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实的个人”观对“经济人”假说的批判意义

经济人假说面临着自利动机的单一性、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内在限度以及哲学方法论上的不彻底性等理论与实践困境。马克思＂现实的个人＂观通过揭示＂现实的个人＂是自然与历史、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彰显了对＂经济人＂的批判价值。马克思＂现实的个人＂观是超越经济人的狭隘视野,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性选择,促进经济社会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不竭思想之源。     

论道德需要的逻辑起点——“道德经济人”理性

道德需要的逻辑起点是以“经济人”理性为基础。以道德理性为最终目标的“道德经济人”理性。“道德经济人”理性是道德理性的初级阶段。社会转型期．过分张扬“经济人”理性必会加剧道德危机，而过分主张道德理性却又曲高和寡，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一条在“经济人”理性的基础上。将道德理性从应然转变为实然的途径，这条途径就是倡导“道德经济人”理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外在的道德要求转变为公民内在自律、自觉的道德需要．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支持。     

“理性经济人”机制的缺失与儒学道德理性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现代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凸现的是一种“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精神,它拒斥“价值理性”,把道德置于视界之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经济活动中的一系列问题。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呼唤“道德经济人”,中国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崇尚道德的价值,可以为“道德经济人”建构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在义利关系问题上,儒家具有鲜明的重义轻利、公利为义、以义统利的思想倾向,它要求以义规范、制导人的行为,这一重德的价值取向对于当今的经济活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辨析--兼及当代中国经济伦理的逻辑始点问题

道德与经济存在着内在统一性,经济活动与伦理道德并不是可以相容的,经济学与伦理学的联盟对于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当代中国经济伦理研究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超越"经济人"与"道德人"作为逻辑始点研究的片面性.     

我国家族企业契约变迁障碍的经济伦理维度研究

我国家族企业契约变迁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必经阶段,其能否顺利推进会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事实上,我国家族企业契约变迁由于受到资本市场障碍、经理人市场障碍、法律障碍、企业家障碍、家族既得利益者障碍的约束而变得举步维艰,根源在于各参与方经济伦理义利观的缺失。因此,只有不断培育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思维意识,创新组织保障,研究探索新的具体制度设计,才能实现我国家族企业契约变迁的顺利推进,持续不断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     

在“经济人”与“道德人”的整合中探析行政人伦理建设

随着韦伯官僚制弊端的日益暴露,“超越官僚制”、“重塑政府”、“再造政府”的呼声日趋激烈。传统官僚制及现代官僚制中,行政主体伦理道德的缺位,业已被发现并得以广泛关注。然而,在行政伦理建设的两大方法即内、外部控制的采用上,从上个世纪30年代延续至今,西方学界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激烈争论。争论的实质,是对行政人人性不同认识的一场博弈。因此,对行政人人性的把握就成了问题的关键。本文以行政人的伦理建设为研究对象,从行政人人性的角度出发,力图在整合“经济人”与“道德人”理念的基础上,建构起内外部控制,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行政人伦理建设体系。     

自然人"经济人"人格的培养对我国经济转轨模式的影响

中国经济转轨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在客观上要求市场主体必须具备“经济人”人格,而作为市场主体之一的自然人的“经济人”人格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经济转轨也必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也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的转轨效果要好于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激进式改革模式的一个重要原因。     

维吾尔族宗教文化视野中的生态经济伦理研究

生态经济伦理是近年来学术界较为关注的内容之一,生态经济伦理反映出人类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它提倡尊重自然,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追求为了人类未来生存的可持续发展。文章试从维吾尔族传统文化的视角探讨生态经济伦理以及维吾尔族宗教文化对这一伦理思想的贡献。     

浅析经济伦理研究的三个误区

经济伦理的研究在近年来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研究误区,即:理论误区、逻辑误区和应用误区。纠正经济伦理的研究误区,目的是使经济伦理的研究能更好地为现代化经济的发展服务,使之步入健康研究的轨道。     

论经济伦理“双赢”理念与道德总原则

在经济活动越来越频繁的今天,经济伦理越来受人们和社会的重视。经济伦理中的“双赢”理念作为经济发展中的最高目标符合伦理学的优良道德。从总体上看,“双赢”符合道德总原则理论三方面内容:人性,人的伦理行为事实如何的本性的理论;道德本性,道德目的、道德终极标准的理论;人的行为应该如何的善恶原则的理论。     

创新：企业家伦理的核心价值——论熊彼特和杜拉克的企业家伦理观

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越来越巨大.无论是优良的管理秩序、理想的效益,还是富有现代精神的伦理感召力,都与创新精神有着重要的关系.创新无疑成为企业家作为经济人和管理者最重要的素质之一,转型时期的社会更需要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创新是企业家的根本职能和本质属性,创新构成了企业家伦理精神的核心.     

试论经济与伦理的相与及其现代启示

经济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是经济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维度.在历史向度上,经济与伦理的分与合;在逻辑向度上,理性行为的悖论与超越;在实践向度上,市场经济以及市场契约的共同意志向伦理的"普遍意志"的进路都说明:经济与伦理的关系的真理是保持适度张力的相与.这一认识对于目前尚不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将市场经济的契约的"共同性"提升为伦理学意义的"普遍性"(精神),使得市场经济的伦理本性体现出"自在自为"的现实性,是市场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发展的根本之所在.     

论科学发展观的经济伦理内涵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很多学者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哲学基础、理论价值和实践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深刻论述。其实，科学发展观无论是其基本内容和实质。还是其核心和根本要求都包含着深厚的经济伦理内涵。     

执政能力建设的伦理取向——兼论执政合法性

执政能力建设与执政伦理具有内在的强关联性 ,提升执政伦理是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目的 ,二者之间具有手段与目的的逻辑关系。必须将执政能力建设的规律性与执政主体建设的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 ,才能真正实现执政能力建设的目标。     

执政能力建设的伦理取向——兼论执政合法性

文章认为执政能力建设与执政伦理具有内在的强关联性,强调提升执政伦理是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目的,二者之间具有手段与目的的逻辑;文章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从多个层面具体地揭示了执政能力建设的必要性及其伦理意义;其次,深入地透析执政能力建设所蕴涵的思维品质;最后,强调必须将执政能力建设的规律性与执政主体建设执政能力的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执政能力建设之目标.     

器官捐赠的福利经济分析——方案比较与伦理引入

器官捐赠问题关乎人类的福祉水平,是福利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目前世界上有两种人体器官捐赠方式,明示同意制度和推定同意制度.本文运用效用分析,以及成本-效益的分析方法比较发现,推定同意的方式对于社会总福利影响优于明示同意制度.但是在考虑伦理价值规范之后,就不能简单认为推定同意制度更好了,方案的选择要服从弱势多数偏好法则的要求.对于中国而言,如何在不违背伦理价值的情况下,提高捐赠者的数量,让更多的生命得以延续,从而提高社会福祉水平,这需要进行社会机制的建设,包括对于捐赠者及其家属合理的补偿、建立完善的器官移植管理机构等.     

减税：还利于民——兼论税收增长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税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走向,在政府主导型经济的中国,也体现着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意图。为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了使广大老百姓获得更多的实惠,如何调整目前的税率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期专家访谈栏目刊登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博士生导师张曙光教授的文章,以飨读者。     

批判与超越：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维度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是建立在对以往旧的社会形态和各种理论与思潮的客观分析与理论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和谐的构想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他们的关于未来社会建设的思想。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深入理解和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精髓,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     

生态伦理与循环经济之关系探讨——兼析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的现状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观源发于对工业文明主流生存模式的本根性批判，因而是当代人类解决生态问题的指导性思想；而人类将其落实为实践的最佳选择便是“循环经济”模式。本文根据这一学理剖析了浙江省循环经济的现状，指出了浙江省实施循环经济的有利条件与现实缺陷，并针对这些缺陷提出了根本性的对篆。     

我国国有企业治理障碍的经济伦理意蕴研究

我国国有企业治理是中国企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能否顺利推进会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事实上,我国国有企业治理变迁由于受到两权机制混同、混杂的内部治理体系、中介组织障碍、政府角色定位难、法律制度缺陷以及残缺激励等约束而变得困难,根源在于各参与方经济伦理义利观的缺失。因此,只有不断培育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思维意识,创新组织保障,研究探索新的具体制度设计,才能实现国有企业有效治理,持续不断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