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研究 ——以德庆县"三信融合"为例

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政策目标为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以理念、管理和技术三个维度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分析框架,以广东省德庆县"三信融合"为案例,分析基层党组织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举措,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德庆县以信仰建设为根本、以信用建设为关键、以信息建设为支撑,设计出一种基层党组织引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探索出一条可能的路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必须筑牢利益生产和分配机制,让参与者具有切实获得感,从而实现共同体的巩固维持和拓展深化。     

乡村振兴中地方政府的注意力配置差异与治理逻辑研究——基于410份政策文本的扎根分析

注意力配置差异体现了乡村振兴建设中不同地方政府的政策思路与工作重点,加快统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关注并研究其背后的治理逻辑。本文以2017-2021年地方政府层面发布的410份乡村振兴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扎根理论和内容分析法从时间、空间和使用策略上探究注意力配置差异并尝试解释地方政府的治理逻辑。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注意力配置水平呈现同步性、分层化和交叉化的演变特征;在空间区位上表现出由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向东北综合经济区递减的趋势;在政策工具使用中具有供给型、环境型选择偏好。在治理逻辑中,注意力竞争是政策创新扩散的内在驱动力;地方政府在中央信号机制的影响下具有纵向上适应、横向上吸收的逻辑判断与价值选择;经济偏好属性具有“塑源-合流”循环的政策影响力。由此,乡村振兴应更加关注自下而上的需求导向,简化冗余政策,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互补性,从而提高地方政府的治理效能。     

乡村振兴背景下阜阳乡村治理的路径探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而乡村治理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重要内容。阜阳是传统农业大市,能否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把乡村治理得和谐有序、充满活力,是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关键所在。因此,要从乡村治理的重要意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探究,以明晰阜阳乡村有效治理路径。     

以“三绿”改革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长期以来,乡村治理主体行政色彩浓厚、治理格局发育迟滞、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不够等一直是制约乡村治理有效的痛点。近年来,仙居县以"三绿"改革(绿色公约、绿色货币、绿色调解)为突破口,强化共建共治共享思维,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专家等多元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有效破解了乡村治理中长效践行难、主动参与难、矛盾化解难的痛点,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绿色治理之路。     

实现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的前提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战略,是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部署。在过去的一年,5年过渡期政策的落实和实施,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新的一年中,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仍然是脱贫地区的底线任务,要在完善产业发展、促进乡村就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夯实乡村建设和乡村发展的基础,实现乡村的人居环境、乡风文明和有效治理逐步推进,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迈出坚实步伐。     

共建共治共享 激发乡村治理活力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关键。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事关乡村社会和谐稳定,事关乡村振兴战略大局。近年来,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不断加强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以党建为引领,以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融合”为主线,不断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面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工作格局。     

以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党建的引领。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现代化体现为一种互动关系,即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乡村治理有效激活基层党建发展活力。在实践过程中,一方面,要发挥乡村治理对基层党建活力的激活作用,即以乡村治理内容提升党员素养、以乡村治理实践促进党群关系建设、以乡村治理问题驱动组织建设;另一方面,还要以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不断提升引领力、组织力、凝聚力、影响力,努力实现乡村振兴。     

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定位、发展困境与推进策略——第四届中国县域治理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当前乡村治理依然是社会治理中的薄弱环节,治理主体边界模糊、治理环境复杂多样、治理资源供给匮乏等现实困境,要求进一步围绕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激活多种治理资源、深化基层创新性改革、再造乡村共同体等策略进行推进。以期实现农村秩序和谐稳定、农业稳固发展、农民主体价值彰显等基本目标,进而加快实现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     

治理性融合与都市腹地乡村的振兴逻辑——基于沪郊乡村振兴经验的思考

都市腹地乡村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类型,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城乡关系而成为社会转型的首冲之地。受城镇化、工业化和乡村传统的多重影响,都市腹地乡村一般呈现为城乡边界模糊的混合型空间形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加速了都市腹地乡村空间形态的转型,并且产生了通过重构乡村空间形态,实现乡村景观化转型、以城乡治理性融合带动乡村振兴的发展逻辑。基于上海郊区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表明,治理性融合是紧密型城乡关系下城市主导、以治理为抓手的乡村振兴策略,在城市对乡村的支持与控制下实现了都市腹地乡村的景观化转型,并带来了乡村社会关系的重组。     

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目标定位、传统模式与路径建构

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工程,其关键是乡村秩序的建构,兼具政治性、群众性和效能性三重要求。委托代理模式下的简约治理与直接管控模式下的复合渗透是建构乡村秩序的两种传统模式,但其都缺乏对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的行动主体和权力技术的精准关注。以县乡干部为主体,权威体制的"治理吸纳政治"是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的最新实践路径,与日趋涌现的"一个核心,多元参与"、"党建引领、社会参与"等基层探索高度契合。     

财富伦理助力减贫治理——评《农民财富伦理观研究》

正财富伦理可以为中国的减贫治理提供有效助力。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8年来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前,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财富伦理观可以有效提升脱贫地区内生发展能力,持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制度建设的内涵及路径探讨

乡村振兴要以制度建设为基础,以完善农地"三权分置"制度为契机,以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创新为支撑,以"活业、活人、活村"为路径。土地制度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制度,三权分置是搞活乡村经济的制度设计,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抓手。乡村振兴制度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是农民获取城市权利的障碍,土地"二元制度"是导致乡村失去发展权的根源,农村"宅基地制度"是制约农民发展权的瓶颈。乡村振兴制度建设的基本路径是:为乡村振兴建设提供规划安排,为乡村振兴用地提供制度支撑,为乡村振兴资金提供政府投入保障,为乡村振兴社会稳定提供安全秩序。     

着力推进乡村治理走在前列

<正>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近年来，泰州市姜堰区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以“精细治理”为抓手，以“共治共享”为关键，构建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断提升农村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展现了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新气象。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腐败治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的良性发展是当代中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走向共同富裕、建设农业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环节。乡村治理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不但影响了乡村社会的稳定，降低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而且成为实现乡村振兴、农业强国的障碍。为此，要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完善乡村治理中的各项制度、强化乡村干部激励制度、进一步增强廉洁教育培训、加大腐败查处力度，对乡村治理腐败问题进行切实有效的整治。     

乡村治理视域下民族地区民间组织的治理研究——以青海省“侃果哇”民间组织为例北大核心

民间组织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面对新时期民族地区的结构性变化，需要对民间组织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提升其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其健康发展，进一步助力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文章分析了青海省“侃果哇”民间组织在当代的异变倾向及不利影响，认为在强化对民间组织的监管的基础上，政府应转变管理思维，积极引导和培育民间组织的公共服务能力，使之进一步成为助力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丰厚资源。民间组织则需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在乡村治理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与政府之间构建“协同”关系，实现乡村治理的“共治”和“善治”。要严格识别和打击民间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保护群众合法权益，净化乡村政治生态，为乡村振兴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乡村治理中的德治:问题与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在促进乡村振兴中,要把德治纳入乡村治理的范畴,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将德治纳入乡村治理体系中,发挥道德的教化育人引领作用,完善了乡村治理格局,为从根本上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依据。当前,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道德问题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乡村传统文化体系消融解体,意识形态呈现分散化等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牢牢掌控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积极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与乡村治理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不断提升乡村德治水平。     

用社会资本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借助社会资本,可以夯实乡村治理基础,弥补乡村治理正式制度的不足,化解乡村治理过程中的集体行动困境,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成效。我们可通过优化同质性社会资本、完善制度性社会资本、健全文化性社会资本等方式,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变迁、现实审视与路径选择——基于文化治理的视角

乡村文化在社会变迁中不断转型与重构,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社会呈现出互嵌融合的发展趋势,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新引擎。但乡村文化现实价值的淡化、城乡文化发展差距日益增大、农民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等问题日渐凸显。乡村文化的治理转型成为一种必然。乡村文化建设的未来趋势是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格局中,以构建多元协作的乡村文化共治格局为目标,以维护广大农民利益为根本,充分整合乡村文化内部资源,构建城乡文化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没有贫困的治理与克服治理的贫困——再论乡村振兴中的治理文明变革

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任务后,没有极端贫困的治理和克服“治理的贫困”,成为中国发展的新命题,规定和影响了乡村文化治理的任务。全面脱贫使得从传统乡村文明向现代乡村文明的转变成为可能。然而,物质生活的脱贫并不必然生成文化上的富有与小康。克服治理的贫困,历史性地成为中国乡村治理文明性变革的重要主题。统筹乡村振兴中的发展与安全,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文明性变革,维护国家安全与国家文化安全,将成为中国乡村文化发展的长期战略性价值取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新体验、新理念、新举措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新时代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标志着我国现代乡村治理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基于改革开放百村中典型乡村的再调研,从实践层面剖析乡村治理经验,是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历史节点上的理论准备。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实践上的重构,需要治理资源再配置,这就要遵循治理的一般规律,引入现代治理的新理念,遵循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魂"三治融合"的原则,战略层面优先规划制定现代乡村治理的实践体系,决策层面打造现代乡村治理多元共建共治的实践格局,工作层面建设现代乡村治理组织协同的实践机制,不断提高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和治理能力,努力实现协调和谐共享的现代乡村治理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