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乡村公共品供给机制研究：公共治理的视角

公共品供给是决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科学合理的公共品供给制度对于推进农村发展战略至关重要。自由化改革以来,印度政府在公共品供给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探索并取得显著成绩。本文拟从公共治理的理论视角出发,结合印度乡村治理的具体实践,对印度乡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背景、现状、机制等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以期为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提供有益的借鉴。     

日趋活跃的印度公共外交

印度进行公共外交主要是为了应对快速变化的全球环境、赢得公共外交竞赛的主动权、提升其在全球特别是南亚邻国中的形象以及获取国内民众对国家政策的支持。为此,印度采取了多种形式的公共外交,并已取得了一些成效,文化影响不断扩大,国际形象获得一定改善,外国直接投资不断增加。但一些因素制约着印度公共外交取得更大成就,如缺少综合性的公共外交战略,贫穷与腐败问题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尤其是强奸案件频发,与南亚邻国的关系仍未有实质性改善等。     

东盟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与困境分析

近年来,随着地区合作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以及相应的地区政治研究的兴起,地区公共产品理论已在地区主义发展的实践领域产生了越来越强的解释力。一般而言,水平较低、进展缓慢的地区合作进程,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该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而引起,东盟即是如此。作为一个由中小国家组成的地区组织和一个处于发展与建构中的一体化进程,在其几十年的发展中始终存在地区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困境,并明显地制约了其地区合作进程的发展。东盟要想实现《东盟宪章》提出的目标,在共同体建设中加强合作,推进地区认同和制度化建设,从而增加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缓解供给不足的困境是东盟的必然选择。     

种姓制、社会碎片化与印度的公共治理

现代印度依然是种姓主导的社会。论文分析了种姓制在现代印度的禁忌性存在,种姓与宗教、语言、地域等因素叠加,带来的印度社会持续的碎片化,以及这种碎片化对于印度公共治理的深刻影响。     

印度公共外交中的文化传播管窥

近年来,印度公共外交机构逐步建立并提出新公共外交政策,其重点之一就是将丰富的文化元素转化为外交资源,并以多种方式运用于公共外交之中,以期改善印度的国家形象。文化元素在印度公共外交中的影响愈益凸显,在公共外交的机构设置、公共外交的具体实践、运用传统媒介与新媒介进行文化传播等方面都有具体呈现。在起步较晚的情况下,印度公共外交的文化传播策略仍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印度运用文化元素的公共外交努力并没有完全转化为传播的实际收益,一是因为印度公共外交的文化驱动力主要来自外部,内部驱动力相对不足;二是因为印度公共外交的文化传播呈现分裂性特征,包括国家文化与地区文化的分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分裂等。这些可能会成为影响印度公共外交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独立以来印度公共债务可持续性实证研究

在全球债务持续攀升、经济运行风险日趋加大的背景下,采用动态债务方程对独立以来印度总体公共债务和外债的可持续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总体债务还是外债,印度债务的可持续性欠佳。对印度来说,政府加强短期和中长期债务管理已刻不容缓;对中国政府而言,借鉴印度债务管理经验或教训是非常必要的;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赴印投资的中资企业应在项目选择、财务管理、风险压力测试和预警等方面做好债务风险的防范。     

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与中国金融资本力锻造

中国基于经济实力成长和国际需求向区域乃至全球提供具有中国元素与范式特征的金融公共产品,既是中国与相关经济伙伴谋求共赢的一种制度安排,亦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展现相应国际责任感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既要着力提升全球性公共产品的设计与供给能力,更要在强化现有机制化平台的基础上,有序扩大人民币的国际行为空间,以摆脱美元的战略锁定。中国亟需打造以凝聚新技术和高附加值为特征的战略新兴产业体系,以人民币为核心交易货币之一的全球贸易体系,结合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力提升的综合性国家竞争体系,构筑贸易与金融新边疆,锻造中国金融资本力。     

印度东北部民族问题的政府治理及其启示

印度是一个宗教、种族和语言构成差异性极强的国家,印度东北部地区族群问题是印度民族问题复杂性和国家民族政策发展变化的缩影。在从族群认同向公民认同的过程之中,政府治理是关键的中间媒介,是一种身份转化的无形力量。印度联邦政府在民主框架下对东北部地区族群问题采取的政府治理,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中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问题方面提供了借鉴意义。同时,治理过程中的某些不足和偏颇也值得总结经验教训。     

印度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与实践

印度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理念是:印度应推动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保持在全球治理中的战略自主性;全球治理必须尊重国家主权;南亚应成为全球治理的重点地区。秉持这些理念,印度参与了许多领域的全球治理,并做出一定贡献。但印度在全球治理中仍面临目标与能力之间存在落差、话语权较弱、全球治理与国家利益的矛盾、周边国家疑惧等挑战,这些挑战限制了印度在全球治理中作用的发挥。     

印度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问题及其治理研究

在世界风险社会形成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被迫直面现代性或第二次现代性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与其他国家相比,印度所面临的风险环境带有更为复杂的多重特征。作为国情类似的后发国家,将印度与中国的社会风险状况进行比较,无疑会对印度的社会现实获得更为清晰的认识和判断。在此基础上,本文建议从法制、信息化管理、人口就业政策、社会机制、国际安全合作等方面对印度现行制度框架进行调整,为印度这样一个社会结构特殊的国家早日迈入现代化提供一个风险治理的视角。     

发展中国家农村饮用水设施供给制度经验研究——以印度农村社区管理为例

国际饮水供给与卫生十年活动标志着农村供水制度的变革，即由传统的政府供给驱动模式向农村社区需求响应模式转变。农村社区管理制度是在政府、捐赠机构和专家帮助社区建设饮用水设施之后，社区单独负责管理这个系统，承担运营与维护供水系统的全部管理任务。印度北方邦“Swajal”供水工程是发展中国家农村饮用水制度成功变革的代表，以三层制度设计激励农村社区成为供水主体，其中，宪法秩序是印度一场国家分权制度试验，治理结构采取三方合约相互制衡模式，操作规则是从社区需求出发切实减轻农民经济负担。     

Public Goods,Club Goods,and Private Interests:

Abstract

This paper sheds light on the question of how domestic elite preferences drive states’ foreign policies by studying British efforts to suppress maritime pirac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1920s and 1930s. The archival record shows that the British conducted military interventions, which included destroying entire Chinese villages, principally to serve the private aims of London business elites. Absent these parochial interests Britain ignored pirate attacks, including attacks on British-flagged ships. This finding challenges the standard structural explanation, put forward by global public goods scholars, that powerful maritime states suppress piracy to protect universal access to the global maritime commons. It does so through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the principal example cited by this argument’s supporters: historical British counter-piracy efforts. Understanding why states pursue their foreign policies also provides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why powerful states choose to serve as global public goods providers in some instances but not in others.     

全球公益论

冷战结束后，南北差距扩大、民族矛盾加剧、地区冲突此起彼伏、生态环境恶化、金融危机泛滥等问题都给国际社会带来了新的不安定因素。全球化浪潮引发了反全球化运动，区域合作和国际合作激发了极端民族、宗教组织的崛起。在各国利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共同探索解决上述全球问题的同时，人们看到的却是更多全球问题的出现。可以这样说，地球在空前变“小”的同时，我们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却在空前地变大。     

公共物品供给与国内冲突的复发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不同类型的公共物品供给是国家对国民接受现存政治秩序和纳税的回报。长期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物品供给不妥或不足会导致国民的“怨恨”,破坏统治合法性,从而为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动员和招募打开机会窗口,激发国内冲突。怨恨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自动消失。对于普通士兵而言,怨恨是否会平息或化解取决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变化。无论是原统治集团继续掌权,还是反叛集团取而代之,改善公共物品供给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决定内战是否死灰复燃的关键因素。基于1947-2008年“武装冲突数据库”的“生存分析”支持了本文的基本假设,那就是公共物品供给显著地降低国内冲突复发的风险。经验研究还发现,战后和平建设主要是一个国内政治过程。国际战争、经济相互依存等国际因素会产生局部的显著影响,但作用并不大。国内政治物品的供给,尤其是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对于冲突复发的遏制作用远比其他类型物品强。相对于经济物品,社会福利物品能够产生及时的作用,和平效果明显。此外,族群冲突的复发受制于更多类型的国内公共物品供给,因此较之非族群冲突,实现持久和平的机会更多,相对更容易化解。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and Agency Problems in Treaty Organizat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tent to which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and agency problems are present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 noncooperative model of the funding choices of donor countries and the subsequent policy choices of an international agency is used to develop hypotheses about the behavior of ideal and problematic international agencies.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international agencies are likely to be underfunded and undermonitored relative to that which maximizes the joint interest of signatory countries. The funding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model are tested using data from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i) treaty obligations affect behavior of Annex 1 and non-Annex 1 countries, (ii) GEF’s allocation of grants generally advances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enda, and (iii) significant free-riding and agency problems exist in GEF as it is presently organized. Overall, the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treaty organizations may be relatively effective, if not perfect, instruments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与国际经验借鉴——以韩国新村运动为例

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存在供给主体单一,责任不清,决策不合理及资金管理混乱、滥用、挪用等问题。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和借鉴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职责范围、需求表达机制、科学决策机制及资金管理制度,是改善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路径选择。     

东亚区域合作中的公共产品问题探究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对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但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等国提供公共产品的愿望和能力却呈不断下降趋势。于是区域联合提供公共产品就成为当前的重要渠道。与世界其他区域相比较,东亚有自己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多元化及外部干预多,导致区域公共产品供应不足。作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区域大国,中国应该承担起符合自我身份的区域公共产品供应的责任。     

发展中的印度农村金融市场及其启示

独立后,印度大力发展农村金融市场,有力地推动了印度农村发展。印度农村金融市场发展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同时印度也在根据变化了的农村情况对农村金融市场进行改革。这给像印度这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农村金融市场提供了某些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