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权的界限——以《刑法》第90条为中心的法解释学展开

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权需要充分发挥民族自主权和法秩序统一之间的张力,核心在于把握好法律变通权的权力界限。以《刑法》第90条为中心展开,刑法变通权在性质上是一种立法权,其权力的边界可以通过类型化的思维予以把握,即规范维度与事实维度和程序维度与内容维度,分别对应着四个原则。     

法律逻辑的再思考——基于“论证逻辑”的研究视角

形式主义法学的历史困局误读剥离了法律与逻辑的天然联系,然而机械的演绎逻辑观忽视了法律的开放属性,法律逻辑需要一种动态和发展的逻辑观。"论证逻辑"是一种天然的法律逻辑,它善于理解并表达法律的理性特质,包括法律推理的可废止性、法律论证的论辩属性和法律对话的程序理性等。不同于基于后承关系的逻辑,"论证逻辑"实质上是一类关于非形式逻辑和形式论证理论的概括性统称。它的目的是为法律论证实践提供一种分析、比较和评估论证的综合方法,从而在证成司法证明和规范法律程序等方面发挥作用。     

语境论视阈下刑法解释方法的实践运作——以“两高”指导性案例“马乐案”为例

优质裁判结果的形成需要司法者全面、细致地解释规范,而语境论为探究意义、深刻把握科学本质提供了全新的思维模式,并为刑法解释方法的研究提供了新视野、新思维,解放了思想。在司法活动中,语境对法的安定性、生命力、裁判的可接受性以及意义的获得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语境有着特定的逻辑结构,在"马乐案"中呈现出语境与解释的关系,具体为:言内语境制约着文义、体系解释;言伴语境作用于目的解释;言外语境内隐于社会学解释。在刑法解释活动中,语境有利于统合多种解释方法共同运作。     

法律和道德的差别与联系——对哈贝马斯商谈论中道德概念的批判

道德和法律不仅在权利的理解、调节的范围、价值和规范的关系、建构和认知的关系上存在着差别,而且还在认知的不确定性、情感的不确定性以及能力的不确定性方面相互补充。哈贝马斯在对道德和法律关系的理解中只看到了知识论意义上的道德和法律的关系,而忽视了由传统文化积淀在个人内在深处的道德意识和法律之间的关系。     

法律可接受性的修辞表达——以逻辑视角为切入点

法律作为人类“定纷止争”的行动理由和理性实践应当具有可接受性,此种可接受性可部分通过其修辞属性即法律修辞的可接受性得到满足,这不仅是因为修辞学为法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推理和论证方法,更重要的是,修辞学为认识和理解法律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维方式.[1]对法律修辞的可接受性可从逻辑、主体、语境等多个视角进行分析,其中逻辑视角的分析意义不容忽视,这不仅因为逻辑特别是非形式逻辑构成着法律修辞的理论基础,而且这种非形式逻辑在修辞论证的前提选择及论证形式构建上本身就服膺于法律的可接受理论.     

民初法律冲突中的买卖婚姻——以大理院解释例为素材的考察

民国建立，旧有的买卖婚姻现象并未绝止，此“旧现象”与“新潮流”难免造成法律冲突。大理院众推事或出于中西法意的共通，或出于社会现实的兼顾，最终在处理新旧（中西）法律冲突时并未强烈颠覆旧法，而是平稳过渡。     

民初法律冲突中的孀妇改嫁——以大理院解释例为素材的考察

孀妇改嫁为传统社会的惯常现象。民国以后，此“旧现象”与“新潮流”难免造成法律冲突。在西风东渐的年代，对于孀妇改嫁的处理，大理院总体上倾向于传统的自愿立场，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受西方法的影响，给予妇女更多的权利、自由和财产。     

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范围的思考——以刑法解释冲突的法律分析为例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的权力之间应该有明确的划分.最高人民法院对刑法所作的涉及具体犯罪定罪标准等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的解释属于越权解释,故此,应该立足于上述"两高"机关的解释能力以及法治国家的要求对法律解释权的宪法规定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拨开我国刑法解释范式的迷雾——以刑法解释目标为向度

刑法解释无疑是构建现代法治的重要题域。但现行刑法解释体制的架构与实际运作因欠缺科学性而亟待重构。刑法解释目标作为探寻适用于刑法解释的最小公分母而对刑法解释权的配置具有"元意义"。以科学的客观解释论为基底,同时兼顾现有体制,主张由最高人民法院独享原本的司法解释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保有消极的立法解释权,即只能裁决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的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异议,另外赋予办案法官一定的刑法解释权。     

刑事立案管辖的制度模式及合理性考察

本文从国外较为成熟和完善的司法体制入手,以刑事案件的受理权限的分工为切入点,通过对代表性的国家立法与实践的分析和考察,为通过诉讼程序处理和规范国家职权运用和我国立案管辖制度的确立与完善,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程序借鉴。     

浅析刑事自诉案件的法律监督

在我国,由于理论上不重视、认识上不统一、立法上缺失,导致法律监督在刑事自诉程序上出现"盲区".这与<刑事诉讼法>第8条的规定相违背.为维护司法公正、防止权力滥用,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权威,根据自诉案件的特点,应在立法上明确检察机关有权对自诉案件进行全方位的法律监督,可采取事中监督与事后监督并行的方式实施.     

法律推理：形式论证与实质论证的双重演绎

法律推理是形式论证和实质论证的有机统一。形式论证与实质论证的双重演绎体现了“合法”又“合理”的价值追求。在追求司法公正的法制化进程中,我们要建立一个理想的法律推理模式来提高法律实施的效果。     

农村民族地区大力推进刑事和解制度的法律研究——以贵州农村苗族地区为例

刑事和解作为目前刑事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共同热点,其研究已呈如火如荼之式。然而,地处边远、经济落后、资源匮乏、传统民俗习惯深远的农村民族地区,由于受到历史传统的影响,更具大力推进刑事和解的社会环境。因此,扩大法律的适用范围,在农村民族地区推进刑事和解尤显必要。     

论我国侦查程序的启动与法律规制

我国侦查程序的启动采取了一种比较慎重的程序型启动模式,但在侦查程序启动之前可以采取哪些调查手段,所采取的手段处于何种法律地位,理论界和实践界对此莫衷一是。然而,我国现行的侦查程序启动模式存在根本性缺陷,对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构成了障碍,因此应进行法律规制。     

自由的理性--论康德的理性主义

康德哲学从其"理性"概念出发演绎出"自由"概念.他的"理性"概念包含了西方传统哲学中关于理性概念的两大精神要素,即"努斯"精神与"逻各斯"精神,从前者演绎出理性的"先验自由";从后者则演绎出理性的自我规范性,即意志自律.他论证这种基于纯粹理性基础之上的自由则是为了确认人是目的本身.     

侵犯著作权的刑事法律救济

侵犯著作权的刑事法律救济是著作权保护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其根源在于刑法保护著作权的执法环境不尽如人意。具体表现为著作权人自身的维权意识不到位及社会的著作权保护意识淡薄,与刑事法律救济的间接性、著作财产权的特殊性也不无关系。在中国入世的今天,加强侵犯著作权的刑事法律救济是著作权保护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究竟有没有“中国法学”？

无论是基于研究者的国籍、研究的对象、研究的指导思想还是基本概念体系或研究方法,中国法学作为学术概念都不可避免其逻辑上的矛盾.坚持所谓中国法学,追求中国法学自身的所谓特殊性、主体性,会导致法学研究的学术方向性问题:背离学术的前提--普遍性和开放性.     

亲属之间犯罪案件的特殊处理办法——以一则案例为视角

由于亲属之间的犯罪行为有其特殊性,出于维护家庭内部伦理秩序,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良好运转,对亲属之间的犯罪行为进行特殊处理有其正当性基础:中国"准五服以治罪"的历史传统,现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立法精神,刑法谦抑论、恢复性司法理念、人格责任论的理论支撑,以及出于构建和谐型社会的现实考量。因此,可以以行为人与被害人的亲属关系、行为人的人格因素、被害人的态度因素以及案件发生的环境因素等作为考量因素,以罪刑法定为原则,以限于出罪为方向,对亲属之间犯罪进行特殊处理。     

公安机关刑事法律文书的规范化制作

公安机关刑事法律文书是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依法制作和使用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专用法律文书,其制作的规范与否,直接影响侦查办案和监管活动的进行。随着法制建设、侦查办案业务建设的不断完善,一些文书制作的不规范,已不适应执法办案工作需要。文章针对文书实际制作中经常出现的各种问题,阐明对其规范化制作的设想,使其制作更具准确性、规范性,对促进整体办案质量的提高,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