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困境与内生权威嵌入的新乡贤治理

进入后农业税时代,我国乡村治理由间接治理模式向直接治理模式转变,乡村基层组织的财政基础、治理方式和权力结构以及治理运行逻辑都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整个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乡镇财政空壳化倒逼下的基层政府几乎完全丧失治理功能,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日渐疏远,传统地方权威在乡村治理中面临着失效和失语。而乡村自身的内生秩序控制力量离不开乡村精英力量的形成与推动,当前非体制精英的崛起成为村庄权力结构变迁显著的特点,乡村社会的精英政治从一元政治精英向多元精英治理转变。重塑乡村精英的"新乡贤治理"模式,能够有效缓解后农业税时代直接治理模式下的治理困境。     

乡村振兴战略中村干部队伍建设研究

"村子强不强,要看领头羊。"顺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在于农村基层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而作为农村基层组织的灵魂和骨干,村干部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村干部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本文主要立足于狭义村干部(主要指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等主要村干部),就其角色认定和作用发挥、存在问题和面临挑战以及治理困境和应对举措等六个方面进行理论阐述和系统研究,以期推动我国村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正规化和现代化,从而增强"三农"新活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新疆南疆村干部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近几年自治区党委以“访惠聚”驻村工作队为主,在基层贯彻群众路线,高效解决了当前基层社会治理问题,提升了南疆村干部治理能力,这是新疆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探索和创新,是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保障,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体现,但同时也映射出南疆村干部队伍结构老龄化、动力不足,基层村干部专业能力提升机制不健全、统筹经济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建议通过持续提升基层党建引领能力,树立法治思维、提高依法治村能力,强化村干部履行能力,落实村干部关心关爱政策,提高预测与处理公共危机能力等有效途径,持续提升南疆村干部治理能力,推进南疆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社会矛盾治理——基于陕西女村干部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村干部是农村社会矛盾治理的重要主体。基于对陕西省381位女村干部的问卷调查数据,分别从治理环境、治理对象、治理策略和治理资源等方面分析了女村干部的看法。基于女村干部立场的研究结果,一方面勾勒出当前乡村治理总体和谐稳定,但社会矛盾也大量聚集的基本形势;另一方面则呈现出乡村治理精英的生存处境,反映出当前农村社会矛盾治理所遭遇的困难与挑战。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维护农村社会秩序,不仅需要法治化治理、经济治理,也需要发挥文化治理的积极作用。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不仅需要"亲民",也要"亲基层""亲村干部",塑造良好的治理环境。     

村头官僚、政策变通与乡村政策的实践逻辑——村干部政策角色的一个解释框架

通过若干农村政策执行案例的解读,分析村干部在执行国家政策中"村头官僚"角色的生成理路与行动逻辑。由于国家对乡村组织功能的双重定位,村干部在政策执行中事实上处于"第三领域"的自由政治空间,使其从忠实代理人角色向追逐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村头官僚"角色蜕变,他们通过政策规则的利益化、政策价值的权力化、政策认同的村庄化,解构和重构了国家政策的文本逻辑,导致了国家政策在乡村社会的执行扭曲。要实现村干部政策角色的正确回归,一方面应加强对村干部政策执行行为的监督和约束,保证国家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实现,另一方面应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和乡村治理制度,实现基层政权的现代公共性转型,使国家政策执行更具活力与绩效。     

村治外生资源的政治化嵌入及其后果研究

在资源下乡背景下,突破乡村治理内卷化的路径之一,是实现从维控型治理转变到发展型治理,这要求在实现村庄整体经济增长的同时应为村民提供公共品服务。本文以兼具乡镇公务员和村支部书记身份的村干部为切入点,探寻村治外生资源政治化嵌入的作用机制及其后果。外生资源的政治化嵌入对村干部个人能力有要求,并与植根于村庄内部的发展动力相互作用。同时,村庄治理在谋求向发展型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中,还需警惕不受监督的村干部将外生资源过度政治化嵌入带来的后果。     

论不同地区村干部性质的差异性

村干部是国家与农民的重要联结,理解村干部的现状与性质具有十分重要而基础的意义。同样的村干部制度安排在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实践形式。在中西部农业型地区,村干部经历了"老好人"当村干部、"狠人"争当村干部、"老好人"村干部成主流、村干部逐步"中农化"及村支书全职化等过程。在沿海发达地区,呈现苏南农村村干部职业化、珠三角农村村干部高度职业化与科层化、浙江农村村干部由企业家兼任的现象。不同的村干部性质是由村庄事务决定的。中西部传统农业型村庄由于村庄治理任务不重,"中农"作为村干部主力应是最佳选择。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复杂的治理任务需要专业化村干部队伍,浙江特殊的经济发展背景决定了专业化村干部队伍不可行。因此,中部地区村干部的中农化可以保证在不脱产和只拿误工补贴的情况下,仍然有人愿当且可以当好村干部;苏南上海农村村干部的高度职业化使国家具有能力开展有效治理;珠三角地区村干部因受到村民内部压力而倾向做当家人而非代理人;浙江应通过联村干部制度及运动式治理来应对村级治理中的各种繁多复杂事务。     

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生成因素与纾解之策

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主要指向一种更加集中、更加隐蔽的村干部形式主义行为。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变通性政策执行、推诿村庄日常治理事务、文件管理盛行"痕迹主义"这三类。研究乡村社会内部如何生产出形式主义发现,乡村社会文化价值取向中的"人情面子"、村民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村两委的角色矛盾、自利属性以及能力缺乏等因素共同导致形式主义之风盛行;而乡村治理实践中形式主义的纾解之策包括改造加强村级党建、培育与提高群众政治参与意识与能力、增强村干部自身素质和改造乡土文化等。     

有效治理视域下乡村治理体系建构

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际,以社会的系统论视角,把握乡村治理体系。透过社会问题,建构乡村治理体系要处理好社会与个体、社会与政治、经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考察乡村治理主体、内容、保障,建构协同的乡村治理的逻辑基点,建构动态的乡村治理联动机制,建构"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实践模式。     

国家行政嵌入与农村低保政策实践逻辑变迁——以贵州D村低保政策执行为例

正式权力在乡村社会的非正式运作在基层治理中有很强的存在感,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正式规则模糊地带无法消除,另一方面在于乡土社会治理传统的强烈惯性。本研究基于贵州省D村的实地调研素材,通过对当地低保政策实践逻辑的变迁进行梳理发现,在国家行政力量渗透到乡村社会后,在国家规则化方向上形塑了乡村治理,有效实现了从民间自发治理到国家自觉治理的转变。但同时还需注意的是,虽然行政嵌入增强了乡村治理的自觉性,但在实践过程中很容易造成村干部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无法精准对接村民生活生产实际的状况,因此处理好行政嵌入与村庄自治的关系尤为重要。     

技术治理如何影响乡村自治：基于村庄网格化治理的反思

网格化治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技术手段。“网格单元—网格员—网格长”这一套技术治理体系在进入乡村社会时,冲击了“村民群众—小组长—村干部”这一套既有的自治体系。合并小组与重新划定网格单元激化了小组间既有矛盾,破坏了村级自治的社会基础。从小组长中选拔网格员破坏了内生性力量的治理秩序,弱化了村级自治的中间力量。村干部担任网格长以应对上级考核,挤占了村级自治的主体资源,最终产生技术治理弱化乡村自治的后果。网格治理技术体系在下沉至村庄时要充分嵌入乡村自治体系,通过网格单元嵌入自治单元、网格队伍吸纳中间结构、降低村级网格考核压力,让技术治理为乡村自治增权赋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新时代治理下乡优化精准扶贫的逻辑、困境与路径

治理下乡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向乡村社会的延伸拓展和普及覆盖,是基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作出的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时期和贫困治理新阶段,治理下乡优化精准扶贫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清晰的理论逻辑、必要的出场逻辑和创新的再造逻辑等多重逻辑支撑。推动建立反贫减贫的长效机制,亟需打破制约贫困治理的传统困境、战略困境、转型困境和实践困境。有效实现治理下乡优化精准扶贫,要以多元主体归位激活精准扶贫的内源动力,以治理思维革新推进精准扶贫的理念转变,以治理体系重构优化精准扶贫的靶场生态,以治理技术迭代推动精准扶贫的智慧治理,实现治理与扶贫的耦合发展,以治理下乡推进扶贫事业迈向新征程。     

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的逻辑理路、功能定位与有效路径——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推进信息化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发展,需要立足大力建设数字乡村的时代背景,从治理现代化视角出发,分析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逻辑理路和功能定位,解决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国家治理现代化引领乡村治理信息化发展,为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提供制度法律保障和伦理道德遵循,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在促进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和创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两个角度对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在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提升治理效能和治理创新中发挥的功能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提出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的有效路径,对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推进现代化建设及基层治理创新具有独特的实践意蕴。     

城中村征地拆迁中村干部的多重身份及其生成逻辑——以西安市Y区Z村征迁事件为例

村干部在城中村征地拆迁这类利益密集型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多数研究都是在"国家与社会"框架内讨论村干部的角色与行为,论文通过构建一个"地方政府—村干部—村民"的分析框架,对西安市Y区城中村Z村征迁过程中的三个主要事件中梳理出村干部具备的四个身份:地方政府"代理人"、征迁过程中的"谋利者"、村民"当家人"、钉子户"游说者",其生成逻辑来源于村级组织官僚化背景下地方政府与村干部的互动、村民自治制度下村干部与村民的互动以及村干部自身的理性经济人属性。对村干部多重身份的探讨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     

村干部职业倦怠的表现、成因与纠治

村干部作为乡村治理的参与主体,其职业倦怠是一个关乎乡村治理有效性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中部地区N省村集体经济薄弱且村干部职业倦怠较为严重的H县3个村的实地调研,发现村干部职业倦怠集中表现为身心疲惫、态度消极和效率低下三个方面,全面行政化的压力与抵触、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激励失灵、个人能力与岗位要求的张力、人才队伍建设的困境、新时代村庄当家人的挑战等是村干部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因此,需要从激励保障制度、教育培训体系和工作氛围等方面寻求破题路径。     

行政、司法与个人：乡村矛盾纠纷化解的互嵌逻辑——以陕北富县“两说一联”为例

在推动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过程中,乡村作为基层治理格局中的重要单元形态存在,然而,矛盾纠纷的复杂演变却与乡村和谐稳定发展的需求相悖。对陕北富县有效化解乡村矛盾纠纷机制——"两说一联"的探究发现,有效化解乡村矛盾纠纷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综合考量多重力量的互嵌整合,构建合作利益链条。因此,通过复原矛盾纠纷事件及运用"两说一联"化解纠纷的具体过程,从角色定位、利益整合与观念转变角度来探讨互嵌逻辑的实现。     

新时代乡镇政府绩效考核指标构建的优化策略——基于山东省B镇绩效考核文件的分析

县级政府以绩效考核文件为政策工具,规制乡镇政府治理议题,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及新发展理念的提出重构了乡村治理目标,从而带来了乡村治理内在逻辑与路径的变迁,因而需要构建与之匹配的绩效考核制度体系。然而,当前县级政府对乡镇的绩效考核存在效用性不足等问题。因此,要基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调整新情况,通过对高质量发展目标设置专项考核指标,提高民生福祉考核指标的权重,完善乡镇治理能力考核指标和运用负向激励机制考核民主政治发展,优化乡镇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治理视阈下中国文化政策的转型脉络

当下中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导向下的文化政策转型,正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立足于我国文化政策的发展与转型轨迹,从治理逻辑角度诠释我国文化政策的主导逻辑及其转变动因。首先,我国文化政策的原初逻辑是"党的革命理念"与"国家文化领导权"的确立;其次,我国文化政策的变革创新是向"国家文化领导权"与"市场经济理性"的同构逻辑转型。再者,当今中国文化政策新转型,是迈向"公民权益理性"的文化治理。这种转型的实质在于,"国家文化领导权"的内涵从阶级政治的斗争哲学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性,并从经济理性迈向回归人本价值的文化治理,最终完成文化与经济的协同发展。     

“票评村官”：基层民主政治创新实验——以湖北通山洪港村为个案

通过分析民主选举后村民如何有效监督村干部的问题,结合当前农村村务公开与民主管理的实践,对湖北省洪港镇洪港村"票评村官"的制度设计及其绩效进行分析论述。该制度在村民与村干部之间搭建了良性互动的制度性平台和有效载体,充实了基层民主内容,在完善农村公共服务、构建新型乡村治理机制等方面作了富有积极意义的探索。     

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论逻辑与过程逻辑——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考

政府职能转变蕴含着理论与过程双重逻辑。一方面,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治理方式的变革直接关乎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而兼顾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的政府职能转变,天然地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和关键突破口。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职能转变遵循着"国家职能—政府职能—政府职责—职责体系"的过程逻辑。这两种逻辑在改革内容和发展脉络上具有内在关联,并统一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场域中。基于此,下一步改革应当聚焦治理方式变革和治理能力提升,重点把握三项原则:一是要在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动态均衡中调整职能边界;二是要将政府职能转变和治理工具的应用创新有机统一起来;三是要打破自发形成的职责结构模式,推动职责体系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