定标准等,但随着媒体报道和我国《精神卫生法》的出台,一种新的行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即对非精神病人强制精神病治疗(俗称被精神病)的行为。被精神病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拘禁,是否触犯了我国《刑法》第238条的规定,应否受刑事处罚,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如何认定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

根据刑法第133条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是交通肇事罪的加重处罚情节。具体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致被害人当场死亡后逃逸,此种场合,应在三至七年幅度内量刑;一种是被害人当场没有死亡而逃逸,由于行为人没有及时救助,因而导致被害人死亡,此种情形应在七年以上幅度内量刑。具体认定时,应注意下述几个问题。     

浅议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对危害结果认识不明确的概括故意——以钟某涉嫌故意伤害一案为例

对危害结果认识不明确的概括故意是概括故意中的一种,对此种概括故意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较大争议。本文以钟某涉嫌故意伤害一案为例,阐述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对危害结果认识不明确的概括故意。     

浅议《国家赔偿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及衔接——以发展非刑事司法赔偿为目的

《修正后的《国家赔偿法》,在归责原则、赔偿程序等方面改进颇多,但在民行司法赔偿方面的规范却不够细致,如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过窄、没有将民行错判纳入司法赔偿范围等。随着我国赔偿案件量的增多和非刑赔偿案件的比重增大,其弊端日渐显露。本文中从《国家赔偿法》和《侵权责任法》的关系及衔接出发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来弥补《国家赔偿法》在非刑事司法赔偿的漏洞。     

前瞻与能动:破解受贿犯罪客观方面司法认定困境——以C市某中级法院审理的收受型受贿案件为切入点

收受型受贿犯罪,是指请托人主动将贿赂物交付给行为人而行为人予以收受并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八条将收受型受贿犯罪的客观方面表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     

多重行为的常见侵财犯罪如何准确定性——以假冒海关人员查私取走被害人柴油一案的定性分析为例

本文案例启示:司法实务中,以盗窃、抢劫等常见侵财型犯罪居多,多重行为在定性时也最易混淆。准确的事实整理以及事实与法条恰当的对应,不仅是正确定性的前提,也是一个司法者必备的素质。本文以一宗假冒海关人员查私取走被害人柴油案的定性分析为例,认为司法人员在梳理案件事实时不应拘泥于法条的字面权威而必须抓住法律规定的实质,并将案件置于法条的整体背景下,如此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论我国《著作权法》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完善——以“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侵权认定为视角

作为近几年出现的新型网络传播方式,“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因不符合我国《著作权法》上任何一项专有权的规定而游离于法律规则之外,原因在于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不当缩小了国际条约中“向公众传播权”的范围,将规范的对象仅限定于“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我国应当在保留现有“信息网络传播权”名称的基础上完全依循国际条约中“向公众传播权”的内容,使其能够适用于所有网络传播行为并达到国际条约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