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的追求

叶挺（1896-1946），字希夷，广东惠阳县人。早年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动革命，1924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在实践和理论的探索中，叶挺确立了坚定的革命信仰，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北伐战争中，叶挺率部作为先遣队挺进湖南，屡建战功，     

罗亦农与中共旅莫支部

<正>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探寻救国救民道路，选择出国留学成为一种潮流，在五四运动前后达到高峰。1921年2月10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成立一所“专为东方殖民地国家、地区和劳动者共产党以及苏俄境内东部地区少数民族培训政工干部”的高等院校，学校最初命名为东方劳动者大学，后改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     

忆瞿秋白的一次接见

1925年10月,我刚参加革命活动不久,被选送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这所大学又叫斯大林大学,我被编到国际班学习。为了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     

苏联新发表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文件(之一)

1986年,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辑出版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一书(全书313页)。书中收录1920～1943年间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历史文件共80篇。这些文件,多数选自苏联1934年出版的《共产国际在民族殖民地革命中的战略与策略(以中国为例)》文件集,部分是苏联20～30年代的书刊和《真理报》上以及苏联6D～80年代的书刊上发表的文件(以上这些文件,在我国基本上都有中文译文),此外有20多篇是新发表的档案文件。这部分文件多为共产国际致中共中央的函电,虽在论述问题时有些说法不尽恰当,但对于研究中共党史、中国近代革命史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有重要参考价值。现将这部分文件按时间先后顺序译载于后,以供史学工作者研究和参考(文件中的注译为原编者所加)。     

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

正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苏联政府为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在中国广州帮助创办了黄埔军校。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黄埔军校和1921年4月创办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培养的干部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于是,苏联政府又决定在莫斯科再办一所专门训练中国革命干部的学校。1925年3月,孙中山不幸逝世。为了纪念这位对中国革命和中苏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伟大人     

李富春开展军队政治工作撷英

正李富春在国共两党军队中都从事过政治工作,这在中共高级干部中是非常少见的。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期间,李富春改造旧军队,打造了一支战斗力突出的革命军队;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期间,李富春细致周密部署,使政治工作成为红军的"生命线"。本文试图通过二三片断,窥见李富春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风采。改造旧军队1925年8月,刚从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归国的李富春,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当时的国民革命运动中心广州。李富春到达广州     

叶挺故居和叶挺纪念馆

叶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新四军领导人，杰出的军事家。1896年出生于广东归善（今惠阳）一个农民家庭。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参加援闽粤军。1924年被派赴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同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回国，参与组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第4军独立团，任团长。从此所部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一支武装部队。1926年在北伐战争中，率部长驱直进，连战皆捷，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名将”，     

杰出的政治家——刘少奇的六次莫斯科之行

“到苏联去”,“到列宁的故乡去”,“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1921年夏,年方23岁的刘少奇经杨明斋介绍,与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等十几人,经日本长崎、苏俄海参崴、伯力、海兰泡、赤塔、伊尔库茨克前往莫斯科,这是刘少奇第一次远离故国之行.由于苏联受战争创伤严重,交通十分不便,火车一路上走走停停,颠簸3个月才到达目的地.到莫斯科后,刘少奇进入了专门为培养苏联少数民族和东方各国培养政治干部而创办的特殊学校——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在这所学校里,刘少     

叶挺光辉悲壮的最后岁月

叶挺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早在1924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积极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在保卫孙中山、北伐先遣、平定夏斗寅叛乱等战事中功勋卓著。先后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分别任前敌总指挥、起义军红军总司令。在北伐战争中,他亲率我党最早直接领导的武装——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摧垒拔     

莫斯科“中大”、“东大”与国共两党留苏学生

本世纪20年代,随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加强,两党开始相继派遣一批人员到十月革命的发祥地学习。这些人员主要集中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两所学校。一东方大学全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创办于1921年10月,主要为东方各国的共产党培养人才,校址在莫斯科普希金街附近的一座四层大楼里,校长为苏勉斯基,学生由东方各国的共产党选送。由于当时东方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还未建立,因此,也招收这些国家的     

纪念熊雄同志诞辰130周年

熊雄(1892-1927),汉族,江西宜丰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加入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1919年年底赴法国巴黎勤工俭学.1922年3月转赴德国柏林学习,同年6月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不久后转为中共旅欧支部党员.1923年3月,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     

拭去覆盖在历史上的尘土──俞秀松反对王明斗争的内幕纪实

1923年以后，中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中共确定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同年，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共产党帮助下，改组国民党。1924年创办了共产党参与领导的黄埔军校，建立了革命军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形势迅速发展，国共双方深感革命干部力量不足，要求苏联在原东方大学培训干部的基础上增加培训人数。在这种要求下，苏联于1925年建立了“中山劳动大学”，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其目的在于，用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第一批学生118人于1925年10…     

闽西最早的共产党员

随着党史资料征集、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闽西人最早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时间,已从以往表述的1925年确认为1924年。他们是郑超麟、陈祖康、林野。 郑超麟是漳平县城区人(今漳平市),生于1901年4月15日,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在法国与周恩来、赵世炎等18人发起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到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4年春在莫斯科由李大钊主持他的人党仪式。1924年9月下旬回国,在党中央工作,参与编辑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和《布尔塞维克》。郑超麟对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首先翻译了《共产主义ABC》一书,此书对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有较大的影响。他曾参加五卅运动及上海第二、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参加党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上的刘少奇

刘少奇一生中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司令部——共产国际有不解之缘，他曾经亲自参加过一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这就是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 　　早在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刘少奇就已熟悉共产国际。这年夏天，前往苏联留学的刘少奇到达莫斯科，恰逢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刘少奇前往旁听，见到了共产国际和苏俄的领袖列宁。他是为数极少的见到过列宁的中国革命者之一。会后，他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2年春离开莫斯科回国。 　　8年后，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     

黄埔一雄杰——记熊雄烈士

熊雄,1892年4月8日生于江西省宜丰县芳溪一个富裕的家庭。1911年曾参加辛亥革命,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9年,熊雄抛弃了优裕的生活条件,赴欧洲勤工俭学。1922年来到法国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受党中央委派,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 回国以后,熊雄被党中央派往广东革命根据地,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此时正是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低落时期。1924年周恩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时,政治工作曾搞得轰轰烈烈,深受学生的欢迎,给学生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被视为学校中的革命灵魂。周恩来率领黄埔学生军东征后,政治部负责人几次变换,政治工作一时处于停顿状态。     

毛泽东与王观澜

王观澜(1906-1982),浙江临海人,原名金水,字克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受党派遣,赴苏联东方大学军事班学习,1929年转入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中大),后又转入列宁学院、红军医学院,先后学习政治、医学、印刷等。1930年12月,奉中共中央之命回国,经上海转中央苏区。1931年,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编。从此,王观澜认识了毛泽东,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密切交往。革命友谊,感人至深。     

北满早期革命活动家吴丽实

吴丽实实名吴苓生，1899 年生于江苏省沐阳县。1923年加人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员。1923年党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5年8月     

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中的“两个联盟”策略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共产国际"二大"前夕,面对日益高涨的欧洲革命形势,为了实现建立全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构想,共产国际将东方落后的民族和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也纳入到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由此提出了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而东方战略中的"两个联盟"策略又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各路代表被派往中国,基本上都是依据这一策略原则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特别是在早期的中国革命中,这种策略的影响尤为深远,它直接导致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盟友的选择以及对待国共两党的策略变化。     

瞿秋白对中国留苏学生教育中存在问题的质疑及其影响

瞿秋白在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期间,非常关注中国留苏学生的培养和教育问题。他认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管理混乱,学生爱斗纠纷,无法保证完成为中国党培养布尔什维克式干部的任务。在随后展开的联共(布)清党运动中,瞿秋白因此受到强烈冲击,并被解除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职务。     

试析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历史命运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时是附加有前提条件的: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取得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牵引拉动东方落后国家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列宁关于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两步走"策略、斯大林的"空地论"思想和共产国际对殖民地国家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不断革命"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逐渐丢失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上述前提条件,随之对中国革命产生的影响是:建国后,毛泽东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论和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论,而是根据国内阶级力量对比形势,过急过快地要求消灭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在短期内从小农的社会直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因此很快就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建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