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外资并购中国家经济安全审查机制的构建

构建独立的外资并购国家经济安全审查机制具有重要价值。根据我国的国情,从运行成本和现实需要来看,应当建立一个由各个相关部门加入的跨部门的联合审查机构,可称为外商投资联合审查委员会;其并购审查的对象应该规定为有对中国企业的并购意向的外国投资者;其审查机制应当体现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遵守并适用中国法律原则、经济安全原则和国家适度干预原则;其审查标准可以规定为:若有可信证据,能证明或推导出该外资并购交易会对我国的国家安全产生影响或者造成威胁的,则该外资并购交易将被禁止,反之该并购交易可以被通过。     

美欧强化外资安全审查及其影响

近年来,美欧通过扩大安全审查范围、引入反规避措施、对审查标准要素化等措施,强化外资安全审查法律制度。美欧此举旨在使保护主义政策正当化和法律化,优化监管部门组织机构并提高其审查能力,保障自身战略利益,强化在外资监管上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美国强化外资安全审查政治动机明显,欧盟则侧重于填补外资审查机制的法律漏洞。为应对美欧相关政策调整的冲击,中国企业应准确评估安全审查制度功能异化风险,在交易安排中纳入安全审查法律风险防控条款,对具有政治驱动性的审查决定寻求法律救济,中国政府则应大力推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     

俄罗斯的外资并购监管制度研究

2000年以来,随着俄罗斯经济的快速增长,外资对俄直接投资呈现良好态势,投资额逐年增加,投资主体和投资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俄投资不再主要集中在能源领域,且投资主体不再是本国外流资金的回流,而是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增量投资。外资流入促进了俄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许多负面效应,对俄金融安全和部分产业产生了冲击。因此,近年来俄罗斯出台了新法案来强化现有审查机制,规范外资企业在俄的投资并购活动。     

美国网络安全审查制度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

网络安全审查是一个系统工程,其涵盖的层面和内容十分广泛,既涉及技术,也涉及立法和管理等问题。美国拥有较为成熟的网络安全审查制度,在国家立法层面,有完善的网络安全审查相关法律法规;在管理层面,有网络安全审查机构以及一整套的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审查手段、信息通信技术供应链审查等防线,以重点保障国家网络安全。美国之所以成为信息强国,离不开其网络安全保障、信息通信技术自主可控和管理体制的健全,其中一个重要制度便是其网络安全审查制度,既控制了产业,又影响了世界,极具借鉴意义。目前,中国是网络大国,但还不是网络强国,大量外国信息技术产品已经深度渗透至中国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中国面临着严峻的网络安全保障、信息通信技术自主可控和网络安全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挑战。要想保障国家安全、网络安全,网络安全审查必然要成为国家安全审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中国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领域尤其是信息技术通信产品、服务、系统以及相关投资领域开展是否危及国家安全、网络安全的审查,并建立完善的适应中国国情的网络安全审查制度。     

如何看待外资并购

在不久前的北京国际并购研讨洽谈会上,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王志乐做了题为＂推动跨国并购、促进产业升级＂演讲。他谈了中国与印度对外资、对并购的不同模式,值得我们深思。     

论外资在东盟五国的跨国并购

一、外资在东盟五国跨国并购的现状和特点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全球范围内的跨国并购不断发展，并成为外国直接投资（FDI）的主要形式。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统计显示，跨国并购特别是发达国家公司的并购驱动了外国直接投资的近期增长。2005年全球跨国并购额达到7160亿美元，已经接近1999年至2001年跨国并购快速发展期第一年的水平。其中，跨国并购额超过10亿美元的特大交易有141起，接近2000年175起的峰值。在全球跨国并购浪潮中，外资在东盟五国的跨国并购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思想·制度·工具——美国国家安全体系的一种分析框架

各国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相关经验,可以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中国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国家安全体系一般都有一些必不可少的基本构成要素,但由于各国历史文化、内外环境和发展需求等方面的差异,这些要素的演变历程、具体内容和实际作用可能大不相同。作为超级大国,美国拥有最为庞大、完备且富于自身特色的国家安全体系。这个体系主要由指导思想、法律制度和保障工具三类要素构成。其指导思想是维护全球性主导地位,并带有绝对安全倾向;决策机制既遵循一套完整的跨部门分级流程,也涉及各种非正式决策模式;法律制度与监管机制系统完备;保障工具与手段多样有力,包括超强的军事能力与联盟体系、强大的经济实力与情报体系以及广泛的社会基础。然而,作为一个在冷战中形成的"安全化国家",美国的安全目标与手段、资源之间存在持续张力;空前庞大的国家安全体系也会受到内外条件的制约,经常陷入能力捉襟见肘、行为进退失据的境地;尽管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显著的"权力优势",美国同样面临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之间的矛盾。     

印度司法审查制度评述

印度司法审查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宪政制度 ,印度司法审查的制度功能主要是对立法和行政的制衡约束 ,本质上是各种社会利益的博奕过程 ,表现为司法实践中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节制主义的取舍     

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评析

新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内容可以概括为:两大支柱、九项基本任务、三种手段和三个依托。该战略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战略哲学、扩张主义的战略谋略和实用主义的战略原则。新的战略表现出干涉主义更加明显、对非传统安全的重视和对中国发展的担心。     

美国《国家安全太空战略》评析

2011年2月,美《国家安全太空战略》出台。该报告认为美太空环境面临严峻挑战,提出太空安全战略三大目标,并确立了五大战略方针。该报告表明,美太空安全战略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如强调国际合作,促进国际社会负责任、和平、安全地使用太空;改变过去先发制人的进攻战略,实施太空威慑战略;谋求在太空领域发挥领导权。美太空安全战略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谋求太空霸权的野心,其能否接受欧盟《太空活动行为准则》作为太空活动指南存在不确定因素。     

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

美国调整国家安全战略根本目标是在国际格局中确立其单极战略坐标,在全球范围内扩展“自由市场经济”和其价值观。美把反恐和维护国家安全作为首要任务,推出“先发制人”战略,以打击恐怖主义和所谓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无赖国家”。与此同时,美相应调整对大国政策,促进合作。在此背景下,美对华政策定位积极因素增多,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渐成主流。但美对华政策中消极因素仍然存在,中美关系仍存在挑战。本世纪头20年,国际形势有严峻的一面,但从总体看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美国国家安全情报传递机制论析

作为世界上情报体系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国家安全情报机制一直以来备受各方关注。九一一事件催生了美国情报体系全面而彻底的改革。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美国情报界实现了从机构林立的分散体系到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领导的有机整体的重大转型。从总体机制来看,美国情报界现已形成情报机构一体化与任务一体化的双轮驱动体系,其情报传递网络不仅涵盖领导、协调、执行三个层级间的纵向传送,而且包括不同情报机构之间的横向协调,基本实现了情报整合与信息共享。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成为名副其实的美国情报界统领,其下设的反恐、反扩散、反情报和网络情报中心构成了美国国家安全情报分类传递机制的四大支柱。通过比较,四大分类传递机制中最为成熟的是反恐中心,其次是反情报与安全中心,再次是网络威胁情报整合中心,最后是反扩散中心。由于各类情报机制自身发展程度的不同,其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也不一样。美国国家安全情报传递机制的改革“瓶颈”既有发展不足导致的结构性困境,也有外部安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此外,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一系列政策举措使得美国国家安全情报体系的发展方向呈现出新的态势。     

美国安全战略和对外关系进入新的调整阶段

“９·１１”事件使美国产生了罕见的不安全感，迫使它重新考虑所面临的安全威胁，重新构思应对之策。《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表明，美国已经开始就安全战略和对外关系作重大调整。这次调整的幅度和深度，可与冷战结束相比，标志着国际关系有可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On Value Security and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nature determines the universality of values and its particularity determines the diversity and plurality of values that is the fundamental determinant of security problems among different value systems. In a narrow sense, value security refers to a situation in which value concepts of a state, region, or a nation, social class are not under threat from the external adversaries, which is called conceptual value security. In a broad sense, value security refers to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system of realistic value security and that of conceptual value security. National value security encompasses both value security in a nation-state and security of national values, in which the former is featured by the recognition and acceptance of a prevailing value in a nation-state, and the latter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sovereignty of national value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issue of value system is a meta-theoretical one and the security of conceptual value system is part of cultural security, value security holds a core position in cultural security and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dditionally, value security embodies the security of value pursuits and value criteria in different spheres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nd therefore, it is also an indispensable and flexible support to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论价值安全与国家总体安全体系

人的普遍性决定了价值的普遍性,人的特殊性决定了价值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价值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正是引发不同价值体系安全问题的本质因素。狭义的价值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阶层的价值观念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即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广义的价值安全是实在性价值体系安全与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价值观安全)的统一。国家价值安全由国家内的价值安全和国家价值的安全构成,前者以多元价值主体的价值认同为重要表征,后者以国家的价值主权为重要表征。就其对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意义而言,价值体系是元文化,且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是文化安全的一部分,因而价值安全是文化安全的核心,也是元文化安全,必然地成为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价值安全又意味着国家总体安全体系所有构成要素的价值目标、价值规范的安全,因而又是国家总体安全不可或缺的柔性支撑。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下的中美关系50年

自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之内的中美关系经历了1972—1989年、1989—2017年以及2017年之后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制衡、塑造与争胜先后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逻辑核心。在第一阶段,美国对华的国家安全战略逻辑是“借重以制衡”,即借助中国来平衡苏联,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被美国视为“友好的非盟国”。在持续时间最长的第二阶段,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逻辑是通过“接触以塑造”,希望塑造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以及对外行为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一度被美国视为潜在的战略伙伴。在2017年以来的第三阶段,美国试图通过“竞争以制胜”,防止中国的发展超越美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内的中国以及中美关系全面转向消极。50年来,中美关系经历过两次转向和重构,目前第二次转向和重构仍在进行中。过去50年,中美关系总是关系到美国全局性国家安全利益的重大问题;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涉华部分超越党派之争,有着较强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很多议题和提法都长期存在,或者早有伏笔。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涉华议题的内容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丰富;中美关系的合作面和竞争面都有明显增长,但竞争面的比重大幅上升。     

东南亚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伴随着战后现代化、产业化的发展,东南亚国家同样发生了传统的家庭结构和功能嬗变、城市化、失业、贫困、养老等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从而产生了创建和完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需要.东南亚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于欧美福利国家经验的自身发展经验的探索,它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学习和借鉴欧美社会保障制度并依照自身的特点加以改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