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政治地位提升的力场博弈分析——基于吉林省数据的分析

妇女政治地位的力场是指对特定时期的妇女政治地位产生塑造、维系、改变作用的各种社会现象、社会规则及社会活动的集合。本文借助第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契机,以吉林省妇女政治地位现状为依据,将公民意识的自觉、社会组织的推动、制度规范与完善视为妇女政治地位提升的动力,剖析妇女政治地位提升中的物质与精神双重阻力因素,通过分析动力与阻力的博弈力量对比,提出改进妇女社会地位现状与进一步提升妇女政治地位的潜力应集中在制度、组织与环境等方面,并就制度改进、组织建设与环境搭建三个方面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公民政治权利实现:条件、制约因素与路径

政治权利是保障公民参与政治决策过程的权利,它的实现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合格的公民是其个体基础,独立的公民社会是其社会基础,健全的法律制度是其制度基础。但在我国,由于缺乏相应的公民素质,公民社会组织相对脆弱,法律制度方面还存在诸多障碍,难以充分实现公民政治权利。充分实现公民政治权利,应培育具有相应文化和技能的合格公民;发展各种民间组织,培育独立的公民社会;从法律上健全各种制度,确保公民真正享有政治权利。     

西方的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论及其启示

公民权利监督制约国家权力的理论基础 ,是卢梭的公民主权者和臣民的二重角色定位理论。这包括以集体方式行使的监督制约国家权力的公民权利 ,包括选举权和创制权等 ;以个体方式行使的监督制约国家权力的公民权利———公民诉权 ;以集体方式和个体方式均可行使的监督制约国家权力的公民权利———公民监督权。     

新时代边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活之维

现代国家共同体意识是在一定社会生活交往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而来的，是现代国家政治与社会不断互动、演化的复合产物。边疆地区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场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回归到边疆地区社会个体的日常生活之中。进入新时代，我国边疆地区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国家治理的转型、社会发展的变革、文化多元化等因素塑造了边疆社会政治生活新格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超拔于社会日常生活的抽象国家意识形态，必须融入边疆社会个体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使其成为“自然而然”的情感依恋。党和国家要积极寻求将国家意识历史记忆与现实生活的有机融合、根植于边疆社会个体生活的国家信仰与价值诉求、推动边疆社会振兴发展以增进个体对共同体意识认同的自信。     

试论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公民意识的培育

公民意识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起着先导作用,是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驱动力。社会组织作为一种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志愿性和相对独立性的社会力量,对公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是培育公民意识的重要实践载体。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公民的民主意识,有利于增强公民的法治意识,有利于培养公民的公德意识,有利于加强公民的环境意识,有利于促进公民的责任意识。     

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的培养路径

公民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主体,公民意识是公民个体成为现代社会主体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国农民公民意识还比较淡薄,亟需改善.立足我国社会实际,应当注重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完善政治体制、构建文化体系、贯彻依法治国、确认公民身份和营造国家公民意识氛围等途径增强农民的人格力量,培养其公民意识,使农民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促进乡村社会民主治理.     

影响党群关系的社会因素分析

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后,政党的群众基础随之变化,由此带来政党处理与群众关系的新变化。公民社会的兴起是当代中国影响党群关系的最重要社会因素。由此,党群关系面临新的挑战:一是,利益的分化是公民社会产生的前提,由此决定党群关系建设的总体思路必须突出利益代表性;二是,民间组织的大量生发和分化是公民社会生成的标志,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成为处理党群关系的重要内容;三是,公民意识的形成是公民社会发展的保证,建设科学民主的公民文化成为处理党群关系的必然要求。     

人民概念重构与统一战线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国家建设的一种视角

中国共产党以建设现代国家为自己的使命,在社会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重构人民概念来建设统一战线国家政权,进行现代国家建设尝试,人民——国家分析模式是社会革命时期的基本政治分析模式。新中国建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个体利益的凸显催生了公民意识的增长,公民——国家分析模式是党执政时期的基本政治分析模式,实现了公民意识增长与现代国家建设之间的良性互动。     

国外社会问责研究综述:影响因素的考察

社会问责是由公民参与建立起来的问责机制,但是如何推动公民或公民组织更好地发起各项问责行动则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通过梳理国外学者对社会问责理论的相关研究看到,社会问责影响因素为四个方面:一是正式机制层面,包括政治与立法、社会问责制度水平、分权与集权程度;二是非正式机制,包括政治文化和政治环境,公民社会的能力和政府能力,透明度、信息和媒体,公共部门的回应;三是技术层面,包括技术工具的设计和选取,技术工具的运用能力;四是其他非传统的因素。从笔者收集的文献来看,对于影响社会问责的关键因素的讨论非常多,主要关注的是民主制度、环境因素的作用,信息透明度和社会问责的关系,公民和政府的共同作用,等等。     

建设法治国家必须解决好四大历史性课题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项非常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实现法治国家的崇高目标，至少应具备四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和基础：一是必须以民主、高效、廉洁的政治体制作为政治前提和根本保证；二是必须以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及其科学、顺畅、强力的运作监督机制作为法制前提和组织基础；三是必须以文明、开化、积极进取的国民素质作为社会基础和思想文化条件；四是必须以繁荣发达的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基础和根本动力。这是支撑现代法治国家的四根支柱。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除过不成熟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因素的制约影响之外，在社会上层建筑领…     

关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创新

企业核心竞争力创新包括技术、管理、市场、观念四个方面的创新。技术创新是指企业要在技术上不断保持先进性和独立性 ;管理创新是指企业要按照新的管理理论因人、因事、因地制宜地采取灵活的管理方式与奖酬方式 ;市场创新是指企业要伴随着新产品的开发促成市场组织构成的变动和创新 ;观念创新是指企业组织成员观念要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     

公民伦理与公职人员的思想道德建设

国家公职人员中存在的腐败现象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国社会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所形成的"差序格局"中的熟人社会交往方式,对当前的公职人员的工作与处事方式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西方社会中影响深远广泛的是"契约论"精神,形成了分权制衡的格局,有利于公民权力空间的成长。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公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已难以适应公共交往领域,治理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要大力培养民众的公民意识,尤其公职人员自身的公民意识和公民伦理道德观念,从而保障国家和政府职能的正当行使和公民权益的实现。     

全球公民社会理论与全球治理

全球公民社会（GCS）是“西方中心论”影响下的一种全球治理政治主张，指相对于主权国家和政府组织之外的国际社会领域。它建立于社会运动基础之上、以非政府组织和跨国移民为核心，将国家间的互动视为给定的不变因素，推崇超国家的政治认同，旨在将公民身份认同或群体政治认同的视域延伸到区域或全球。在国际关系中侵蚀着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公民意识与城市社区建设——对西安市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现状的个案研究

公民意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元素。南方雪灾、"5·12"地震灾害等公共危机事件促使我国公民意识崛起,但在事件过后,人们在常态的社会生活中能否继续保持和发扬公民意识值得探讨。城市社区是政府基层组织单位,具有与辖区公民"面对面"的互动优势,居民自治是社区发展的重中之重;社区既面对政府,又面对辖区公民,与公民的日常生活与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社区是培养公民意识的有效载体,是建立公民社会的基础:通过改善社区治理理念与管理模式(引入公众参与城市社区建设的理念、改变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大力开展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动等)可以有效强化公民身份的认同感,促使公民意识的产生和持久作用。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间逻辑关系

危机治理，包括以下涵义：首先，是指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了实现危机化解与规避而对市场和社会进行干预的过程。其次，是指国家协调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实现危机的控制、转化，有效维护社会秩序，推进社会和谐发展的诸多方式的总和。而这其中就涉及到三个主体：国家的行政代表——政府、社会、公民个人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囿于目前政府在处理公共危机中出现的低效率和高成本问题，在公共危机管理、资源供给等方面均在寻求多元化参与主体的需求，     

我国公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分析

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是指在正式的制度渠道缺乏或者不通畅的条件下,公民采用非制度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影响和推动政治系统的决策,从而使自己的利益得以实现的过程。在我国,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形成机制主要是由于正式制度结构的不健全和不均衡,政治表达主体的整体素质不高和经济地位偏低、政治效能感脆弱,以及政治参与的环境中社会结构的断裂三种因素造成的。而走向公民有序利益表达的对策是:提高制度化水平、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加强公民参与教育以及建立社会控制等几个方面。     

浅析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政治逻辑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共管理变革,而是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参与乡村事务,改变乡村公共权力配置的新的制度安排。其政治基础源于以下四个方面:经济成分多样化带来的政治结构多元化;乡村社会治理的再组织化;发展基层民主所创造的公共空间以及培育公民意识的重要场所。。     

培育公民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和谐社会”之谓“和谐”,从社会伦理的意义上讲是指人自身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要实现这种多方面的内在和谐,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主体性因素上讲,离不开独立自主的人格、平等原则、契约精神等一系列专属于现代社会公民的自觉、自律精神和公民意识;而现代“公民社会”的发育、生成和实践,就客观地孕生并包含了这诸多因素。因此,只有培育公民社会,才能为中国特色“和谐社会”的实现提供必要和充分的条件。     

公民社会生成机制探析

公民社会生成机制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公民社会生成具备的条件,它包括国家、宗教、市场经济、组织独立的前提预设;另一部分是公民社会本身构成的要件,它包括公民、自由、组织、行动、公共领域、非营利性等要件构成。公民社会具有不同的逻辑起点,不同的价值理念,因而形成不同的公民社会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即自由主义类型的公民社会、社群主义的公民社会和第三条道路的公民社会。中国与西方公民社会生成的背景不同,构建的逻辑和价值不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理论形态和机制生成。中国公民社会既有公民社会的一般特征,也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中国公民社会应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为先导推进公民社会的建设;以对话与和解为原则实现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以宪法为底线构建公民社会;以网络为契机搭建公民社会的平台;以公民智慧为动力源丰富公民社会的实现形式。     

引导公民参与社会组织活动的路径与对策研究

伴随着社会管理创新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只有公民的积极参与才可以使社会组织有效发挥作用。在对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出公民参与社会组织活动的现状,运用因子分析得出公民参与社会组织活动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因素,运用回归分析对其影响路径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在此研究基础上从公民、政府和社会组织三条路径提出包括教育宣传、制度引导、机制保障和行动落实等四个方面的引导公民参与社会组织活动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