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经学思想与晚清今文经学的新契机

康有为是晚清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经学思想融汇中西,综摄古今,形成了博大的理论体系,他以今文经学为根基吸纳西学而改造传统经学,实现为变法造势之政治目的,此创新之举堪为晚清今文经学发展的新契机。本文选取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思想为切入点,以晚清今文经学的发展趋势为背景语境,以期探讨与反思康有为的经学思想与晚清今文经学发展的时代意义与学术价值。     

魏源的“变易”思想和《诗》《书》古微

和龚自珍齐名,可称为维新思想先驱的,是魏源。他比龚自珍晚死十多年,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其著作的内容,在“学习西方”方面,确较龚自珍发展了一步。魏源的“变易”思想,受今文经学影响也较明显,他对经籍专书进行了缜密研讨,写了《诗古微》和《书古微》。     

顾颉刚对清代考据学的论辩

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辩”掀起了20世纪20—30年代蔚为壮观的疑古史潮。从疑古史学思潮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关系来看，人们一般都认为顾颉刚与康有为今文经学联系最为密切，却忽视了他与清代考据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事实上，顾颉刚先生对清代的考据学是持相当肯定态度的，或者说，他对考据学的评价，与一般贬低考据学的看法相比，要复杂得多，也中肯得多。考据学是民族文化的精华 对于清代考据学，历来指责者多，赞赏者寡。从政治方面批评者，认为乾嘉考据之学虽也承袭了考据方法，但与顾炎武、黄宗羲风格迥异，…     

毂梁学：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的研究转向——兼评张之洞经学思想对巴蜀学风之影口向

“蜀学”是巴蜀学术的代名词与灵魂．在晚清更是与“湘学”比肩的中国两大学术中心之一。宋后。蜀学进入了沉寂期,随着清张之洞、王阊运等入讲蜀地,蜀学又开始了一个由宋明理学到古文经学,再到今文经学的嬗变历程,蜀学从此得以复兴。成为中国经学史上的一座高峰。而在晚清蜀学这两次转向中．以廖平为代表的毂梁学研究成为承前启后的节点。它充分吸收了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清代正统汉学的有益因子。为晚清蜀学的第二次扬弃奠定了学理基础,同时也为晚清蜀学今文学派学风的形成及其最终的成功转型起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皮氏《书》学成就及其式微之因

杨树达先生曾推尊皮锡瑞云:"乡先辈善化皮鹿门先生,博闻强记,经学湛深,为吾湘二百年来所仅见",其今文《尚书》学为晚清学术之瑰宝,皮氏融合各种辑本,全面疏证《尚书大传》,明定条例,还原汉代《书》经。清代今文《尚书》学之研究,至皮氏达峰顶,为后人讨论两汉经学、思想发展,奠定了详审健全的资料库。然因晚清今文经学之主流在于阐发《春秋公羊》,皮氏于《书》又未能再发新义,加之其时学术出现新方法新材料,皮氏未能逮之,故其今文《书》学日渐式微,后继乏人。     

康有为进化论思想探析

康有为进化论理论是在东传科学背景下,向西方探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过程中做出的最有价值的选择。康氏进化论思想主要源自于中国古代变易思想和西方进化论思想。康有为进化论理论是其维新变法理论的旗帜,是对今文经学核心思想"公羊三世"说的发挥和升华,并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成为清末民初中华民族奋起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     

常州学派学术谱系探论

常州学派是清代重要的经学流派之一,亦称今文经学派、公羊学派。常州学派的学术谱系是以常州庄氏家族的家传和师承为基础,以今文经学治学精神为取向,以常州学者（不局限于常州）的学术传承关系为依据而构成的一个脉络清晰、薪火相传、绵延数代的学缘群体,即以常州庄氏一门为主体,包括有师承关系的至少四代学人所构成。由“庄存与开其山,庄述祖传其学,刘逢禄与宋翔风张其帜,龚自珍、魏源光大之”。     

两汉经学与西方诠释学的比较

两汉经学与西方诠释学有着很大的差异,却也有着很大的可比性与类同点":古文经学"(刘歆、马融)的发展阶段比同于西方诠释学的"作者中心论"(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今文经学"(董仲舒、公孙弘)的发展阶段比同于"读者中心论"(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而把今、古文经学的融合阶段"许郑之学"(许慎、郑玄)比同于"文本中心论"(利科尔)。     

两汉经学与西方诠释学的比较

两汉经学与西方诠释学有着很大的差异,却也有着很大的可比性与类同点:"古文经学"(刘歆、马融)的发展阶段比同于西方诠释学的"作者中心论"(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今文经学"(董仲舒、公孙弘)的发展阶段比同于"读者中心论"(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而把今、古文经学的融合阶段"许郑之学"(许慎、郑玄)比同于"文本中心论"(利科尔).     

魏晋与汉代经典诠释方式探析

汉代经典诠释方式可分为三派: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微言大义、经以致用、天人合一的视域、历史意识、原意情结以及诠释主体的张扬,是汉代经典诠释方式的总体特征。魏晋对经典的诠释,往往置于本体论层面上,但在其对本体论层面"有与无"、"名教与自然"的玄思中,同样表现出上述特征。魏晋经典诠释方式,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内容上既承汉代而来又对汉代诠释方式有所超越。     

鸦片战争的深刻启示——魏源与中国的现代化

活跃在道咸之间的魏源,是中国现代化的前驱。这位“默好深思还自守”(《魏源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版第820页。下引同书,只注页数)的“积感之民”(第166页),笔下万言,胸中千策,发展了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开启了认识世界的时代风气,振奋了自新自强的民族运动。 魏源的时代,是中华民族面临有史以来最大考验的时代。百孔千疮的大清帝国,面对着覆舟裂岸、汹涌澎湃的西方浪潮。君主专制、部族猜嫌,加上八股取士种种不良因     

“我注六经”与“援西入儒”——康有为《论语注》思想辨析

论语注》是康有为在维新变法失败后避难印度大吉岭时所撰。该书主要有两个特征：第一，继承晚清以降的“今文经学”传统，用“我注六经”的方式，以“公羊三世”说为依据，与《礼运》“小康大同说”相配套，阐述其在不同社会阶段实行不同政治管理模式的变革思想；第二，用“援西入儒”的方式，引入西方价值观念重新诠释儒家传统概念与价值取向，利用西方理念和制度化整合出一种具有鲜明近代中国文化形态特征的新儒学，意图为其变法创造合法的理论基础。     

空间转向：大卫·哈维辩证的时空观窥见

大卫.哈维是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的时空理论独树一帜、观点鲜明。他将逻辑经验主义作为研究的起点,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全球化空间为视角,提出了辩证的时空观点,进而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替代性的地理学想象,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生长点,也为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城市化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论沈兼士的语源学研究

沈兼士是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他为汉语语源学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提出了一些关于语源学的基本概念；第二，在研究中他提出了一些重要理论；第三，他就如何研究语源学提出了相应的方法和步骤。     

陈在正老师与厦门大学的台湾研究

陈在正老师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的一位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成立之前,他在历史系当系主任时,就积极组织历史系教师开展台湾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台湾研究所成立之后,他先担任副所长,1984年12月至1987年3月任所长。他担任所长期间,推动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为台研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个人的台湾史研究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狄尔泰历史主义的生命解释学

狄尔泰处于西方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变的重要时期。他在以往的历史主义的基础上,力求为历史主义提供全新的认识基础。他的历史主义贯穿于精神科学理论中,在为精神科学奠基方面有了新的内涵。研究狄尔泰的历史主义对我们把握他的解释学思想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新解释学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怀念师兄赵和曼

赵和曼教授走了。他走得那样匆忙,那么突然,同行同事、亲朋好友无不为之震惊,为之伤心和惋惜。他的去世,是国内的东南亚研究和华侨华人研究学界的一大损失。他的去世,也使我从此失去了一位好师兄、好同行、好朋友,令我特别伤感。     

钱理群：鲁迅是常读常青的

钱理群是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考察,对20世纪经验的总结和反思,受到了海内外的高度重视。《我的精神自传》是他做知识分子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他以自己为研究对象,对70年代末至今中国文化界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反思。他以鲁迅为自己的精神资源,持续进行着自己的社会批判,并表达着自己的现实关怀。     

艰辛的跋涉 清新的思考——读叶清华文集《跋涉》有感

2005年12月,叶清华同志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文集《绿岛清香》,我曾为之作序,当时为他的清新的文采感到惊喜。如今,他勤奋学习、笃实的实践,也结出了更新的果实,今天这本《跋涉》的文集,证明他在原有的理论研究基础上做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努力。     

王国维哲学贡献考述

王国维是20世纪初的知名学者，虽然他最后的研究领域为文学和史学。但他在最初十年中，接触和研究的却是哲学。在这十年中，他为哲学的发展做了很多工作，如为“哲学”正名，初步创立中国哲学学科的范式，翻译介绍西洋哲学著作，以西洋哲学理论为指导思路撰写哲学文章。这些行为不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当时中国哲学的发展。而且对后人进行哲学研究的路径及模式产生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