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态势与社会控制模式需求定律——我国接受西方法治思想与模式原因的新解读

道德的“自我”单位变量与法律控制的需要量是成反比的,即道德的“自我”单位越小,法律控制的需要量就越大。人性中固有的道德走势为“小我”为重的价值位阶,因而需要更多的法律控制。某一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走势,影响该社会控制模式的选择。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走势为“大我”为重的价值位阶,因而选择德治控制模式;西方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走势为“小我”为重的价值位阶,因而选择法治控制模式。中国传统社会所选择的德治控制模式及其文化依据中的道德走势与人性规律中的道德走势相反,并高于社会实有道德水平,因而德治控制模式的实效性较差;西方社会所选择的法治控制模式及其文化依据中的道德走势与人性规律中的道德走势相一致,并等于或低于社会实有道德水平,因而法治控制模式的实效性较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文化体系中的道德走势发生反向渐变,因而社会从对德治模式的选择逐渐转向对法治模式的追求。     

法律技术的内涵与外延

法律的产生是为了达到人类通过规则而使共同生活成为可能的目的,但是,在法律产生之前,人类并非不能作为一个群体生活,宗教和道德在维持人类社会的存在上起到了主导的作用。所以,在古代社会,宗教、道德和法律同时作为社会的控制手段;到了近代,法律则成为了主要的控制手段;而在当代,通过法律的规制可以说达到了无所不在的程度,通过引入具有可操作性和专业性的法律技术,法律完全取代了宗教和道德的地位,而几乎成为社会控制的唯一手段。     

法律人的社会责任--从公益法律诊所的设立谈起

本文从公益法律诊所的设立出发,探讨了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丰富和拓展的一个方面,即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正确认识和实现法律人的社会责任的问题。作者认为,公益法律诊所的实践让我们认识到,法律人的社会责任本身是一个在现实处境之下如何运用法律知识和法律人身份积极实现的过程。它需要法律人直面法律职业解决社会问题的优势和困难,而不是空谈道德呼唤。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法律人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和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对诊所法律教育、法律职业以及中国法治的前景,所采取的是一种务实和谨慎乐观的姿态。     

社会的法律与国家的法律——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看中西法律的差异

中西法律式样的不同根源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模式 :西方的社会主导模式与我国的国家主导模式。西方的社会主导模式造就了西方的法律是社会的法律 ,是社会控制国家的工具 ;我国的国家主导模式导致了我国的法律是国家的法律 ,是国家控制社会的工具。这一不同的首要制度表现就是西方的法院是社会的法院 ,是权利的保护机构 ;而我国的法院则是国家的法院 ,是推行权力的机器。它的另一表现是作为社会权利的代表者参与法律程序的律师制度的有无。它在思想上的表现便是西方的法学是社会的、反思的法学 ,而我国的法学是国家的、注解的法学。     

论公法在中国的演进

公、私法的划分肇始于西方,因其契合着人的公共性和个体性而得以延续和广泛应用。公法因社会生态的不同而演变出宗教、道德、法律等不同的表现形态。公法在中国是伴随着共同体的形成而生成的。近代以前,由于公共利益遮蔽了个体利益,道德始终占据着社会的主导地位,公法在中国一直以道德的形式存在着。近现代后,社会生态的变化使得利益多元化逐渐生成,公法在中国逐渐由道德向法律转变。当前公、私法之间愈来愈呈现出融合的趋势。宪法的彰显是公、私法划分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使公、私法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在更高层次上的统一。公法在宪法整体性的协调下,已呈现出自足与互助的同构。     

儒家法律思想的价值及启示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时期,中国逐步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促使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活跃起来,尤其是在政治方面和法律思想方面。这一时期,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派别,如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等。各个学派都以自己独特的思想见解影响着当时的社会和以后的历史,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儒家。儒家法律思想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改造,逐步演变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长期影响着封建社会与法律相关的各种活动。     

小议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兼论法律移植中的西方中心主义

法律和道德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是两个独立、没有关系的文化概念?还是紧密相关,道德作为法律的正当性支撑而存在,法律只是道德的宣示?有一种观点认为法律的产生是道德多元化的结果,即人类社会中形成多种道德,各种不同的道德之间相互冲突、碰撞,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于是人类创建一个权威,通过这个权威告诉所有的人,在一定的地域内,某一种道德就是法律,不容违反,在冲突中只有这种道德才能作为评判的标准——用法律的语言来说,是正义的。这种理论简单易懂,看似也很合理。道德是法律存在的土壤,法律只是被权威承认的道德。但果真如此吗?本文将从历史的视角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进行简单的梳理。     

浅论儒学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儒学是指儒家学派提出并发展成熟的备受统治阶层推崇而贯穿于我国封建社会的思想体系,两千多年来,它在中国大地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独有偶,法律作为维系封建社会安定的工具,自然与之密不可分.在国家层面,儒学对国家法律体系、国法的制定与实施起着导向性的作用；在民间社会层面,儒学对民间社会规范以及法律思维亦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略论中国古代君权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

中国古代自有信史以来即实行君主制 ,甚至是君主专制制度 ,直到 2 0世纪初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 ,君主政体才宣告结束。君权的强大和持久有其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根源 ,其中很重要的是获得了法律与道德的支持。君权至上、法自君出是中国古代传统法律的特征之一 ;而理想中的君主又是古圣先贤和道德楷模的化身。因此 ,考察君权的起源、君权的合法性与合理合道德性以及君权与法律和道德三者之间的关系 ,对于加深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法律文化的认识与理解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当代中国人的道德表现方式及其奥秘探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道德表现方式实现了从隐性与显性相结合、以显性为主要特征向隐性与显性相结合、以隐性为主要特征的转换,人们在日常生活条件下选择隐性化的道德表现方式和在重大事件等特殊情况下选择显性化的道德表现方式,是隐性表现方式与显性表现方式相结合的基本形式.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中国人的精神本质、中国人的基本道德质态是比较稳定的,只是在不同的条件下人们有不同的道德表现方式而已.人们究竟选择什么样的道德表现方式,取决于所处的环境,取决于与环境密切关联的社会道德诉求的程度、道德这一价值在社会核心价值序列中的位次、社会心理和民间舆论对人们道德行为之动机正当性的评价倾向等因素.     

“礼治”实践的法律强制及其现代意义

"礼"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与法律的重要表现形式,它的运作过程全面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礼治"的基本内涵是建立具有道德内涵的礼仪制度,并通过礼仪制度确立等级分别,最终实现政治等级秩序和社会等级秩序.中国古代"礼治"实践的真正途径是法律强制,法律对"礼"这种道德规范的法律强制所形成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对中国当代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中国法制的建构者：律师－《律师文摘》总第5辑卷首语

在当下的中国，律师因为是客户利益的捍卫者而被社会视作是可信赖的道德良心者、律师因为运用法学知识和法律规则而被社会视作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律师因为提供法律服务以获取报酬而被社会视作是各行各业中的显贵。与此相应，社会便要求律师有崇高的正义道德之心性、要求律师具有知识上的独立性、要求律师遵循良好的行业规范。显而易见，对律师提出的这些要求乃是以社会对律师的那些看法为依凭的，当然也是颇为合理的。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上述对律师的看法却丢失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维度，而这个维度便是律师在中国法制发展过程中所…     

略论中国古代"男尊女卑"观念的法律表现

通常认为"男尊女卑"是一种伦理道德规范。但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它不仅仅是伦理道德规范,而且也是法律规范,而且正是通过将之上升为法律规范后产生的强制作用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这一伦理规范的社会影响,以致这种理念根深蒂固,不仅影响了古代人,甚至在某些当代人的意识中仍留有较深印记。文章就中国古代"男尊女卑"观念的思想基础及在身份、婚姻、继承、刑事等方面的法律表现进行了考察。     

浅析道德如何影响法律文化

法律文化是一种内容广泛,历史悠久的文化,在法律文化发展过程中,都深受道德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群体的道德观的差异会在一定程度上以法律文化为载体而表现出来。道德从不同角度对法律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积极的,同样也有消极的。在历史的长河中,道德与法律文化一同编写了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史、进步史。     

司法竞技、法律诊所与现实主义法学教育——从耶鲁的法律现实主义传统展开

作为法学教育界领袖的耶鲁法学院的崛起绝非偶然,这背后是法学教育理念的变迁轨迹和现实主义法学教育的勃兴。现实主义法学教育是对于兰德尔所创立的案例教学法的批判与修正。其适应了司法竞技主义与对抗式诉讼的需要,是法律人专业化大背景下的一项改革,也是法律职业所面临的道德性与非道德性困局的一种妥协。法律诊所是现实主义法学教育的一个重要载体,契合了学徒式和实践型法学教育模式。相应地,当代美国法学教育的内容、方法、课程设置、师资配备、授课方式等诸多方面发生了重大变革,其背后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抉择。     

从反腐问题看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是法理学中的一个亘古恒新的问题,本文试从反腐问题入手探察当代法律与道德的内在关系:我们一直坚持解决腐败问题的重心应该放在致力于制定出更完备、更健全的法律,本文认为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人们的精神道德在此方面的影响,加强对社会成员的道德教育,在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道德应当扮演何种角色,道德对现今的法律又有何种影响。     

对我国社会控制模式选择的法社会学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与之相应的法律机制加以规范和保障，而且也要求有与之相应的道德机制对社会加以控制。“法治”与“德治”并重应是当代中国社会控制模式的最佳选择。选择这一“模式”，既符合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也是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现实需要。法律侧重于外在控制，道德侧重于内在控制，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做到外在控制与内在控制统一，社会秩序才能得到有效维护，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向前发展。关于“法治”与“德治”之相互关系，是法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就从法社会学理论层而对“法治”与“德治”及其并重这一社会控制模式进行了考察，并对这一模式的理论基础、实践及在实际操作中的设想作了多方面的论证     

论法律与道德的冲突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亘古的法哲学问题,众多的法学思想家对其二者关系中的冲突问题,更是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大争论,本文拟从论证法律与道德是有联系的这一问题入手,并适当概括地否定了自然法学派恶非法的这一观点后,就较多的论述了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所产生的原因,表现的方面,冲突的意义以及解决冲突的手段和方法等。在文章的第四部分也适当地谈了一些法律与道德冲突之下人们对法律的遵守和对道德的默守等等。     

法律移植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法律移植是国家创建法律过程中的常见现象,但是,法律移植中,接受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与所移植的法律文化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在移植外国法律的条件下,传统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仍然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分析以及对中西法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法律移植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分析法律移植借鉴外国法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起的作用及其在实践中的体现。进而得出结论:法律的移植必须与中国内在的传统文化特质相契合,与中国特有的社会道德伦理相契合,这是法律移植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认识和立场。     

广西高校法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以玉林师范学院培养地方特色应用型东盟法律人才为视角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法制日益完善，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我国法律服务市场表现出了对东盟法律人才的强烈需求，这也就对广西高校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人才培养质量高低的核心是法学课程的设置，因此，文章通过分析目前法学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进而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师资紧缺、教学学时的分配、教材编写几方面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