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研究综述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研究范围覆盖了大部分民族地区,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视角研究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研究内容涵盖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特殊性等方面,其中社会治理创新、民族传统与本土资源、社会治理法治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研究热点。今后研究重点应关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构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共同体和实现城乡统筹、协同推进等方面,以推进民族地区加速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以乐山“两县一区”为例

乐山两县一区除了金口河区外,其他两县彝族人口占了绝大多数,民族文化的差异、历史遗留问题、自然条件、生存环境等造成地方贫困发生率高,粗放型的发展方式致使有的地方环境恶化,也加剧了一些社会矛盾,群体性事件、治安事件时有发生。通过对两县一区社会治理的做法和经验进行梳理,了解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从而对新形势下的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回溯与展望:中国共产党在云南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实践——基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视角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云南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实践在民族建设与发展的诸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理经验,这对于创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体系、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必须立足民族地方实际与时代要求的双重基础,以新时代下的国家治理为导向,把握住云南作为开放前沿的历史机遇,从而推进云南民族地区向多元化社会治理模式迈进。     

乡规民约在西南民族地区农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研究

乡规民约在西南民族地区农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田野调查,在对乡规民约在西南民族地区农村治理中存在问题调查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乡规民约在西南民族地区农村治理中存在道德和法治两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治理体系建设和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山高皇帝远:1949年前中国中央政府与西南民族地区的乡村社会

建国以前,中央政府基本上没有能力去管控、影响西南民族地区社会的正常运行,乡村社会人民的日常生活和生存状态主要是受强势土司及其权力结构的影响。寨老以中央政府作为后盾,在日常生活中向地方社会灌输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地方化了的儒家伦理道德的新面目即民族地区习惯法影响大众,左右大众的社会行为,由此达到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从而导致地方社会相对于中央来说是一种山高皇帝远的状态,中央相对于地方来说则处于弱控制。正是这种弱控制,无形之中加剧了中央与地方社会的疏离,国家与社会呈现出相对分离的状态。     

云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以西双版纳州为例

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创新应把激发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作为优先选项,扩大社会治理的范围,提升社会治理的能力。借鉴国内外社会治理主要理论及实践模式,基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个案分析和当地城乡社区、垦区(农场)等实地调研,反映现状及存在不足,提炼总结社会治理中的有益经验,继而从提升服务各族群众能力,提升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能力,增强各民族的民族认同、社会认同和国家认同等方面对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路径展开研究探讨。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与时俱进的正向选择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不仅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带来的问题,还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及不同性质的各种非政府组织的挑战,存在着丰富多彩的传统社会管理机制,面临着毒品和艾滋病、民族关系、宗教渗透、社会流动等社会突出问题。在边疆民族地区构建切实有效的社会治理机制,必须因时制宜,在充分考虑边疆和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寻求创新和发展,以使各种机制的运行真正科学、有效。     

走向当代社会治理的民族地区基层民主建设

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兴起的治理思潮中形成的治理概念,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被赋予了更多新的时代特点和更为丰富的内涵。要使当代社会治理理念能够更好地扎根于民族地区的土壤,更好地实现这些地区的公共治理,迫切需要这些地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与时俱进。为此,必须进一步明确当代社会治理对民族地区基层民主建设提出的要求,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有效路子。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对民族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1949年11月至1952年7月,邓小平受命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政委、西南军区政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在短短2年零7个月的时间里,面对纷繁复杂的西南民族问题,邓小平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结合西南地区民族工作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路线和民族政策,通过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不仅成功地清除了国民党残留在西南地区的反动力量,而且有效地治愈了历史上长期以来因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造成的民族隔阂,有力地推动了大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团结、稳定、融合与持续发展,为各民族由新民主主义步入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邓小平关于解决西南民族问题的一系列极富开创性的主张与论述,是我党民族路线和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凝聚治理合力 创新社会治理——基于济南市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的实践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把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这为今后的社会建设指明了方向。近年来,济南市把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打造了一些具有济南特色的品牌和模式。同时,济南市的社会治理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如社会建设理念急需转变,社会治理体系发育稚弱,社会组织整体活力不足,居民自治潜力有待挖掘等,亟需加以重视并妥善解决,重要的是要形成社会治理的合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多元模式的评价与反思——基于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的实践分析

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的实践初步形成了七种社会治理创新模式,这些模式在化解社会矛盾、改善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这些模式仍然存在实现社会公正的制度规则不足,重管轻治、重政府治理轻社会协同,法制化治理缺失和虚拟社会管理探索不足等问题。对此,文章提出要通过进一步更新观念、建设基于社会公正的制度规则、利用大数据加强对虚拟社会的管理、由人治转向法治、建立涉及民生的信息公开机制和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政府—公民合作的协同型社会治理模式等措施来完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以推进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我国社会矛盾调解治理模式创新研究——基于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实践的分析与思考

我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经过积极探索,各地形成了多种社会矛盾调解治理新模式,对于促进地方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些社会矛盾治理创新模式仍然存在制度创设不足、控制为主、治理成本高及人治化、运动式色彩浓厚等问题,根源在于社会矛盾治理的理念落后、法治化治理模式不足和政府治理转型不够,部分抵消了社会矛盾治理模式的效果。为此,要积极构建政府与社会共治的模式,完善民意诉求和利益表达机制,积极推进依法治理模式,改变人治和控制为主的治理模式。而政府自身的治理转型是完善社会矛盾治理模式的根本。     

禁毒社会治理格局下的凉山禁毒实践创新

凉山州毒品问题由来已久,一度成为制约当地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民族兴衰和基层治理的突出问题,被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带帽”重点整治。近年来,凉山州各级党委、政府和基层民众通过健全法律体系、创建禁毒示范、提升打控实效、巩固戒毒成效等33项系列举措,从体制、机制、内容和方法四个维度创新开展禁毒工作,创建了民族地区基层禁毒社会治理的“凉山模式”,实现了扶贫攻坚与禁毒治理“双摘帽”目标,经济社会发展和禁毒工作面貌一新,取得了丰富而宝贵的基层禁毒社会治理经验,成为全国禁毒工作的样板。     

西南民族地区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探析

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西南民族地区高校的传播是一项重要的任务。从坚持理论指导、加强队伍建设、健全机制、创新载体、营造氛围五个维度探析西南民族地区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地区山林权纠纷治理的法治进路——基于广西N县的实证分析

随着山林地及林产品的大幅升值,民族地区群众因争夺山林地爆发冲突的情况不断增多。通过对广西N县山林纠纷的考察,山林权纠纷产生有着历史、宗族、经济方面的原因,且在纠纷治理上存在着调处队伍建设滞后、司法解决不被群众认可、存在外部干预及群众法律意识不强等问题。作为治理方案,应加快构建山林纠纷长效调处工作机制、加大调处力度,重视民族习惯法运用,加大法制宣传力度等多种方式,将民族地区山林纠纷治理纳入法治轨道,构筑法治化的纠纷治理解决机制。     

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机制研究

当前,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面临毒品走私、传染病、自然灾害、突发性群体事件以及民族分裂分子的恐怖袭击等诸多问题。只有在立足于民族地区特点的基础上,加快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建立社会预警系统,构建一套完善的社会稳定机制,才能有效维护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