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拟制的语义内涵及规范构造

法律拟制作为一项重要的立法技术,具有虚构性和决断性两大特征,可以避免立法上不必要的绕路和适用上论证的困难。在法治国背景下,法律拟制只能是立法拟制,不包括司法拟制。现代立法中通常采用“视为”“以......论”“依照......定罪处罚”等具有扩张性的表述方式规定法律拟制,但仅仅通过形式判断,还不能揭示其规范内涵。为了区分法律拟制、其他拟制以及类型化的立法,应当从规范意义上理解法律拟制,并通过规范目的划定能够等同评价的构成要件的存在范围。     

论我国商誉权法律保护的立法完善

我国目前商誉权法律保护的立法存在重大缺陷。为了完善我国商誉权法律保护的立法 ,文章提出 :整合我国目前商誉权的法律保护方式 ,即不再适用名誉权条款对一部分商誉利益进行保护 ,以突破反不正当竞争法在不正当竞争行为上设置的竞争关系为前提 ,将侵害商誉权行为作为具有一般侵权行为性质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统一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商誉权条款 ,规制各种侵害商誉利益的行为。     

没有法律规范的行政行为很危险

从立法上看，目前从实体到程序，再到对行政行为的监督，行政法制建设的状况是比较好的。实体方面，我们已制定了几十部法律，规范了各个行政部门的职权，比较全了。在行政行为方面，行政行为包括行政收费、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现在的立法情况是，已经出台了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收费立法一直在研究，要规范行政收费的行为，再有就是这部行政强制法。     

行政职务行为致人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方法

行政职务行为致人损害赔偿表现为:行政职权行为致人损害赔偿和其他行政职务行为致人损害赔偿。行政职务行为致人损害赔偿在法律适用上存在竞合关系。《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前,行政职权行为致人损害赔偿适用《国家赔偿法》,其他行政职务行为致人损害赔偿适用《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后,行政职权行为致人损害赔偿适用《国家赔偿法》,其他行政职务行为致人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责任法》。行政职权行为致人损害赔偿与民事赔偿的混合表现为两种形式:不动产登记错误致人损害赔偿与民事赔偿的混合,行政不作为致人损害赔偿与民事赔偿的混合。两种情形下的法律适用及责任分担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指定侦查管辖的程序偏差与纠偏路径

指定侦查管辖是公安机关处理案件管辖问题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保证刑事诉讼能够顺利进行的一项重要制度。从司法实践来看,指定侦查管辖具有适用标准的模糊性、适用动机的功利性、适用过程的职权性以及指定行为的预决性等特征。指定侦查管辖在刑事诉讼法中缺乏明确依据,强化“侦查中心主义”地位,存在启动与协商机制不够规范,适用过程中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存在同步异化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司法人员对指定侦查管辖价值认识不足,立法理念与司法体制下的指定侦查管辖制度存在冲突。完善指定侦查管辖制度的路径是,在立法层面明确指定侦查管辖的功能定位,细化相关规定;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原则,贯彻程序公正;发挥法律监督刚性,强化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制约监督。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法能否优于全国人大旧法？

韩大元在《法学》2008年第10期载文《全国人大常委会新法能否优于全国人大旧法》，探讨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的关系等宪法问题。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宪政基础、宪法地位、宪法职权、立法程序都不同，两者不是同一立法机关。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并不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的职权在效力层次、范围上都高于、大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因此，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新法与全国人大旧法之间的冲突，不能简单适用解决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冲突的“新法优于旧法”原则。     

地方人大急需加强对非法律规范性文件的审查

规范性文件是指有权国家机关发布或者通过的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和义务,并在其管辖范围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文件,可以划分为法律性规范性文件和非法律规范性文件。法律性规范性文件和非法律规范性文件都对一般社会成员具有规范功能,都是具体国家行为的依据,都有国家强制力做保障。法律、法规、规章等法律性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和立法技术都比较成熟,宪法、立法法等法律对这些立法行为规定得比较详细,其立法质量也比较高。除了法律性规范性文件,在我国政权运行中还存在大量的非法律规范性文件,俗称“红头文件”。非法律规范性文件虽然不是通常意义上讲的法,却具有类似于法的作用,带有“准法”的性质。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模式探析

目前我国法学界已有两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专家意见稿”，这两部意见稿均主张采取统一立法模式，即将公共部门和私营机构收集、储存和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放在一部法律文件内进行调整。基于国外的立法经验、目前我国已有的立法基础以及现实对于私权利保护的诉求，应该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应当采取分散的立法模式，即将公共部门和私营机构收集、储存和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分别置于不同法律部门中的不同法律文件内进行规范调整。     

论涉外民事案件当事人法律规避行为的效力问题

论涉外民事案件当事人法律规避行为的效力问题□郭丽红涉外民事领域里的法律规避，是指当事人人为地变更冲突规范所规定的连接因素，以避开本应适用的准据法，而使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得以适用的一种行为。有些学者又称这种行为是“诈欺规避”、“窃法作弊”或“钻法律的空子...     

论行政法律规范更具可接受性的路径——基于陕西榆林“芹菜案”的思考

陕西“芹菜案”中“小过重罚”所凸显的行政决定在法律适用上具有合法性却不被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认可的问题,其根源主要不在于执法层面所谓的“机械执法”,而在于立法层面的行政法律规范与情理之背离甚至冲突。情理源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情理法观念,在当下中国行政法治建设中仍具有促进实质正义的重要价值。应在制定和修改行政法律规范时全面充分考量和吸纳情理因素,通过法与情理的交融来提升行政法律规范的可接受性。     

中国法治建设的四条主线

政府职权法定与市场主体行为自由法定在实质上都是相同的，核心都是要突出“法定”二字。要求“法定”，不仅仅是强调以法律作出明文规定，而是强调要依法治理的社会发展模式。法定不只指立法。还包括背后的一整套制度体系。     

“直接适用的法”论要

“直接适用的法”是从国际私法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分析其特征的基础上,对“直接适用的法”的定义进行重新界定是十分有必要的.“直接适用的法”与国际私法中的其他相关概念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2011年4月1日开始生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条在我国首次确立了“直接适用的法”制度,对该规定的性质、强制性规范的识别以及“直接适用的法”与意思自治、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关系都应当准确把握.     

我国现行应急立法体系和预案制度评析

我国现在采取的是“突发事件应对和紧急状态制度分别立法”、“法律规范体系和各级预案制度相结合”的应急立法体系和应急机制。但是从《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五十一条和第六十九条可以看出．其留下了一定空间以衔接将来的紧急状态立法和其他配套立法．这其实也是应急立法体系还不完善的地方。     

法律文本“过渡条款”问题研究

汪全胜在《法商研究》2013年第4期载文《论法律文本中“过渡条款”的规范化设置》认为，过渡条款是在新旧法律交替时明确指引法律适用的法律规范，是法律文本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过渡条款的内容设置是在该条款中明确新旧法律的选择和适用问题，有四种模式：适用旧法模式、即行适用模式、过渡期模式（有关事实或行为可以在过渡期内进行调整，以符合新法的要求）和适用新法模式。过渡条款的形式设置是该条款在文本中的位置安排问题，根据我国立法实践的惯例，过渡条款应当设置于法律文本中附则的位置。我国现行法律文本中，过渡条款的设置技术存在不足：一是法律文本中缺失过渡条款的设置；     

论冲突规范的工具性限制

冲突规范在调整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中，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但冲突规范对这类关系的调整绝不是万能的。冲突规范的局限性，是冲突规范固有性质的一部分。从冲突规范的工具意义上讲，冲突规范的工具性限制体现在其适用前的被“超越”以及适用后的被“罢黜”。本文介绍了冲突规范适用条件，分析了冲突规范被“超越”的两种形态——统一实体规范的适用和直接适用的法，冲突规范被“罢黜”的两种形态——法律规避和公共秩序保留。     

行政行为概念的科学界定

重构行政行为概念的初步设想是 :在立法实践中抛弃“具体行政行为”这一用语 ,在学理上停止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划分 ,对行政行为概念作出严格界定 ,并使学术及法律用语的意义趋于一致。行政行为宜定义为具有行政权能的组织或个人行使行政职权或履行职责 ,针对行政相对人所作的直接产生外部法律效果的行为。     

融民族精神于裁判：以“义绝”的司法适用为例

法律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而司法的运行则是塑造民族精神的重要方式。由于“义”长期以来发挥着中华民族判断行为合理与否的作用,因此尽管传统法律中的“义绝”从立法上看只关涉婚姻关系,但“义绝”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却大大超出婚姻关系并形成了“身份-道德/法律规范”的混合逻辑。其中“身份-法律规范”的逻辑与现代法治之精神相悖,但“身份-道德规范”的逻辑却依然存在于现代社会并影响着司法实践。透过个案可以看到,在机械适用法律规范将有违民族精神时,现代司法者同样可以凭借“义”的“身份-道德规范”逻辑判断当事人行为的合理性,并通过司法技术的运用实现裁判的合理性建构,最终使得个案与法律所内含的民族精神相一致。     

台湾地区行政命令的违法审查机制

在台湾，行政命令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授权或者基于职权针对未来的一般事项制定和发布的抽象规范。为了解决行政命令的违法、“违宪”问题，台湾地区健全了行政命令的违法审查制度，其主要特点是：一，厘清行政命令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为规范审查提供基础；二，强化立法审查，确认法院的司法审查权。此制度虽有明显的进步，但仍有检讨的余地。     

论公安赔偿中职权界定的理论与实践

国家赔偿制度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根据赔偿法规定,构成国家赔偿的要件之一,是职权行为违法。因此我们在处理公安赔偿案件时,必须正确区分职权行为和非职权行为,它对于提高公安民警的执法水平,增强法律意识,及时赔偿受害者的损失,正确贯彻实施国家赔偿法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公安职权界定的构成要件公安职权是国家机关职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国家机关的职权行为是指法律、法规赋予国家具体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行为。国家机关职权行为是很广泛的,它包括权力机关的职权行为、行政饥关的职权行为、司法机关的职权行为和军事机关的     

对"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的反思与重述

行政诉讼是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认定、复审的司法活动.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是否存在法律适用,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如何进行审查,以及依据哪些法规范进行审查.当提出上述疑问时,便会思考行政法法源与行政诉讼依据之间的关系问题,不同的法源在行政诉讼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反映出不同的法规范对法院产生不同程度的约束力.据此,基于"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的反思会衍生出法源、行政诉讼复审依据以及司法约束力等论题,有必要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并加以重述,方能有助于准确理解我国行政诉讼的本质特点,进而明晰我国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对行政机关的规范适用进行司法复审的角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