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清代的调解制度

自古代至现今,调解在中国一直有着广泛的适用面,西方学者把中国的调解称之为“东方经验”。自然,这种现象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清代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统治者在总结历代调解经验的基础之上,结合其社会结构和自身特征,构建了一个从民间到官方多层次的调解体系,以达到缓和社会矛盾、维持专制统治的目的。除去历史的因素,清代调解制度中那些合理的部分仍然可为今天借鉴。当代中国,调解存在和适用的基础不仅有传统文化和传统习惯的因素,但同时又有新的社会观念。     

徽州地区民间纠纷调解契约初步研究

传统民间契约研究中,分类研究是近年来开始出现的新的研究方法。本文是对明清以及民国时期徽州地区的民间契约中调解类契约进行的专题研究。文章对徽州地区的调解类契约的程序和形式进行了分析,指出民间调解类契约对公权力救济手段的依赖,以及在民间习惯中地位。     

调解的过去与现在

调解是中国社会一种古老的解纷方式，在古代，调解分为民间调解和官府调解两大类，传统调解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基础和文化背景有密切联系。进入二十世纪，传统调解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革命根据地时期和新中国时期分别经历了延续、改造和创造性发展的历史阶段。对我国的调解制度作历时性的考察，对于在社会转型期重新认识和解读调解制度，发挥调解的功能和价值有重要意义。     

公调对接在司法调解中的运用

目前民间纠纷层出不穷,呈现出多元性、利益性、复杂性和调解难度大等特点,传统的公安调解方式已经无法完全化解纠纷。为适应时代要求,公安机关及时推出了“公调对接”调解模式,即将公安110接处警与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对接,整合社会纠纷调解资源,主动发现,积极化解,超前预防社会矛盾纠纷,促进治安平稳、社会和谐。     

正确认识公安机关治安调解的作用和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出台,标志着公安机关的行政执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该法案明确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这一规定不仅为适用治安调解确立了法律依据,而且彰显了行使公权力的执法机关尊重和善待公民调解协商解决纠纷的私权利的姿态,同时也意味着现代公共管理系统重视调解这种传统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论传统民间调解的创造性转化

在当下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建设法治国家不能盲目地进行法律移植,必须正视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纠纷解决方式,传统民间调解作为法治的本土资源具有浓厚的法治意义。传统民间调解作为国家控制社会的体制性存在,在新旧法律传统下由不同的功能,旧法律传统的民间调解具有教化特征,而新法律传统的民间调解则具备治理特色,要以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为基点,对传统民间调解进行创造性转化。     

调解的正当性与正当的调解

调解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符合中国人和为贵的大众心理,因此,调解具有正当性,是中国人的自然选择。当前,调解作为纠纷解决的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调解应坚持依法自愿和能调则调该判则判的原则,防止一刀切。     

浅议诉前调解与诉讼调解的衔接

调解是我国民间和司法程序解决纠纷的重要手段,具有极强的社会适应性和纠纷处理策略正当性。要实现诉前调解和诉讼调解的衔接,必须在工作机制上有所创新,只有通过建立长期有效的工作机制,才能将诉前调解和诉讼调解不断完善和发展。     

中国调解传统研究——一种文化的透视

调解是古中国最具有文化代表性和最富于文化韵味的司法形式，其源远流长。调解的形式有官府调解、官批民调、民间调解等，其范围虽仅限于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但均贯穿了“息讼”、“德化”以及“和谐”等原则与精神，是依法调解和依礼调解的互补，体现了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最高价值导向。调解有强大的理论体系和社会观念作基石，故而能踏入雅俗与共的主流文化之列，成为一种长久的文化传统。在讲求法治的今天，调解国其目的性的需要，更显恒古的价值，亦因其弊端而需理性批判。     

调解中的社会规则——立足"小小鸟调解委员会"的调研与分析

小小鸟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民间公益组织与人民调解制度合作的产物,在调解农民工欠薪纠纷方面,效果远远优于仲裁和司法解决.小小鸟调解的经验在于熟练应用各种社会规则,积极争取外界资源,劝服欠薪老板支付拖欠工资,并在调解中尽量避免法律因素的引入.其成功经验表明,至少在某些领域,调解比诉讼更能维护弱者的权利,实现正义.小小鸟调解者对官方身份的倚重也表明我国发展调解过程中行政资源投入的必要性.     

我国民间调解组织发展之初探——基于杭州社区“和事佬”协会实践与发展的思考

民间调解组织作为解决民间纠纷的重要途径,在满足居民自治需求、缓解司法压力、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优越性,但其传统的组织方式却面临无法有效满足社会需求、难以推广等现实瓶颈,亟待进一步的改善。笔者尝试以杭州为代表的社区"和事佬"协会为蓝本,从中吸取该类组织发展的成功经验,并以此为基础,为现有各类民间调解组织的发展提供新的对策。     

当前治安调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公安机关在治安管理工作中积极运用调解的处理方法,不仅有利于妥善处理民间纠纷、化解社会矛盾,还可以提高行政效率、节约行政成本,并有助于增进社会和谐以及解决基层警力不足等问题。但在实践中,部分基层公安机关及其民警所进行的治安调解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治安调解功能的充分发挥。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完善国家行政立法、将治安调解纳入考核范围、改进调解方法和创新调解形式四方面建议,以促进治安调解的顺利进行和完善。     

中国传统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社会和解、调解、行业仲裁、诉讼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历史性回顾中,可以提炼出以下历史经验:纠纷解决机制应当多元化,国家机制与非国家机制并重;须充分发挥调解机制的作用,诉讼与调解之间应有相应的联接机制;应促进仲裁制度的发展,实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应尊重民间社会规范的独特作用,寻求民间规范与国家法的相融与合作。     

民间法与法院调解发生学意义上的互恰

以经济学原理作为分析工具,民间法及法院调解二者结合不仅有运作的共同基础,更具在乡土社会中顺利排解民商事纠纷的优势。民间法与法院调解需要且能够结合运用,民间法在现今社会法院调解过程中具有较大作用和优势,法院调解中引入民间法具有积极意义。     

实现人民调解“延伸”至基层法院工作机制的思考

通过对各种民间纠纷的调解,人民调解充分发挥了协助政府化解社会矛盾、增进人民内部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功能。本文以人民调解和诉讼调解的司法实践为基础,分析了我国现阶段人民调解制度的基本功能及人民调解"延伸"机制的形成和发展,为完善人民调解机制、构建人民调解和诉讼调解有效衔接模式做出积极有益地探索,对人民调解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青海藏区民间调解法律问题研究——藏传佛教寺院僧侣参与人身伤亡案件调解的思考

对于青海藏区藏传佛教寺院僧侣参与人身伤亡案件的民间调解行为,学界对其行为属性语焉不详,认识较为模糊。本文指出藏区僧侣们在民间调解中,主要运用的是文化权力———付出符号劳动,享有符号权力,甚至实施符号暴力,从而说明其在藏区民间纠纷调解中的行为并不具有超功利和非经济型的特征。对于青海藏区藏传佛教寺院僧侣参与人身伤亡案件的民间调解行为,学界对其行为属性语焉不详,认识较为模糊。本文指出藏区僧侣们在民间调解中,主要运用的是文化权力——付出符号劳动,享有符号权力,甚至实施符号暴力,从而说明其在藏区民间纠纷调解中的行为并不具有超功利和非经济型的特征。     

“第三方调解”:解决医疗纠纷的第四种途径——江西南昌创新医疗纠纷调解模式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弥补了传统医疗纠纷解决方式的缺陷,是当前化解医疗纠纷的重要途径。南昌地区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模式自2012年12月26日开始实施,通过创新管理机制、创新协调模式、规范办事程序和创新人才机制,在改善医患关系、维护医疗秩序和社会秩序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这一模式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为进一步完善南昌地区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模式,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完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与其他解决途径的衔接机制;建立医疗纠纷保险赔付机制和慈善救助机制;加大财政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保障经费来源;加大对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模式的宣传力度。     

商会与法院联动调解商事纠纷考析——以广东为例

商会与法院联动调解商事纠纷主要是诉前调解和诉中调解。在国家倡导多元化机制解决纠纷的背景下,现阶段许多地方尤其是广东已经探索建立起"商会调解+司法"的联动调解模式,其发展主要是基于民间社会对调解的偏好、国家治理理念的嬗变、商会自发发展三重因素的叠加,与清末民初时期的官商互动也具有某种历史相似性。虽然这种联动调解模式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目前商会与法院诉调对接机制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彝族民间调解与国家法律制度的良性互动

彝族人民在几千年历史中,形成了以民间德古调解为主的多元化传统纠纷解决机制。拟在彝族民间调解制度的运行情况的现状分析基础上,提出彝族民间调解与国家法律制度的良性互动,整合民间纠纷调解的资源,推行多元化调解机制,构建大调解格局。     

律师参与调解机制研探一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诉调对接实践为视角

“律师参与调解”作为非诉纠纷化解模式中一种全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具有独特的专业优势及价值。文章分析了“律师参与调解”的机制内涵，借助图表及数理模型阐述了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律师参与调解的典型模式，提出了“律师参与调解机制”的体系构建及模式完善思路，即包括：1．对调解进行专业细分；2．调解律师的合意选择与建立调解律师名录库；3．构建“执业防火墙”及必要的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