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内网使用与大学生的互联网社会资本——以北京大学在校生的抽样调查为例

构成社会基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网络社会中非但没有被疏离,反而成为网络生活的主体。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大学在校生校内网使用行为的抽样调查,从互联网社会资本的规模、互联网人际交往的信任程度、网络发起线下活动的参与意愿、网络生活的满意度等四个维度来考察大学生互联网社会资本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校内网使用强度对互联网社会资本影响显著,现实生活中的好友数量对互联网社会资本的规模影响显著。     

大学生性别因素与互联网互动服务使用行为的关系研究

本文具体针对Email、BBS论坛、即时通讯工具三种互联网互动服务使用行为,对368名大学生上网调查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性别与使用互联网对外联络功能、使用Email联系现实中同学和朋友、使用BBS的获取资源等部分互动服务使用行为有相关关系,这为细化互联网使用行为,进一步探讨媒介使用者特征做了铺垫。     

网络行为对青少年健康人格的影响

互联网的快速崛起和普及,对青少年的社会行为、日常生活、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研究青少年的网络行为和网络心理,对于引导青少年正确使用网络,倡导网络文明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论文分析了目前青少年网络行为心理特点,对如何引导青少年正确使用网络、克服网络心理问题从学生、学校和社会诸方面提出教育对策.     

互联网使用动机、网络密度与网民社会资本

本研究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与2010年中国各省市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多层次模型分析方法,主要考察两个问题:第一,个体层次上,探讨不同互联网使用动机对社会资本的影响;第二,结构层次上,考察在不同应用密度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资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的社交使用更能增加网络社会资本;在网络邻近性与外部性越强的结构中,互联网的社交使用对网络社会资本的增加效果越强。     

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推进路径——基于思想观念、制度结构、主体行为的分析维度

从思想观念、制度结构、主体行为三个维度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推进路径,可以发现,思想观念是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根本影响因素,需从制度人本、制度公正、制度统一、制度合理、制度法治等五个方面强化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观念变革;制度结构是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核心影响因素,需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重构、完善社会管理职能体系、重组社会管理组织结构、健全社会管理相关规范、加强制度实施机制建设等五个方面优化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体系安排;主体行为是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关键影响因素,需从加强党委领导、突出人大监督、促进政府负责、注重司法保障、推动社会协同、增强公众参与等六个方面改善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主体行为。     

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推进路径——基于思想观念、制度结构、主体行为的分析维度北大核心CSSCI

从思想观念、制度结构、主体行为三个维度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推进路径,可以发现,思想观念是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根本影响因素,需从制度人本、制度公正、制度统一、制度合理、制度法治等五个方面强化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观念变革;制度结构是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核心影响因素,需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重构、完善社会管理职能体系、重组社会管理组织结构、健全社会管理相关规范、加强制度实施机制建设等五个方面优化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体系安排;主体行为是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关键影响因素,需从加强党委领导、突出人大监督、促进政府负责、注重司法保障、推动社会协同、增强公众参与等六个方面改善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主体行为。     

互联网公共事件的议题建构与共意动员——以几起网络公共事件为例

互联网公共事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是什么因素通过何种作用机制推动那些与特定事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社会成员参与此类事件？本文借助“共意性社会运动”的概念，利用相似性案例比较的研究方法，分析了互联网公共事件中的社会动员机制。议题合法性、网络舆论一致性和议题传播的广泛性是互联网公共事件成功的保障。互联网发挥的议题建构、共意动员功能受制于议题的新闻和社会价值、网络关注度、媒体互动深度、网络报道空间等因素。成功的互联网公共事件必须能够在“媒体空间”内建构合法化的议题，克服互联网沟通结构的内在缺陷，才能实现共意动员，维持在线集体行动的成功。但是，研究者不应该夸大互联网公共事件的社会意义，其对社会变迁的推动作用受到网络舆论内在分裂倾向的制约，往往是特定的、暂时性的。互联网公共事件能否推动社会制度变迁取决于政府制度化该类事件的能力和意愿、互联网舆论的结构以及网络参与者的理性沟通等因素。     

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与我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一项经验性研究

现代社会的媒体已成为公共领域信任关系的中介。公众对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可能对政治信任产生复杂、多元的影响。本文总结出媒体使用对政治信任的两种影响路径:直接的认知效果和社会资本的中介效果,并分析互联网作为公众政治认知、互动、表达和参与的媒介,对其政治信任水平的可能影响。对一项2010—2011年全国性公众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作为传统媒体的报纸和电视与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具有不同的政治涵义。当控制住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后,在网上接触海外"另类媒介"越多、网上公共事务参与越频繁的公众,其政治信任水平越低;但网上政治信息获取、政治互动和表达与政治信任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研究还发现,传统媒体在"涵化"公众政治信任方面的功效极其微弱,体现出新媒体互联网对传统媒体政治传播效果的"挤迫效应"。本研究的结果提请相关管理部门以互联网为平台展开有效的政府-公众沟通,以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未来研究有必要采用随机样本,同时需要对政治信任概念的测量更加精细化。     

当代在校大学生恋爱认同及行为选择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利用2007-2009年大学生学习与生活状况追踪抽样调查原始数据,运用定量模型及定性资料分析了在校大学生的恋爱行为及恋爱认同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大学生的恋爱选择及恋爱认同受大学生个体特征、社会交往及家庭因素的综合影响,其恋爱行为与认同感的差异是一种社会理性选择的结果。     

青年对政府评价的影响因素

通过对多期横断面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80后"和"90后"新一代青年对政府的评价受到"互联网"和"社会公平感"两条路径的影响。相较而言,互联网对政府评价的作用有限,社会公平感对政府评价的影响才是决定性的。在控制互联网使用和社会公平感之后,政府评价的代际效应不复存在。本研究据此从合理调节民众对政府期望、转变互联网建设思路、积极营造社会公平感三个角度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为政府自身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及其发展

本研究采用基于青少年认同的亲社会行为"四维模型"(利他性、遵规公益性、关系性、特质性)编制的《青少年亲社会行为量表》,以2450名中小学在校生为研究对象,探索了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整体表现及四种类型亲社会行为的发展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女生在各项亲社会行为上的表现均优于男生;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整体表现随着年级的升高而下降;其中,遵规公益性、关系性亲社会行为的下降趋势比较明显,而特质性亲社会行为保持稳定,利他性素社会行为略有上升。本研究揭示了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发展特点与趋势,有利于学校开展针对性的德育与心理健康工作。     

跨界流动:都市青年白领的职业发展新倾向

正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尤其是进阶到Web3.0的互联网更是为创造财富打开了思路和可能性。在"新常态"形势下的今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创业带动就业"已经成为政府强力提倡和推行的政策,甚至提倡互联网创业,互联网成为创业"弄潮儿"所倚借的背景与平台。在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本研究发现,都市青年白领对自己的现状并不满意,已经开始逐渐自我反思,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方向,在互联网领域创业成为都市青年白领跨界流动的职业选择。     

网络直播中青年与社会的相互建构——以淘宝网络直播为例

在"互联网+"的时代下,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进入网络直播行业,建构新的社会交往关系,大批青年也在通过网络直播影响着他人的信息获取途径和文化娱乐方式。文章通过参与式观察及访谈的方法,对网络直播中青年与社会的互动进行探究,以研究网络直播是如何影响青年和社会之间的一种建构,研究发现社会制度、家庭及行业环境等社会因素都对网络直播中主播的行为选择及行为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主播通过在直播间中与观众的互动也会影响观众的心理及身体行为表现。     

当代青年的互联网使用与社会信任——基于CGSS2013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的数据,本文从媒介接触的角度探讨了当代青年的互联网使用与社会信任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相较于以传统媒介为主要信息来源的青年,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青年的社会信任水平显著更低;社会交往与特定价值观念对互联网使用的负面影响具有缓冲作用。随着与朋友聚会频率的提高,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对青年社会信任水平的负面影响会被削弱;对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青年和拥有中共党员身份的青年来说,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对其社会信任水平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弱。     

国外青年互联网行为研究及借鉴

本文对国外青年互联网行为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发现青年互联网行为特征存在性别、性格、国别、专业上的差异。研究者充分肯定了互联网对青年的正面影响,但也指出其负面影响不容忽视。负面影响包括网络暴力及侵犯行为、风险性互联网行为、网络学术不端行为、问题性网络行为等。青年互联网行为的监管和引导需要家长、老师、学校及政府的共同努力。国外青年互联网行为研究为我国青年互联网行为研究提供了研究内容、方法、多学科交叉方面的借鉴,并为对青年互联网行为的监管、引导与教育等方面提供了有益参考。     

“数字原生代”大学生的手机使用及手机依赖研究

本文使用"当代大学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调查研究"数据,分析大学生手机使用与沟通交流、信息获取之间的关系,进而分析手机使用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从手机使用的沟通交流和信息获取需求来解释大学生手机使用的行为和心理缺乏解释力,因此,本文认为在信息社会中,作为数字原生代的大学生手机使用行为更多的是受群体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影响,不宜将大学生手机依赖妖魔化,并据此对未来的研究视角、研究立场和研究内容作出相应的探讨。     

政治知识、社会公平感与选举参与的关系——基于媒体使用的高阶调节效应分析

为探讨政治知识与选举参与的影响关系以及社会公平感和媒体使用对该关系的作用条件,我们通过对北京、天津、黑龙江、山东、浙江、安徽、湖北、甘肃、广西壮族自治区和陕西进行问卷调查,获得了8635份中国公民的有效数据,结果显示:政治知识与个体选举参与行为的正向关系,受到社会公平感中程序公平维度的调节作用;同时,在对公民选举参与的影响关系中,政治知识与程序公平的交互效应还受到个体媒体使用的调节作用,即在偏好使用新兴媒体的条件下,政治知识与程序公平的交互效应对公民选举参与行为的正向预测影响更强。本研究验证了以政治知识为表现形式的支持性资源与政治参与行为关系中社会公平感的作用,以及该作用在不同媒体使用条件下的表现形态。     

社会情绪的结构性分布特征及其逻辑——基于互联网大数据GDELT的分析

本研究试图整合情感社会学相关理论资源,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及其相关算法,对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情绪体验的突出特征进行归纳,对阶层互动各场景中的情感氛围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从各阶层的总体性情绪体验指标来看,社会结构骨干阶层与中间阶层情绪体验的积极程度明显高于社会结构普通阶层。情感体验的阶层分布逻辑在于,社会结构普通阶层较之其他更多地暴露于多种类型的压力与风险中,而且这些压力更容易唤起其负面情绪。从阶层互动场域的"情感氛围"来看,不同阶层互动场域中的情感氛围明显不同,社会结构的骨干阶层内部互动的情感氛围相对和谐,而这一阶层与普通阶层、中间阶层与普通阶层互动场景中情感氛围相对紧张。上述有关情绪体验的阶层分布特征,有助于透视社会转型时期的阶层关系与社会结构,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

本研究使用经验研究资料对孩子经济成本和效用的特征及其变迁进行全面描述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并对孩子经济成本结构的优化提出建议。     

独生子女的社会行为取向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独生子女在人际关系中的自我定位与社会行为取向做了实证调查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独生子女的社会行为取向与传统的中国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具有明显的“个我取向”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