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情、理、法”的应用新论

"情"、"理"、"法"的有机统一直接影响着司法活动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完善的法,情和理应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应是情和理的升华。"情""、理"、"法"之间不是孰先孰后、孰主孰次、孰轻孰重的关系,讲情理只是一种司法态度、一种司法技术,目的在于对法律的弥补。司法活动应坚持入于情、适于法、出于理",情"要做到懂情、知情和重情",法"要做到明法、敬法和善法,"理"要做到析理、评理和在理,只有如此才能定分止争、案结事了人和。     

贯彻“宽严相济”与“五大关系”的思考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提出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当前,政法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应当辩证、全面地理解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具体应当注意处理好以下五个关系:一、要处理好它与执行法律的关系;二、要处理好它与法律完善的关系;三、要处理好它与"严打"方针的关系;四、要处理好它与其他司法机关的协调统一关系;五、要处理好它与改进考核机制和工作程序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宽严尺度,避免出现对"严打"方针的矫枉过正,如"法外施恩"一味从宽等倾向性问题。     

法官的社会责任

我们的时代涌现了无数的优秀法官。他/她们有"时代先锋"宋鱼水、"百姓的好法官"金桂兰、"人民的好法官"蒋庆。"法官妈妈"贾建平以及"人民满意的好法官"陈印田等等。阅读媒体文章,我们震撼并感动于他/她们     

论司法辅助事务集约化的含义、内容和法治化路径

对属于司法行政范畴的司法辅助事务,司法机关应在依法行政的维度内,以"成本—效益"的管理体制,通过人员与设备的整合和调配在法定程序方面达致高效,以集约化间接促进司法公正。无论内部管理体制方面对"事"的行政事实行为和对"人"的内部组织人事管理行为,还是外部管理体制方面的正当程序义务的履行(送达)、行政确认(鉴定)、行政强制(保全)和执行,均应根据法律授权型与行政助手型、可否行政委托之分类并结合信赖利益保护等,明确各项司法辅助事务中辅助人员应配置的相应权力,以构建法治化的集约模式。     

新时期群众路线司法价值的发掘、思考与实践

做好人民法院工作,必须始终站稳人民的立场,坚持群众路线,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涉诉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政法工作搞得好不好,最终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多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立法要走群众路线,司法工作也要坚持群众路线,这是我国司法人民性的本质要求。"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期人民法院的改革、发展和建设指明了方向。一、群众路线司法价值的发掘:从马锡五到陈燕萍在司法领域,"群众路线"一词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     

中国司法改革的路径应当如何选择

我国当代司法改革的一个显著表征,就是改革路径徘徊在司法权理论与国情考量之间变动不居。近代司法改革以"西化司法权"理论强势植入所造成的破产结果从反面证明,协调处理好二者关系是解决当下司法改革困境的关键一环。处理好二者关系的前提是明确司法权理论、司法规律与国情的科学定位;关键是加强国情研究的实践性思路,避免对本国国情因素和西方司法制度进行想当然的判定;核心是以司法规律为本,正视司法权理论的首要地位,尊重我国国情对司法权理论的合理性限制,从而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司法权理论。     

公民参与司法:理论、实践及改革——以刑事司法为中心的考察

当前推进公民有序参与司法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相较"依靠群众"原则,"公民参与司法"这一表述更能体现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主动性。公民参与司法具有参与主体的外部性、参与客体的公共性以及参与程度的实质性等特点,并呈现出社会参与、专家参与、由参与审判到参与整个诉讼活动的发展趋势。其功能则体现为协助司法、制约权力、监督权力等方面。公民参与司法对司法公正、司法民主、司法公信力以及司法能力都具有促进作用。推进公民参与司法应当注重参与的规范性与有效性。我国传统的法律制度安排对公民参与司法重视不足,未来应当以参与的规范性与有效性为基点,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领域全面推进公民参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民参与司法制度。     

现象与制度之间——司法建议的发生、价值及制度化

从发生学的视角看,司法建议产生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体制和司法文化,当民众对法院的情感期待与司法独立的制度理性之间存在紧张关系时,司法建议能以一种柔性的方式缓和这一紧张关系。司法建议的产生对于提高司法效益、提升司法公信力、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价值。我们不能漠视司法实践中这样的"小问题",而应当从完善立法和相关政策着手,以实现司法建议从现象到制度的转变。     

论司法的人民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科学论断,是我们学习领会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特别是司法的人民性的重要遵循.该论断系统阐明了司法为了谁、服务谁和依靠谁的根本问题.司法必须贯彻党的根本宗旨、群众路线和优良传统,坚持司法为民、保障人民权益、公正司法、不断提升司法效率.司法应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基础上,持续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建立人民参与机制,完善便民利民工作机制,推进司法公开透明,建设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借力现代科技推进司法现代化,带动全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司法工作人员应守好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做好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     

司法拍卖模式的探索与思考

在司法拍卖改革中,涌现出上海、重庆、浙江等三种典型模式,三种模式的出发点都在于顺应人民法院工作信息化、公开化浪潮并根治传统司法拍卖所暴露出来的弊端,却体现了不同的改革理念和改革力度,社会反响也不尽相同。未来的司法拍卖改革应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涉诉资产保值、增值的原则,妥善处理好改革创新与法律规定、统筹规范与因地制宜、传统拍卖模式与网络司法拍卖等三组关系,并按照"制度+科技+监管"的总体思路,出台网络司法拍卖相关司法解释并建立全国统一的涉诉资产处置平台。     

论司法认同:危机与重建

司法认同是社会对司法基于价值认可而形成的心理归属感。制度自信之源在于社会认同。当代中国司法认同模式正在经历从身份认同向制度认同转型,因社会和司法制度双向不适应而出现认同危机。作为制度认同,司法认同形成的首要条件是制度的有效性,即满足社会对司法公正解决纠纷的期待的程度。符合司法规律的"公正"可以简化为依法裁判和程序正当两个要素。其次,社会关于司法公正的价值共识是司法认同的观念要件。深化司法改革就是革除干扰依法裁判和导致程序失灵的体制、机制问题,提高司法沟通能力,促成关于司法公正的社会共识。从影响司法认同的要素入手,有助于改革处理好治标与治本的关系。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

人民法院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三个至上"指导思想,坚持"从严治院、公信立院、科技强院"工作方针,着力解决好人民法院依法保障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自身科学发展的问题,确保人民法院各项工作始终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履行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捍卫者的政治责任和司法责任。     

对刑事诉讼二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制度之探讨

本文对刑事诉讼二审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该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存在损害刑事二审的功能、违反无罪推定原则、规避"上诉不加刑"原则、引发检察机关对被告人的行为进行反复追诉、导致法院内部的矛盾冲突等弊端,提出了强化二审功能、一审法院应严格把关,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解决在立案前和判决前、公安、检察机关和法院都应当切实贯彻和落实对嫌疑人、被告人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的保障等进一步完善建议。     

司法、司法机关的中国式解读

我国正处在加快建设法治国家,深化司法改革的新时期,清晰界定何为"司法"和"司法机关",意义重大。比较外国和联合国的法律文件,洞察中国国情,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式"司法应为国家的诉讼职能活动,司法机关应为法院、检察院。这种解读既有理论根据,又符合我国政治体制。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理念、制度与方法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举措,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我国司法改革历经了由酝酿准备到"两高"自主启动;由司法机关内部推动向中央决策组织推进;由完善工作机制向触及司法体制改革的三大转变与跨越,但仍存在顶层设计协同性不够、"问题导向"不足,滞后于经济社会文化改革的"时滞现象"。司法地方化、行政化、低职业化、司法权配置异化、司法保障"分灶"固化、人权司法保障弱化等深层次问题仍未得到有效破解。因此,应强调理念引领,形成司法体制改革的向心力;强化制度规范,构建现代司法制度模式,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注重方法优化,增强司法体制改革整体实效。     

司法不公抑或司法无力——论当前我国司法权威流失缘由及其出路

从法律权威维系的两大支柱力量--公正与强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实现情况看,认为司法不公造成司法权威流失,即"司法因不公而无威"的主流观点,在相当程度上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片面化的思维方式;相反,司 法强制力软弱造成司法权威流失.即"司法因无力而无威",在相当程度上却是一客观事实.因此,在坚持"司法因公正而权威"之实践价值取向的同时,主张"司法因强制而权威"更具重大的实践意义.     

和谐司法理念指导下的民事审判

为科学发展、共建和谐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是新时期人民司法工作的根本任务。因此,新时代的人民法院工作就不仅要求我们牢固树立和谐司法理念,深入推进和谐司法建设;而且还必须在具体的工作中处理好的"公正司法与解决纠纷的关系"、"民事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关系、讼诉参与人与法官的关系,能动司法与被动司法的关系、不同级别法院之间民事审判工作的关系、司法的自我评价与社会认同的关系"。并努力在"和谐主义诉讼模式"下,解决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宋代“法官”、“司法”和“法理”考略——兼论宋代司法传统及其历史转型

语言与词汇是一个时代风尚的真实记录。“法官”、“司法”和“法理”在宋代史料中反复出现,并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绝非历史的偶然。它是宋代社会私有制深入发展和利益多元化在司法上的必然反映,所彰显的是:宋代社会“好讼”之风的形成及宋代司法传统由伦理型向知识型的转变。     

论司法对高校惩戒学生行为的合理审查

在我国走向法治的背景下,高校治理中的法律问题逐渐凸现,特别是对高校惩戒学生行为的司法审查问题成为我们必须关注的重要课题。在处理好"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高校治理关系、"大学自治"与司法权关系的前提下,应建立起有效的司法监督机制,以保障学生免受高校惩戒行为的侵害;在综合考虑高校惩戒行为的主体、权力的属性、事务的性质等诸种因素的基础上,应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之间选择合理的司法介入方式。     

智能量刑算法的司法适用:逻辑、难题与程序法回应

智能量刑算法的司法适用,既推动了我国传统司法的结构性转向,又开拓了"同案同判"的技术化裁判路径.这主要归功于智能量刑算法的主体性逻辑、量化规范逻辑以及经验规范逻辑.但结合当前的司法实践与社会反馈却发现,暗箱裁判、算法歧视并非当前智能量刑算法司法适用的最大难题,反而是公众的可接受性、经验归纳的周延性以及"系统性偏差"等难题极大地困扰着算法裁判的实践效果.为了更好地推动智能量刑算法的司法适用,我国应在现行司法程序的基础上,建立司法听证程序、算法选择程序、算法判决申诉程序,并面向三类刑事变通事项建立主审法官的伴随性审查程序,以消除智能量刑算法的技术性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