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海陆关系的超越与中国的选择

在全球化时代,海陆关系发生着实质性的改变。从理论上来看,传统地缘政治的内涵、外延以及逻辑起点都发生了变化,因此,海陆关系要突破地理环境决定论、对抗性思维以及形而上学的思想桎梏,由片面的、静止的海陆关系向联合、互动的方向转变;从实证角度看,通过回顾海陆大国处理地缘政治关系的历史事实,提出当今海陆大国合作意愿不断加强,融合性思维逐渐替代对抗性思维的论断。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中国在处理海陆关系上需要突出合作思想,把握地缘政治重点,处理好大国关系。     

倚陆向海:中国战略重心的再平衡

中国经济的沿海化造成了中国国家重心失衡的战略隐患。在欧亚大陆枢纽地区的地缘政治大棋局中,为维持中国和中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中国需要利用上合组织平台,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在西部建设特区城市和综合交通大通道,以海陆均衡发展,实现中国国家战略重心的再平衡。     

海陆和合论:“一带一路”可持续安全的地缘政治学

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首倡、各国踊跃参与的国际合作实践。其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如何确保可持续的共同安全以及用怎样的地缘政治思想作指导。历史上传统的"海权论""陆权论""边缘地带论"等地缘政治学说,目的大都是为争夺地缘霸权或军事战略服务的,与"一带一路"追求的互利共赢目标格格不入。然而,某些国家仍会从传统的地缘政治角度看待"一带一路"。为使"一带一路"建设拥有与其相配套的地缘政治新概念,作者提出"海陆和合论",即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之间、海洋国家之间、陆地国家之间,全面实现互联互通、和平合作,通过互利共赢,打造结伴不结盟的网络化利益共同体、安全命运共同体。这有利于"一带一路"参与国之间的政策沟通,形成和平合作、共同发展的网状开放体系。可持续安全的"海陆和合论"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实践,必将打破传统地缘政治学所导致的"海陆对抗"或"欧亚大陆地缘争夺"的恶性循环。     

地缘政治与美俄关系--从乌克兰大选解读冷战后美俄关系中的地缘政治因素

地缘政治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经久的话题.随着美苏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的对抗模式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一度沉寂的地缘政治思想又回到了国家战略思维的前沿.在一个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时代里,基于地缘的战略思考成为国家制定其大战略的关键.正是在这种前提下,本文试图对冷战后美俄关系进行再思考,从乌兰克大选的视角审视美俄间的地缘性冲突及双边关系未来的可能性走势.     

俄罗斯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关系

苏联解体后,中国和俄罗斯在各自的改革和建设中取得不同的成就。两个相邻的大国存在许多共同特点和互补性,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中俄两国之间逐步形成新的地缘政治关系。双方应共同努力探索合作方向和共建新的世界秩序。     

反恐:审视美俄关系的另一种视角

"9·11"事件后反恐成为大国关系的新变量.在"9·11"事件后的最初时期,俄罗斯出于改变自己与美国和西方世界关系冷淡的局面等原因,主动对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进行了积极配合,一度大幅改善了双边关系.然而由于美俄两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结构性战略利益的冲突,随着反恐战争的进行和美国借反恐之名实施自己的战略图谋进程的日益明显,两国在地缘政治领域的冲突趋于明显化和激烈化,同时两国反恐理念的渐行渐远也最终导致美俄关系在迅速改善后不到一年又迅速冷却,美俄双边关系在今后一段时间里继续进行传统地缘政治利益的博弈将依然是两国关系的主线.     

中朝关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从同盟关系到正常关系

20世纪50—70年代，东西方两大阵营成为中朝双方建立同盟关系的基础，而精英集团核心成员之间感情纽带及相同政治价值观又有力地支持和强化了这种同盟关系。但1980年代后，这些赖以支撑双方同盟关系的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中朝关系开始重新定位并向正常的国家关系转变。国家利益成为处理两国关系的重要原则，但传统友谊仍将发挥长期影响。另外，朝鲜政治趋向及朝鲜半岛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均会影响中朝关系的未来趋势。     

地缘政治的回归与九一一事件后美俄关系的嬗变--以中亚为个案的分析

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美俄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地缘政治的回归.九一一事件爆发后,俄罗斯一度放弃传统地缘政治观念,与美国进行反恐合作,希望以配合美国反恐战争来换取美俄关系的全面改善.然而,局势的演变使得俄罗斯发现,美国丝毫没有因为俄罗斯的善意而改变自己在地缘上继续挤压、遏制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政策.地缘政治博弈重新成为美俄关系的主线,而这一点在中亚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俄关系的主要内容仍将是两国传统利益,特别是地缘政治利益的继续博弈.这种矛盾冲突只有到美国认为俄罗斯已没有任何可能重新"恢复帝国",而俄罗斯也甘愿满足做一个欧亚大陆腹地的地区大国这么一个角色时才可能告一段落.     

从对手到伙伴：革新开放以来的越美关系

1995年越美建交后，在共同的战略利益的驱使下，两国关系迅速发展，从过去的“对手关系”发展成现在的全面接触与合作的“伙伴关系”。在越美关系发展的过程中，有四个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们是经济因素、军事安全战略因素、大国平衡因素和政治因素。这四个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都能够对越美关系的发展方向起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但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各不相同，在不同的时间段，对越美关系的影响力也各不相同。这四个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因素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彼此间的此消彼长关系将从根本上影响越美关系的大局。     

中印共同崛起的国际政治意义——从地缘政治范式到全球"大同"范式

中国崛起和印度崛起,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最显著现象之一;中印共同崛起,并非历史的巧合,而是亚洲崛起的支柱和必然要求.尽管我们仍然处于现代化、线性进化论阶段,感叹技不如人的非西方世界自然存在对西方的崇拜心理,国际政治中西方观念的主导地位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一旦进入多元化、非线性发展的后现代阶段,未来将螺旋式地回归历史,文明的底蕴才会彻底呈现出来,文明的和谐将取代文明的冲突.中印共同崛起无疑为此展示了最大的希望,是打破西方殖民体系数百年影响的时代呼唤,并将推动国际政治范式从地缘范式和其他西方范式走向世界大同的东方范式.这就是中印共同崛起的国际政治意义.     

新中国边界政策:从陆地到海洋

新中国的边界政策是在解决与缅甸等周边邻国边界争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体现了和平协商、互谅互让与相互调整以及睦邻、安邻等特点.由于一些海上邻国对中国海洋领土主权的不时挑衅和侵犯,中国维护海洋领土主权及权益面临着巨大挑战,也使"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受到了质疑.不过,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中国政府要做的不是放弃这一政策,而是应采取积极有力措施强化其实施效力.     

From Building Barriers to Bridges: Cuban Ties Across the Straits

The Cuban situation reveals how long-lasting late-adolescent formed views, grounded in lived experiences, often prove to be, and how they may maintain meaning even after people emigrate. Those experiences may be differently interpreted depending on social class as well as age. Building on the work of Mannheim, a historically grounded generational frame of analysis helps explain why Cubans initially divided deeply over the revolution, with many of those who opposed it uprooting. It also helps explain why the first émigrés who fled the revolution continued to oppose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ir homeland, even as they assimilated in their adopted country. They continued being committed to ideas formed in their pre-immigration past. The historically grounded generational frame of analysis also helps explain why the Cuba-born who experienced the Special Period viewed life differently, whether they remained in Cuba or emigrated.     

中国软件业的发展能否以印度为师？——中印软件业发展的资源优势及道路选择之比较

印度软件业能够以出口为导向,大力发展外包业务;与它所独有的语言文化优势及人力成本优势密切相关.中国软件业的发展,在人力资源与政府扶持方面,与印度有相似的优势,但是语言障碍和更为明显的文化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中国发展外包业务难以逾越的障碍.相反,中国拥有庞大的内需市场,而这正是印度的劣势,也是印度不得不发展外包业务的动因之一.因此,中国软件业的发展,不必以印度为师,而应该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立足内需,寻求发展.而发展外包业务可能带来的种种弊端,尤其是对软件核心技术的失控,也是中国软件业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中必须考虑的因素.     

The Power of Local Ties: Popular Participation in the Rwandan Genocide

How do ordinary people come to commit genocide against their neighbors? Ethnicity-based approaches cannot explain the different pathways that lead to mass violence or the different forms that participation takes over time and place. In Rwanda, different processes and mechanisms led some to join in the carnage while others resisted. Utilizing Mark Granovetter's concept of “social embeddednes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social ties and immediate social context better explain the processes through which ordinary people came to commit mass murder in Rwanda. Leaders used family ties to target male relatives for recruitment into the killing groups, which were responsible for carrying out the genocide. Ties among members of the killing groups helped to initiate reluctant or hesitant members into committing violence with the group. Finally, ties of friendship attenuated murderous actions, leading killers to help save Tutsi in specific contexts. Which ties became salient depended on the context. In the presence of the killing group or authority(ies), low-level participants (a group I call “Joiners”) tended to go along with the violence. Alone, Joiners often made different choices. The findings in this article are based on data collected during nine months of fieldwork in two rural communities and two central prisons in Rwanda.     

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的战略选择与崛起成败

国际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利益交互系统,在系统中存在着众多战略层面的施动—反馈模式。地缘政治大国的安全战略选择决定了它与体系其他主要成员间的互动方式,互动方式决定了其可能面临的结构性压力,并最终影响到大国崛起的兴衰成败。通过本项研究可以发现: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的战略模式可以分为"区域陆权"战略、"全球海权"战略和"区域/全球海陆并举"战略。如果崛起大国尚未形成稳固的陆基周边环境,那么追求"区域陆权"战略是最优选择;如果拥有稳固陆基周边环境,那么追求"全球海权"战略是最优选择。而"海陆并举"战略因"同色竞争"原理,既可能同周边国家陷入"区域陆权"优势的安全困境,也可能同"全球海权"国家陷入争霸战争。因此,"海陆并举"战略往往容易造就一个反对自身崛起的海陆权力联姻。此外,追求单一的"差色互补"原理容易实现海陆功能分异背景下的战略结盟,进而影响大国崛起战略的操作实施。     

论中美之间的海权矛盾

近来中美两国在海洋领域的摩擦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本文认为,中美海权矛盾主要源于美国。美国基于国家安全、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考虑,企图在海洋领域对中国进行限制,以延阻中国和平崛起。中国海洋利益的拓展则加深了中美之间在海洋领域的矛盾。中美海权矛盾有逐步深化、规模加大、从黄海向南海转移的趋势,但不至于爆发全面海上武装冲突。中国在发展海权时,应处理好与美国在海洋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全球化、帝国与美国左派的批判--评《控诉帝国:21世纪世界秩序中的全球化及其抵抗》

继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帝国》(Empire)及安德鲁·贝克维奇的《美利坚帝国》(AmericanEmpire)之后,2 0 0 4年5月刚刚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的《控诉帝国:2 1世纪世界秩序中的全球化及其抵抗》一书,是近年来美国学术界对全球化背景下已现端倪的帝国秩序和新的全球政治范式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又一力作。　该书的两位主编:一位是阿罗诺维茨,他是美国著名的全球化理论专家和资深的左翼政治活动家;另一位主编高特内则是一名活跃的左翼社会活动家。与《帝国》一书严密的逻辑体系及广泛的历史论证有所不同,尽管该书是一本…     

韩国海权观:力的谋求与逻辑转换

韩国对海权概念的表述和对海权概念内涵的认识历程独具特色。韩国将海权译为"海洋力",也存在着将海权概念内涵要素从传统的"海军力""海运力"扩展至"海军力""海运力""水产力""海洋开发力""海洋环境保护力""海洋治理力"等等的趋势,表明韩国海权观从传统海权观向综合海权观的过渡。韩国海权观凸显了对"力"的谋求。随着韩国海洋实力由弱转强,韩国海权观经历了从海洋弱小国家的海权观到谋求建设海洋强国的海权观的逻辑转换。目前,韩国海权观仍存在诸多局限性。     

从被动适应到主动融入: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社团的历史演进

华侨华人社团在东南亚及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华人社会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它是华侨华人报刊杂志、华文学校及华人企业经贸网络赖以生存的重要支柱之一.早在1900年,印尼华侨华人正式成立了近代印尼第一个华侨华人社团——巴城中华会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