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的原因与教训

1932年春至1934年夏,湘鄂西苏区开展了四次以反“改组派”为主要内容的肃反斗争。在这长达两年多的内部肃反中。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包括段德昌在内的大批红军和地方干部以“改组派”等罪名被错杀。出现了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初步探讨。一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指导是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重要原因。湘鄂西苏区的肃反是在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开展起来的。共产国际及中央对湘鄂西中央分局的错误指示直接影响着湘鄂西苏区的肃反工作。表现在: 第一.不能实事求是地估计苏区的阶级斗争形势与党内状况,盲目要求并错误指导湘鄂西苏     

贺龙与湘鄂西苏区的肃反

1932年春天至1934年秋天,以夏曦为首的湘鄂西分局贯彻王明“左”倾路线,在以洪湖苏区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肃反,滥杀了大批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直接导致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丢掉了整个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贺龙不同意夏曦的错误做法,并在肃反问题上与夏曦进行过激烈的斗争。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集团却在洪湖苏区肃反问题上无端指责贺龙,使贺龙元帅蒙冤受屈。     

夏曦与苏区“肃反”

1928至1935年．由于“左”倾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在苏区各地疯狂展开，中央苏区的肃“AB团”运动、闽西苏区的肃“社会民主党”运动、鄂豫皖根据地、湘鄂西苏区、赣东北苏区、陕北根据地的“肃反”运动都曾使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惨遭杀害。湘鄂西苏区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苏区之一，夏曦在这一苏区的肃反活动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自1932年起，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之内，就先后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肃反活动，使3万多人的红3军迅速下降到3000余人，弄得整个部队人心惶惶。     

闽北苏区肃反扩大化的一些情况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闽北苏区曾发生过肃反扩大化的惨痛事件。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间,一大批无辜的革命干部和群众被以“改组派”、“AB团”的罪名抓捕,被杀者约二千余人,其中崇安苏区的有六百余人。肃反扩大化给苏区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间,方志敏同志在狱中就沉痛地指出:“我现在肯定地说,赣东北和闽北的肃反工作,是有错误的,无形中使革命受到不少损失!应该用布尔什     

彭德怀甄别伪造信

<正>编前语：1930年10月，国民党调集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一次大规模“围剿”，中央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斗争拉开序幕。此时，根据地内部掀起了一场以反AB团、反改组派为主要内容的肃反运动，后由错误肃反引起了富田事变。富田事变如后院之火，与国民党的前门之敌相夹击，形成了危险局面。12月17日，彭德怀与朱德、黄公略联名发表宣言，对长期共事的战友毛泽东毫无保留地表示了支持。     

“富田事变”中的彭德怀与毛泽东

1930年11月1日，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颁布命令：“移师赣江东岸，诱敌深入，待其疲惫而歼灭之”，正式拉开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序幕。适于此时，根据地内部又掀起了一场以反AB团、改组派为主要内容的肃反运动。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赣西南特委仅在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就枪杀、逮捕了部长6人，嫌     

湘鄂西苏区中央分局“北向发展”战略述论

湘鄂西苏区中央分局成立之时,中共中央赋予其“扩展苏区范围”的使命。确定湘鄂西苏区发展方向,成了湘鄂西苏区中央分局成立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在综合考虑洪湖苏区空间狭小和1931年水灾造成的严重困境等现实情况后,湘鄂西中央分局制定了“北向发展”战略。从1931年8月开始,湘鄂西苏区中央分局从构建组织体系、夯实群众基础和强化军事进攻三方面全力推进“北向发展”战略实施,在襄北取得重要进展。但是,一年后“北向发展战略”遭到国民党“总力战部署”的强力反制。此时,湘鄂西苏区内部依然纷争不断,内耗严重。这些主客观因素叠加在一起,最终导致“北向发展”战略失败。     

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刘昌毅将军

他叫刘昌毅。战争年代,他与死神打过好几次交道,有着特殊的经历。周恩来总理说他坎坷多,负伤多,有战功,是个“血淋淋的人”;李先念主席称他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一员出色战将。 时任连指导员的刘昌毅在“肃反”中被定为“改组派”,由于团长出面力保,他才幸免于难。 1933年春,从鄂豫皖苏区历尽艰辛转战到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刚在新地站稳脚跟,张国焘又故伎重演,借“肃反”之名,行排除异己之实,以所谓“取消派”、“改组派”等莫须有的罪名,关押并杀害了一大批红军将领和中下级干部,弄得人心惶惶。时任连指导员的刘昌毅也莫名其妙地被人五花大绑起来,从战场上押回驻地南坝坡,关进了禁闭室。     

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原因

从中央苏区当时情况看,肃反是必要的,但因指导思想的“左”倾和方法手段的错误,致使肃反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其原因归结为以下几方面:一、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是肃反扩大化的重要因素。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初,共产国际向中共发来一系列“左”倾指示。它使中共对革命形势和阶级力量的估计出现了偏差,使反富农斗争走上歧途。共产国际认为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改组派是一个反革命集团。这种错误的理论导向使中共的阶级斗争实践步入误区,并成为肃反的理论依据。二、中共中央的“左”倾政策及其指示是导致肃反错误的基本因素。中共中央在《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中认为在过去     

红军名将许继慎之死

1931年9月上旬，张国焘决定撤销曾中生的红四军政委职务，派陈昌浩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代表，到前线接替红四军政委一职。曾中生的军权被剥夺了后，张国焘又抓到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通敌”的“证据”，揪出了一大批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肃反”的工作很有“成效”。看到鄂豫皖苏区这种局面，张围焘心中不禁窃喜。     

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陵园

<正>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陵园坐落在湖北省洪湖市城区西南郊,1978年10月始建,占地面积606亩。纪念馆雄伟肃穆,主体建筑有贺龙元帅铜像、四柱牌坊、烈士纪念碑、革命历史馆、革命烈士馆、革命烈士纪念墙、将军墓等。以洪湖苏区为重点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是由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为代表的洪湖党组织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带领苏区军民经过英勇的斗争建立起来的,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西苏区的中心,它在中国革命史上     

红三军参谋长唐赤英

正唐赤英,1903年出生于四川省大足县(今重庆市大足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他先后任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红三军参谋长、洪湖警卫师师长,参与指挥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第三、四次反"围剿"战斗。洪湖苏区被敌人占领后,他与军长贺龙率红三军经豫西南、陕南、川鄂边,到湘鄂边开展游击战争。1933年,因反对王明"左"倾路线,在"肃反"中被诬陷杀害。1945年,党的七大追认唐赤英为革命烈士。     

泣血洪湖——夏曦与湘鄂西苏区大肃反（上）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开辟的三大块红色苏区之一，也是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第二方面军的诞生地。然而，上世纪30年代初期，在“左”倾错误指导下的肃反风暴，使这块红色土地上的许多共产党人、红军战士没有倒在杀敌的战场上，却冤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红色苏区也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鲜为人知的中央苏区“信丰事件”

正由肃反扩大化引起的"富田事变",作为中央苏区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对广大党史爱好者来说,可能比较熟悉。但与此相关的"信丰事件",熟知的人可能不多。笔者根据相关史料,现将这一事件的原貌"复原"如下:"信丰事件"是"富田事变"的余音受"左"的思想影响,1930年5月,赣西南苏区的肃反进一步扩大化,子虚乌有的AB团事件不断发酵升级,反AB团的斗争从党外转入党内,苏区党政机关和军队内部一些同志被误为AB团的人被捕、杀。12月初,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毛泽东为书记)根据严刑逼供下的"口供",决定派李韶九(湖南嘉和县人,1903年生,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人生结局(三)

牺牲了宝贵生命为后人所怀念“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有不少人抱定革命信念,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乃至以生命为代价。沈泽民曾是鄂豫皖区“肃反”的灵魂人物,假若没有他这个副书记的有力支持,张国焘可能根本无法控制苏区的党和红军。但他在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苏区后,留在了大别山坚持战斗。当时的鄂豫皖苏区的斗争是异常危险     

闽西苏区的“肃清社会民主党”冤案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左”倾错误的指导,闽西苏区在1931年发动了所谓“肃清社会民主党”的肃反运动,铸成了一大冤案。数千名共产党员、红军指战员及苏区干部群众无辜被害,致使闽西苏区遭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一令人痛心的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我们今天来研究其发生、发展的种种原因及其恶果,从中汲取历史的教训,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一闽西苏区的“肃清社会民主党”(以下简称“肃社党”)运动,始发于1931年初。在1930年下半年贯彻立三路线以后,闽西苏区在军事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诸方面都受到严重的损害。苏区某些领导、对此不是从自身的方面总结教训,而是从“左”倾观念出发,错误地判断     

任弼时阻杀刘亚球

一九三四年初,湘赣苏区和红军面临严峻的局势,外有敌人的“围剿”,内有“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政策,特别是肃反扩大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搞得人心惶惶。就在这种情况下刘亚球出任独立团政委。这个独立团,是湘赣苏区组织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把它们派往远离苏区的井冈山区去据守,企图以犄角之势卫护根据地,打破第五次“围剿”。这是一次孤军突击的军事行动。为了尽量减少部队的损失,湘赣省委     

中共湘鄂西苏区的水灾与革命策略调适(1931～1932)

北伐运动进至湖北时,正逢1926年水灾,免除自然灾害的后续威胁是新政权面临的紧要问题。在堤工经费筹集上,国民政府与中共领导下的农民协会之间产生分歧。国共分裂之后,中共将灾民视为重要的革命动员对象。在军事斗争的配合下,湘鄂西苏区建立起来。1931年水灾后,湘鄂西苏区采取在苏区内、外夺取物资的方式度荒。1932年初,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主张以灾民推动土地革命,但灾民更关心是否能获取物资供应。在春汛将到来之际,苏区被迫放弃斗争,集中力量推动苏区和国民政府的堤工建设。在自然灾害的剧烈冲击下,苏维埃地方政府被迫有选择地调整革命策略,与国民政府进行有限度的"合作"。引入自然环境这一要素,为革命史研究提供了新视野。     

中流砥柱——曾中生在鄂豫皖第一次反“围剿”中

1930年冬,鄂豫皖苏区军民英勇地粉粹了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作为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的曾中生,在组织领导这次反“围剿”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徐向前在回顾这次斗争时,给予曾中生以     

湘赣省苏区肃反问题初探

湘赣省苏区的肃反,是指1931年8月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成立至1934年7月红六军团西征这一期间湘赣革命根据地范围内的肃反情况。本文想就党史、现代史教学研究中的“禁区”——湘赣省苏区肃反的历史背景、起因及其过程,以及它对当时革命所带来的危害和历史教训作一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