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目前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几点认识——从制度到组织的检视与完善

著作权集体管理是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著作权保护的组织形式。本文从近来引起广泛关注的《北京晚报》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论辩说起,以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制度构建和组织建设为视角,对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的现状及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并从这两个角度重点阐述了我国现阶段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完善问题。     

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从市场垄断谈起

著作权集体管理是一套可以调和著作权人与著作使用人之使用、费用收取与著作管理的制度,在许多西方国家也一直适切担任著作权集体管理的角色,然2006年发生卡拉OK版权问题,著作权集体管理在中国就成为一个令人又爱又恨的制度,其中最令人诟病的莫过于其垄断著作权集体馆管理市场。本文旨在讨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垄断性质产生的原因,并改善垄断性的方法,从法制度到执行面,希望进行全面性的调整,降低集体管理组织的垄断性,能够改变大众对于集体管理组织的印象,重获著作权人与使用人对于集体管理组织的信任与使用。     

论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范围

由于合理使用处在权利与限制的交界处,其适用范围的任何变化,都可能重塑著作权法。面对新技术的冲击,在确定合理使用的适用范围时,不能因技术的便利而干涉著作权市场对信息资源的配置,而应恪守合理使用最初的立法理由,将其定位为对市场失灵的弥补,在利用行为有助于公共利益的基础上,考察其是否符合交易不能或正外部性市场失灵,同时把对作品潜在市场的影响视为最关键的判断标准。这不但维护了著作权的私权属性,更是界定合理使用适用范围的最佳路径。     

论我国著作权转让登记公示制度的构建--从著作权的"一女多嫁"谈起

著作权“一女多嫁”现象在我国频频发生,究其原因,是我国著作权法在允许著作财产权转让的同时,没有建立起保护交易安全的相应制度。著作权转让登记公示制度的建构既有安全、伦理性价值和证据支持,也有其深厚的制度底蕴。因此,在借鉴外国的立法例,并适度遵循我国的制度系统惯性的基础上,有必要构建我国的著作权转让登记公示制度。     

设立著作权转让登记对抗制度的必要性——以著作权质押融资为视角

目前我国实行的著作权合意转让原则导致贷款银行难以规避著作权质押落空的风险,削弱了知识产权出质登记制度的效力。我国法律应明确规定著作权转让登记对抗制度,即著作权转让登记是非强制性的,但未经登记的著作权转让不能对抗第三人。著作权转让自愿登记与出质登记的衔接能够实现著作权质权人及著作权受让人的风险规避。     

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及其对出版业的影响

出版业与著作权保护制度是同步产生、相互影响的,出版业又处于作者权益与公众利益的分水岭,因此,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取向对出版业的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虽然为我国出版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它还存在着诸如界限比较模糊、实施成本不经济等等弊端,对出版业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制约。所以,我国应当吸收和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关于著作权合理使用的立法例,增设著作权合理使用判断标准方面的规定,并将现在封闭式的列举规定改为列举与概括相结合的开放式规定,以期为未来发展预留一定的空间。     

对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反思

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采用具体列举的立法模式,并将其适用的对象限定于著作财产权,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社会与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未来应将其适用的对象扩充至著作人身权,改采概括加列举的立法模式,制定合理使用的一般条款,修订现有具体列举条款,增加新的具体列举规范.     

著作权保护的现代发展:从侵权限止到交易励进

现代著作权法对著作权的保护,从限制或禁止侵权行为的防御性保护,发展到鼓励和促进著作权交易的积极性保护,源于知识经济与互联网时代"限禁"著作权侵权行为但难"止"的现实.现代著作权法励进著作权人最大限度地利用著作权实现权益.著作权保护期的限制、著作邻接权概念的创设、限制著作权的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与强制许可制度,及至著作权出资的投资形式,潜藏其中的是著作权人权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动态均衡.     

软件商业模式的变革对著作权制度的影响

软件业的发展历经盒装软件、网络发行与软件即服务(SaaS)三种商业模式,每一种商业模式的出现均对著作权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盒装软件商业模式下,著作权法主要注重对软件复制权的保护。网络发行模式则对软件的发行权提出了挑战,同时,软件侵权的方式和软件提供商获取著作权收益及维权的方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建立在云计算基础上的SaaS模式,不但软件著作权的保护内容、发行方式和侵权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软件提供商对保护其著作权的方式也进行了创新,其实行的更严格技术措施和许可合同,甚至引发了是否合法的激烈争论。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对现行著作权制度带来的新问题

近年来，信息的数字化技术发展迅速，导致一系列数字作品的出现。这些数字作品的出现以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对现行的著作权保护制度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知识产权界普遍注意的中心。本文就信息的数字化技术和数字作品、作品的数字化对现行著作权法提出的新问题、数字作品开发过程中的著作问题、信息高速公路及有关的著作权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     

网盘平台创新服务的著作权保护 从平台责任到合规治理

随着以秒传、离线下载、分享、在线播放等为代表的新型网盘服务的发展,著作权人对网盘平台服务器上作品的控制力进一步下降,网络著作权侵权风险更加突出。但是,在现行著作权法框架下,网盘平台的著作权法律责任适用存在显著困难：一方面网盘平台很难因现有的服务创新而承担直接侵权责任;另一方面,网盘平台在收到合格通知后,只能采取在权利人看来仍很有限的处置措施。考虑到相关著作权法律制度适用后并不能约束新增的侵权风险,可行的解决方案是结合当前对于“守门人”和合规治理的理论制度探索,聚焦风险和纠纷集中的大型网盘平台,构建让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机制。综合考虑合规治理的特性、实施可能性、约束性和动力机制,不同大型网盘平台可以按照自主与灵活、能力与成本、合法与合作、问责与激励原则,自行或在著作权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审慎设计具体方案。     

数字时代著作权刑法保护的机制向度——兼论从回应到预防的范式演变

通过对著作权犯罪立法规范与司法适用的实证考察发现,我国以往灭火式被动回应的刑法规制存在着过度扩张解释违反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滞后的立法无法实现著作权的全面保护等弊端。数字时代著作权的刑法保护理念应进行从被动回应到主动预防的范式转换,保护范围应从关注核心到覆盖边缘。完善路径是在司法层面上,区分不同类型的网络服务提供商进行规制;在立法层面上,应对商业性提供规避手段的“预备行为”进行犯罪化,增设“向他人提供非法规避技术保护措施的设备、服务罪”。     

平面转换到立体的著作权问题探析——由两起案例引发的思考

我国1991年的<著作权法>规定:"按照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及其说明进行施工、生产工业品,不属于本法所称的复制."2001年修正后的新<著作权法>则删除了此规定,从新法条文的表面文义看,复制是否扩展到"平面到立体"的转换,并不十分明确,因而引发较大的争议.上述问题可以从法律条文、海外经验、法理等方面进行论证分析,由此可以得出,对于"平面到立体"的转换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要视具体的著作权客体而定,可把著作分为两大类:一为美术作品,如绘画、书法、照片等;二为图形作品,如电路图、产品设计图纸等科技或工程设计图.在进行立体转换时,前者可认定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而后者则不构成.     

微博里的著作权（一）——“转发”微博侵权吗

微博是一个充满创意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传播与分享的空间。微博之所以能够让信息和作品在瞬间传遍大江南北,依靠的就是它最基础的一项功能——转发。     

作品独创性对著作权司法的影响

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推动下,以著作权为核心内容的文化创意产业,把文化、技术、产品和市场有机结合起来,成为促进传统产业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推动力量。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著作权的保护。文化产业健康有序快     

浅谈著作权对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的影响

2001年10月27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案是我国知识产权方面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律，高校图书馆作为文献资料的收藏者和传播者，在深化读者服务的同时，如何贯彻、执行新著作权法是我们每一个图书馆工作人员应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本文从采购、复印、网络等几个方面试谈著作权法对图书馆的影响。     

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与限制——评吴汉东教授的《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

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一直都是著作权领域中存有争议的内容。在不同的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合理使用的界定和范围都有重大的差异。吴汉东教授的《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在对合理使用的定义、范围、使用以及限制方面从理论和实践角度作出了完整和透彻的诠释,使读者能够重新审视著作权中这一不可或缺的制度。     

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必然选择——对调解制度的文化解释与功能主义分析

调解是一种重要的非诉讼纠纷解决(ADR)方式,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衰微之后,在社会纠纷解决需求的促进下,开始在转型时期中国的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中有着更积极的意义。本文通过文化解释、功能主义两个不同的社会学理论,结合实际,对调解制度进行分析,认为该制度将成为我国今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必然选择。     

著作权间接责任制度的扩张与限制——美国判例的启示

著作权领域的间接责任制度来自于美国的普通法，其主要由替代责任、帮助侵权与索尼原则构成，并在新的判例中不断丰富完善。然而，在与P2P相关的一系列判决中，美国法院对间接责任中“非法意图”扩张解释，排除了索尼原则的正确适用，使新传播技术的提供者难以预见其潜在的法律责任。Grokster案中明确的引诱侵权修正了传统间接责任中的这一问题，其对责任人“意图”的清晰界定可以完善间接责任的判定标准。我国相关立法还没有间接责任制度，美国判例法的相关发展进程可为我国立法提供一定的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