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芳芳”商标案一审：聚焦驰名商标跨类保护

5月13日，就“番茄花园”系列软件侵犯著作权一案的民事赔偿部分，原告美国微软公司与被告在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达成和解协议，微软公司获赔300万元。     

论和解合同的适用对象及限制

本文认为,和解协议的民法坐标是和解合同,种类繁多的和解协议能否纳入和解合同范畴进行调整,可以通过三个要素进行识别.“和解权”是控制和解适用对象的实质性要素.公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被害人之间达成的刑事和解协议实质上为刑事当事人之间达成的民事和解协议,可归于和解合同范畴.公序良俗原则从另一侧面对和解合同的适用范围作出了限制.     

论民事和解协议的纠纷解决机制

和解协议属于典型的实体法与诉讼法交叉领域:一方面,和解协议本质上属于特殊的民事合同;另一方面,和解作为一种民事纠纷解决方式,必然要求确定其在诉讼法上的效力尤其是与诉讼的关系。就初始纠纷而言,和解协议与诉讼裁判之间相互排斥,从而实现了广义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但和解协议又非终局的纠纷解决方式,因此可能发生和解协议之诉。此外,出于效率等因素的考虑,诉讼法上又常常会对和解协议的效力作出一些特殊规定。这就要求必须从诉讼法的角度,对民事和解的纠纷解决机制进行详细阐述。     

检察环节民事和解的现状与期待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多种监督职能。在刑事和解制度已经获得立法认可的情况下,检察环节民事和解制度的运用已没有理论和实践的障碍。检察环节民事和解应当借鉴刑事和解的成功经验,总结自身的成绩与不足,扩充适用阶段和范围、强化协议效力,遵循程序自洽性。司法实践呼唤法律就检察环节民事和解制度作出明文规定。     

和解: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双重分析

和解是目的和结果,调解是过程和方法;两者是属概念和种概念的关系.和解应当成为纠纷协商解决的模板,贯穿于民事实体法和民事程序法.一方面,民法典将和解作为一种典型合同确立在债权分则中,此为“民法上和解”.另一方面,民事诉讼法应重塑前者在诉讼程序中的延伸和强化——“诉讼和解”,采取小改动的方针,保留和改革原有调解的规定,增设条文规定诉讼和解的构成要件、程序、效力和救济途径.     

公诉案件中当事人和解协议效力扩张及法律规制

公诉案件中当事人和解协议对公安司法机关具有约束力,协议内容和违约责任超出了普通民事协议的范围。当事人和解协议效力扩张具有理论依据、文化渊源和实践基础,还具有公正和效益价值,但也面临加害方以钱赎罪赎刑、被害方借罪借刑讹钱、追诉方借"议"枉法、裁判方借"议"擅断等多重风险。为依法防控这些风险,应完善和解程序,明确和解协议的附条件民事合同属性,将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规定为法定量刑情节和不起诉的法定依据之一,规定协议无效时无过错方可以要求过错方承担增加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或返还协议所得,规定和解过程中的事实陈述可以作为民事自认的特殊表现形式及适用民事简易程序的重要条件。     

论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协议的考察

刑事诉讼法设专章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首先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刑事和解的地位。检察机关参与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重点是掌握和解制度关键点——和解协议,对于其中有效的和解协议民事赔偿部分要积极引导当事人到法院提出司法确认申请,由法院进行司法确认。     

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分析及完善立法建议

执行和解是民事执行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和运用,能有效而及时地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执行和解协议的产生和履行必然会对执行程序产生影响。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和救济途径规定得不够完善,给司法实践造成了诸多问题。在对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针对现行立法提出建议。     

执行和解协议效力问题探究

民事执行和解是民事执行的一项重要制度,能有效而及时地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有着广泛的运用。而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对执行和解功能的发挥以及执行程序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的影响。     

3.2亿元！宜家“夺命抽屉柜”砸出天价赔偿金

2020年1月6日,美国历史上出现了最高一笔因过失致儿童死亡产生的赔偿和解金——46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2亿元)。据《华尔街日报》《每日邮报》等媒体报道,这是瑞典家具制造商宜家家居就2017年的问题抽屉柜压死一名美国男童之事,与男童父母达成和解,并已同意向美国这名男童的父母支付的赔偿。此前,中国大陆地区的宜家家居方面曾因马尔姆系列抽屉柜问题先后被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局约谈。     

民事检察和解制度理论问题探析

民事检察和解协议具有私法上的契约属性，系当事人依据意思自治原则对生效判决确定的内容进行的变更。检察机关稳步推进民事检察和解工作是履行社会治理职能的内在要求，而不是对法律监督职能的弱化，民事检察和解工作的价值在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管理和运行秩序，符合社会治理应有之义。适用民事检察和解程序的案件不宜局限生效判决的对与错，宜对案件适用范围作禁止性规定。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寻求民事检察和解协议的强制执行力，当事人自行约定程序救济条款是可行的方法和路径。     

民事检察和解构建探讨

民事检察和解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之一,具有其他纠纷解决机制所不具备的诸多优势,但也有民事检察和解是否存在法律正当性、是否会弱化抗诉、和解协议是否会引发新的纠纷等质疑。民事检察和解体现了公力救济架构下当事人处分权的作用,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权的同时也保障了当事人的权益,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和在司法实践中大力推广。推行民事检察和解办案模式需要注意与法院执行的衔接、不能因民事检察和解而忽视审判监督、制定完善办案规则等问题。     

对我国首例烟草诉讼的法律思考

近年来，在一些国家针对烟草公司的诉讼越来越多。美国烟草业自1950年代开始受到指控，而且随着消费大众健康意识的抬头，烟草业发现自己已逐渐落人消费者织就的一张法网。1998年，美国各烟草公司与50个州达成了未来25年内赔偿246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2000年7月，佛罗里达州法院判决美国五大烟草公司给原告(佛州70万烟民)1450亿美元的赔偿。     

6,000万美元和解金——苹果效螳螂,唯冠称黄雀

2012年5月24日,苹果公司CEO库克放弃7,500万美元分红,乃个人愿负领导责任之举。招致6,000万美元和解金的疏忽在于,中国注册商标"iPad"在深圳唯冠科技有限公司名下,苹果公司却未与其缔结商标转让协议。苹果公司"iPad"平板电脑在中国上市了,但中国注册商标"iPad"却在他人之手。上述疏忽,简单即可避免。     

和解:一种合意的纠纷解决方式——读《民法上和解之效力》

在我国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中,法院调解、仲裁以及人民调解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但和解仍被视为随意性的不具有法律效力的纠纷解决阶段。但事实上,和解同诉讼以及其他纠纷解决机制一样,也具有强大的纠纷解决功能,只是其解决纠纷的程序和机理不同于诉讼等其它方式。和解在本质上是以实体法的方式解决纠纷,当事人所达成的和解协议性质为民事合同,同时以解决纠纷为目的和功能。本文即从和解的本质出发,讨论和解协议发生效力的机理,并研究其对民事诉讼程序产生的影响。     

检察机关参与民事执行和解机制研究

执行和解制度是执行程序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它产生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当事人协商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将对执行程序产生重大影响。我国的法律未能明确执行和解协议所应当具有的法律地位与效力,且在制度上欠缺救济手段,在事实上否认了和解协议的民事协议地位。本文认为须从理论上纠正理论偏差和立法失当,由检察机关居中协调执行和解双方争议不失为一项选择。     

民事检察和解研究

民事检察和解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立法的不完善,认识的不统一,目前该项工作尚处在探索阶段。除了进一步统一认识,提升工作能力外,还要积极探索检察院与法院的合作,以解决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民事检察和解的追求,应当是法律监督使命与促和谐保稳定的政治使命的双赢。     

执行和解协议的类型化分析

以和解债权与执行债权的关系模式为基准,不存在效力瑕疵执行和解协议可以类型化为一般和解协议与特殊和解协议。具有新债清偿性质的一般和解协议,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债务法院得依当事人申请实现执行债权。特殊和解协议之特殊性,在于当事人对和解债权与执行债权的关系存在着明确约定,约定以和解债权替代执行债权的"替代型和解协议",具有债务更新的实体法性质;约定由债权人选择以和解债权替代执行债权或者选择恢复原生效文书执行的"选择型和解协议",得解释为附停止条件的选择之债。瑕疵执行和解协议的现有规定不仅未能涵盖所有类型瑕疵,而且片面参照适用一般执行和解协议规则,亟需通过司法解释予以完善。     

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探析

和解协议作为刑事和解制度的基础，其中有公权力的参与，本质是效力待定的民事合同，刑事责任的追究与否的最终决定权在公权力方而不是协议当事人。实践中存在当事人、侦查机关等对和解协议认识不清的问题，本文从法理角度对其性质及效力予以分析并对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如何掌握提出建议。     

析“花冈案件”的和解模式与对日民间索偿

本文认为，花冈案件的“和解协议”不仅没有为中国劳工挽回尊严，而且相比较 1990年中国劳工与鹿岛公司所达成的“联合发表”，“和解协议”对于争取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中国劳工来说标志着历史性地倒退。而且“和解协议”反映了对中国劳工的严重侮辱和二度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