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刍议

2013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和当事人刑事和解程序,但并没有针对未成年人这一特殊主体将两章内容有机衔接。建立专门化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是恢复性司法理论、尊重被害人意志以及我国传统的诉讼文化,文章在分析域外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设想。     

建立中国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探讨

将刑事和解制度纳入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领域是目前西方国家的通例,刑事和解制度对于解决未成年犯罪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在中国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条件已经具备,建议在立法上规定这一制度。     

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实践风险与制度保障

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结合了解决纠纷与未成年人保护两种理念。由于理念上的“重心偏移”,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在实践中存在未成年人保护“结构混乱”与被害人物质补偿“功能混乱”的风险。应以制度供给矫正实践偏差,通过构建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专门规则,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保障主体来优先保护未成年人利益,进而保护社会的长远利益。     

未成年人刑事记录限制公开制度问题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特殊性,刑罚一直试图在打击犯罪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对犯罪未成年人轻罪记录限制公开,不仅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完善我国现行刑事评价体系、全面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客观需要。     

共青团在未成年人刑事和解案件中的作用

刑事和解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传统刑法仅是有关刑罚的法律命题,因为刑罚可以被赔偿、道歉等措施替代。刑事和解的过程性功能在于通过一整套程序的设置践行刑事和解的理念价值,作为该程序重要内容的帮教程序对于刑事案件中的未成年人尤为重要,只有帮助其实现了复归社会才能宣告和解使命的完成。基于共青团自身的特点和优势,由其在未成年人刑事和解案件中扮演第三方并负责后期的帮教工作将是不错的选择。     

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和解的探索与实践

刑事和解制度是当今司法文明发展的趋势,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需要。目前该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其含义、原则、程序、法律后果和检察机关所处地位等问题均有待深入探讨。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通过本土化的实践最大限度地体现刑事和解的精神内涵,推进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理性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和解的探索与实践

刑事和解制度是当今司法文明发展的趋势,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需要。目前该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其含义、原则、程序、法律后果和检察机关所处地位等问题均有待于深入探讨。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通过本土化的实践最大限度地体现刑事和解的精神内涵,推进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理性发展尤为重要。     

现实与重构:“中国式”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

世界范围内未成年人犯罪率上升和犯罪低龄化问题已经成为危害社会安全的突出问题。当前我国社会处在转型期,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渐突出,需要发挥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作用。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要引入区别于成年人的刑事和解制度,并构建中国式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以和为贵一直是我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精髓,这种和理念更应贯穿于中国式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整个过程。     

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和解不诉制度的思考

近年来,青少年犯罪已迅速成为我国刑事犯罪的主体。检察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如何真正做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本文拟就在审查起诉工作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与大家作初步探讨。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引入和解制度探析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一种新型的刑事案件处理机制-刑事和解制度成为当前法学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的热点话题。刑事和解的价值在于:有利于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利益;有利于矫正犯罪,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有利于节约司法成本;妥善处理和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有必要对刑事和解的理论及实践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本专题着重从司法实践层面,就刑事和解在检察阶段、轻伤害案、未成年人犯罪、亲属间重伤害案等问题的适用展开研讨。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解制度现实审视与优化策略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解制度在同步保护未成年被追诉人及被害人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具备理论上的可行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在明确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解概念、特点、价值的基础上,结合立法及司法实践,对其进行全面审视,发现存在缺乏专门性立法、公开民主化不足、主持主体混乱及配套机制未完善等方面的现实问题。进而提出建立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解相关法律法规、夯实法治保障基础;保护未成年人隐私与公开透明开展刑事和解并举、做实社会支持基础;赋予法院以中心性地位、确保程序正义;配套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保障及奖惩机制,实现持续、有效开展等优化策略,以期充分发挥其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的价值。     

刑事和解实务问题研究/刑事和解的价值追求与制度构建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一种新型的刑事案件处理机制—刑事和解制度成为当前法学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的热点话题。刑事和解的价值在于:有利于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利益;有利于矫正犯罪,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有利于节约司法成本;妥善处理和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有必要对刑事和解的理论及实践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本专题着重从司法实践层面,就刑事和解在检察阶段、轻伤害案、未成年人犯罪、亲属间重伤害案等问题的适用展开研讨。     

未成年人刑事指定辩护制度实证分析

未成年人刑事指定辩护制度是法律援助中一项重要制度,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指定辩护提前至侦查阶段,并贯穿于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有利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通过加大法律援助经费投入,建立专门法律援助队伍,同时建立指定辩护律师监督、考核与奖惩机制,能有效提高办案质量。     

浅析刑事和解的制度定位

刑事和解作为恢复性司法理念下的重要制度,近年来在我国有所发展并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该制度的建立对被害人主体地位的回归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将着重分析和解过程中调解手段的运用、刑事和解制度与国家刑罚权的协调及该制度在我国的运用的一些问题,以求更好的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刑事诉讼中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研究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一章中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它是坚持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的需要,是出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殊性的需要,是更好地保护涉罪未成年人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总结犯罪规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需要。社会调查制度应坚持全面、客观公正、全程的调查原则。社会调查主体专业、调查内容全面、真实、客观公正和审查判断的规范,是构建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基础。     

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的社会调查制度

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社会调查制度体现了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保护原则.社会调查制度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在借鉴国(境)外经验的基础上,我国一些地方司法机关进行有益的尝试.我国的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着调查主体、内容不明确等问题,应通过立法或者司法解释予以完善.     

完善上海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的构想

上海是来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的发源地之一.探索中国特色的上海市未检工作,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未检机构从依附于起诉部门的少起组发展成为独立建制的未检科,工作内容由简到繁.上海未检工作在实践和探索中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作体系,有了自己的鲜明特色.作为检察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还有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发展.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制度研究

“刑罚与其严厉不如缓和”,目前从世界各国家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方式来看,轻刑化、非刑事化、非监禁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刑事一体化主要是一种认识和处理犯罪与刑罚等刑事法问题的研究理念和范式,在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的研究过程中倡导刑事一体化的研究思路并付诸于司法实践,有利于拓展犯罪未成年人的轻刑化及其预防矫正工作的视野,加深对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全方位、多角度的理解。     

论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建构

刑事和解制度使被害人因享有了追诉与否的决定权而获得更切实的赔偿,被告人也因摆脱了“罪犯标签”的纠缠而能够更加顺利地复归社会,因而这种制度无论对国家、社会、还是当事人都是一种较佳制度选择。我国“倡导和谐、反对争讼”的传统观念为刑事和解制度提供了文化基础;我国民间事实上存在着的大量“私了”案件的情形,为刑事和解制度的引进奠定了心理基础;我国的传统调解机制与遍布的调解网络为刑事和解制度的引进奠定了组织基础。因而,在我国引进该项制度完全是可行的。在制度设计上,应兼顾国情对国外的刑事和解制度加以修正,以适合我国的社会发展与进步。     

刑事和解与正义之恢复

刑事和解在尊重被害人、促使加害人认罪悔过改过自新方面,具有恢复失去的正义,尽快平息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矛盾的作用。它体现了西方最新的刑罚价值理念——恢复正义理论,也契合了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并非对刑法基本原则的背离,有实行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