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向世界的首派大使郭嵩焘

“千秋论定归青史”,郭嵩焘在中国历史上居于什么样的地位?在中国开放史上作出过什么样的贡献?尽管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又是封建时代忧国忧民的良吏,也是洋务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和参与者,虽无显赫的建树,但作为负辱走出国门的首派大使和著名外交家,成为近代中国走在对外开放和向西方学习最前列的思想家之一,在中国开     

郭嵩焘出使述略

郭嵩焘出使欧洲,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件大事,它不仅开了中国向外国派遣公使的先河,也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波动。郭嵩焘死后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这件事已有所研究。一般关于近代史的书也总要提及。但是通常所述的,多是关于出使的缘起、经过以及因出使而引起的风波;对于郭嵩焘驻使英法的事迹,特别是他在外交上的贡献,多言之过略,而这些,恰是研究郭嵩焘、评价其出使意义所不可或缺的。     

郭嵩焘的湖南人“独立之根性”

近代湘籍思想家和外交家郭嵩焘之所以称为湖南人"独立之根性"的典型代表,是因为浸润着湖湘文化元素的家风和地方风气培养了他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精神,影响着他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以湖南人特别独立之根性读书、为官、做学问。特别是他继承和发扬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最早将中国传统实学与西方近代科学结合起来加以理解,提出向西方学习不仅要"师夷之长技",而且要师夷之根本政教制度、民情风俗的见解,大大超越了前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和湖湘文化向近代化的转换。     

郭嵩焘的洋务观

郭嵩焘是中国近代第一代驻外公使 ,以宣传洋务和出使英伦并提出最早的维新思想闻名。他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对夷患及夷患的解决就提出独到见解。他的洋务观比洋务派的观点激进而深刻 ,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     

郭嵩焘法制思想探论

郭嵩焘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臣，通过对西方全新的法制观念和制度的考察与传播，以及对中国封建法制的批判，形成了具有近代元素的法制思想，在中国传统法律走向近代化过程中起了启蒙和先驱作用。在宪政思想方面，认识到中国的出路在于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开始突破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藩篱，体现出时代精神和进步性。在司法制度上，主张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进行司法制度改革。他在日记中大量记述和介绍了西方的审判制度、律师制度、陪审制度、舆论监督制度、监狱制度以及法治意识等，充分体现出他司法价值观的变化。在国际法思想方面，通过对国际公法的了解，对设立驻外使节领事的认识，积极地将国际公法运用于具体实践，体现出远见卓识。     

郭嵩焘的民本与民主致富致强之道

郭嵩焘的致富致强之道不仅表现为对传统重民、养民思想的继承,而且表现为以民本来体认、诠释西方的民主,强调利民、富民。它反映了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当口,一批士大夫政治理念的深刻变化,为以后中国人接受西方的民主思想提供了必要的准备。     

郭嵩焘的宪政思想及其评价

郭嵩焘是中国早期的洋务官僚之一，他通过多年的社会实践．清醒地意识到国家的强盛不仅单纯依靠军事，必须有相应的政治制度来辅成。为此．他对西方民主政体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考察。郭嵩焘不仅敢于正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而且对于中国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同时．思想的深刻和超前使郭嵩焘具有比同时代入更为高瞻远瞩的思想理念，也使能不可避免地成为思想解放的寂寞先驱。     

郭嵩焘出使英法

郭嵩焘生前曾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制订了一个时间表,认为中国要用四百八十年完成赶超西方强国之路:学习西方军事,三十年可初见端倪;学习西方制造工业,五十年可稍见成效;兴办新式学校,一百年方能树立起人才;再用一百年荡涤旧习;再用一百年砥砺精英;再用一百趋于大成。鉴于当时顽固守旧派的强大,郭嵩焘将中国现代化的时间表制订的时间长了些。后来的历史进程比郭嵩焘的时间表要快得多了。     

郭嵩焘是早期维新派的先驱者之一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充任驻外公使的郭嵩焘(1818—1891)已逝世一百周年了。他在世时,由于对西学的青睐而受尽守旧人士的诋谤。对此,他泰然处之,并且深信“流传百代千令后,定识人间有此人”。百年后的今天,人们是否真正认识了他还很难说。目前,在大多数论者的心目中,郭氏不过是位洋务派的思想家、理论家。虽有少数论者曾肯定他是“早期新学派”,但至今尚未被学术界认可;近年来,有人说他是“洋务运动的批判者”,     

省思与超越——新世纪以来郭嵩焘研究回顾与展望

郭嵩焘是晚清著名的思想家、外交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郭嵩焘研究自改革开放后逐渐成为史学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回顾新世纪以来的研究现状,总结分析出研究有三大特点:一、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角度新颖独特,呈现多学科交叉互补研究的新态势;二、研究方法上较多采取了比较分析法;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使得学术性探讨大大多于政治性阐释,视野开阔,论证充分。在此基础上,展望研究趋势:一、回归研读郭嵩焘著作原创文本,吸收新史料,步入研究新阶段;二、以现代化史观为导引,挖掘新内涵,开拓研究新领域;三、加强跨学科、跨专业研究,采用新方法,打开研究新局面;四、加强对薄弱环节的研究,找准新角度,提升研究新高度。     

《近代中国的思潮与人物》

正内容简介:本书为中研院学人文库丛书之一,内容包括公私观念与自由民主、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变迁、民国人物与思想三个部分。所收论文,涵及黄克武先生关于近代中国的思想、观念和人物等相关文稿,展现了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中,知识分子如何与中、西多样思潮交织互动的历史图景。     

国民公仆孙中山

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英勇奋斗,百折不挠,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他还是中国近代卓越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其思想言论可称为一座思想宝库。其中,他的公仆观就是一笔值得今人认真思索并加以借鉴的精神财富。     

警惕“皇国史观“

2000年12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一套由牧惠先生主编的“野蒺藜”丛书。在其《总序》中,牧惠先生专门提到对日本军国主义有着深仇大恨的冯英子先生,并且说及自己在打算编这套丛书时就“指定”冯先生围绕“警惕日本”这个主题编出一本杂文集来。理由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咱们中国每一个家庭都有过程度不同的直接或间接的伤害,因为他们总是赖账,总是拒绝忏悔。还因为——真是不好意思,我们当中有些人出于各种不同原因产生了一种以德报怨的健忘症,     

严复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

严复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学术，提倡资产阶级思想与文化，挽救中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斯密的“自然秩序”思想浅析

一 王亚南先生指出:“斯密是以自然秩序的思想贯串于其全书各篇的。”要确切了解其思想,首先要对“自然秩序”概念有所理解。自然秩序思想被认为是“整个18世纪的思想的柱石”,是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在思想领域的反映。近代启蒙运动的一批有影响的思想家,几乎都对“自然秩序”、“自然状态”、“自然法”等概念作出过阐述。约翰·洛克认为,人类进人文明社会以前,曾存在过一种自然状态,由于自然法的支配作用,自然状态是一种有秩序的状态。他们所说的“自然法”并不是以强制性规范为特征的法律制度,而是     

相知与相离:王闿运与郭嵩焘之交谊探析

王闿运与郭嵩焘为晚清名人,为同乡且又同为湘军集团的成员,一生保持着较密切的交往。依照时间顺序,他们之间的交往大致可划分为呈曲线变化的三个阶段。从历史的角度看,王、郭之间的交往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私事,双方的关系以鲜明的个案非常深刻地折射出近代湖南人在学术与政治等方面呈现出的分歧,是晚清变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复杂心态的缩影。     

学科杂交的奇葩--评《交叉科学新视野丛书》

由中国已故著名科学学家赵红州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交叉科学新视野丛书》，前不久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交叉科学”最好称为“交叉学科”，是１９２６年才出现的新词，意指“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学术的、科学的、艺术的学科”。交叉学科在１９７０年代末、１９８０年代初被引入国内，在改革开放的氛围中勃然兴起。自那时以来，在中国学术界陆续涌现出一批卓有成就的交叉学科学者，发表了一批相当有水准的交叉学科学术论著。《交叉科学新视野丛书》从一个侧面对此作了检阅。　　这套丛书共有八本。《科学的历史沉思》（董光璧）和…     

郭嵩焘与严复中西文化观之比较

本文从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中西文化比较的内容以及学习西方文化的方法与模式等方面比较了郭嵩焘与严复的中西文化观,认为二者的文化观既有相似之处,又呈现出不同的特色。相比较而言,郭嵩焘侧重于以传统文化为基点,来融会、贯通西方文化;而严复则侧重于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统,来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构新的文化系统。     

论"学"与"技"的关系

“学”为科学之“学”,“技”为“技艺”之“技”。从洋务运动时期开始,西方科学思想在科技专家和洋务派的大力推动下,逐步成为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主流。而中国传统科学中“技”为主体的特征导致了中国科学发展并未能培养起国民的科学素质,在洋务运动时期“中体西用”论的提出就是将科学之“学”误作技术之“技”造成的。     

试析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中的议会形象

郭嵩焘颠覆了传统的"夷夏观",摒弃中国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认同西方价值观及其评判标准,忽视文化存在着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差异,因而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关于西方议会的描述,实际上存在着这样的二元对立:中国文化(低势位文化、落后、无道)———西方文化(高势位文化、文明、有道)。郭嵩焘没有真正接受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洗礼,因此他虽然颠覆了传统的"夷夏观",但也只能在"华夏"与"夷狄"、"有道"与"无道"的思想框架下反躬自省。他所描述的西方议会依然有些似是而非,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凸现其本质。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角度而言,这种在否定自我肯定他者的语境下的对西方议会的描述是典型的乌托邦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