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民社会视角看统一战线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一、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公民社会”概念在词源上来自于拉丁文Civilis Societas。Civilis Societas的含义在公元1世纪最先由西塞罗提出,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政民主的发展历程相伴随,西方学者对于其内涵的理解和界定经历了漫     

近代以来公民社会的历程——宪政视角下的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

公民社会与宪政国家在保护个体自由权利分享着共同的价值观念。宪政并非是中国的土特产，而是自鸦片战争后，被迫进入近代社会的中国从西方国家引入的一种文化理念。通过对相关历史的考查可以得知，宪政制度在中国并未真正建立起来，甚至“宪政”也属于敏感词。中国与宪政无缘，在性质上是政治国家，当国家利益与个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体自由权利遭到忽视甚至是牺牲。为何宪政制度难以在中国土地上扎根生存，有观点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宪政文化的缺失。导致宪政文化在中国缺失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本文试图简略说明。     

宪政的合法性解读

宪政(constitutionalism)也称“立宪政体”、“立宪主义”,它是宪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关于宪政的概念,西方学术界通常有以下几种理解:1.认为宪政强调宪法的权威,承认宪法是“法之法”;2.宪政的道德价值取向是人权;3.宪政权力来自于“合法”和“同意”;4.宪政是一种制度安排。宪政作为一种政治理想与制度安排,简单地说就是民主政治。具体来说,对于宪政可以这么理解,宪政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中国人对宪政的追求从清末民初就已开始,但是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与…     

浅论西方宪政的德性及其基督教的渊源

完政具有它的道德之维,建立在一定的道德基础之上,对人性的不完善性假定是宪政的伦理预设.同时,宪政本身必须具备一定的道德内涵,即宪政有"宪德",主要包括关于宪法与公民、政府与人权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原则.这些原则属于判断宪政自身合法性的依据,在西方历史上与基督教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基督教给西方宪政提供了许多基础性的思想资源.     

中西方传统"德法兼治"的主导倾向及其历史根源--中西方传统"法律"、"道德"的历史差异

“德主刑辅”是中国传统“德法兼治”的主导倾向 ,“封建礼治”是中国“德主刑辅”的历史根源 ;“法主德辅”是西方传统“德法兼治”的主导倾向 ,“民主意识”是西方“法主德辅”的历史根源。中西方传统“法律”的历史差异在于法律的来源不同、法的约束力不同、权力的制衡不同、奉行的宗旨不同 ;中西方传统“道德”的历史差异在于道德的权属不同、道德的观念不同、主体的个性不同、道德的存量不同。     

略论西方政党的宪政价值

西方代议制构成了西方政党国家的制度基础，西方政党因而具有民主和权力制约的宪政价值。西方政党的民主价值体现在：政党事实上成为直接民主的代用品和政党促成民主政治和责任政治的实现。西方政党的权力制约价值体现在：政党间的分权、反对党对执政党的监督与制约，事实上成为宪政体系中权力制约的重要机制。现代国家通过立宪，形成政党宪法条款，确认政党的宪政价值。     

孙中山的国家结构思想与祖国统一

一、孙中山国家结构思想的发展历程孙中山的国家结构思想是其宪政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是在借鉴欧美国家结构形式的同时,针对中国的历史状况,逐步发展完善的。他的国家结构思想,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11年12月以前)。孙中山12岁时跟随他的哥哥前往夏威夷檀香山,就读于英人办的教会学校。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对他影响很大。在他立志颠覆清廷从事革命活动起,就把美国式的联邦制作为中     

论近代中国宪政民主探索之路——失败原因与总结

近代中国在列强的入侵下被迫走上了学习西方先进制度、思想的道路,中国的爱国青年对民主和宪政作了很多探索和实践,但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其中的原因有三方面,首先,将民主、宪政视为国家富强的工具;其次,在引用西方理论和制度过程中强行置换掉制度设计的最高目标导致理论逻辑上的混乱;最后,没有认清中西社会传统文化的巨大差异.论述以上三个原因以总结近代国人对民主、宪政的探索历程,以期更好地理解西方近代民主思想.     

民初法国宪政文化对中国立宪的影响

法国是欧洲大陆第一个系统地形成宪政文化的国家，其宪政体制产生了世界性的示范效应。法国宪政文化在中国移植的命运跌宕起伏：由清政府极力抗拒到民国新政权的致力效仿，即所谓“辛亥以后之共和运动，开口必日法国如何，美国如何”。法国宪政文化对民初中国之立宪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各政党对于政府之形式，多数认为“法制较为适用”，主张以“法制为善”，采用责任内阁制。关于大总统的选举方式，各政党比较一致的主张是参照法国，采取间接选举。而梁启超则仿效法国国民议会，在中华民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制度设计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国民特会”的设想。民初几部宪草中关于“参政院”的设计，更是借鉴法国宪政文化的结果。     

西方宪政之人权观及其在近代中国的歧变

西方文化传统支撑了西方宪政独特的人权观,固有性、不可侵犯性、普遍性和个人性构成其独特内涵。反观中国,人权观念自古以来就严重亏空,而近代民权启蒙过程中的“托古”路径更导致人权观念在中国发生岐变:近代中国宪政理论所谈论之人权实际上是“恩赐的人权,”恩赐性替代了人权原本的固有属性,并严重阻碍中国宪政发展的进程。     

"原则"与"数量"

“原则”与“数量”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词汇。“原则”,是指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数量”,则是指通过计量单位表现出来的事物的多少。然     

“祛魅”与“异化”之比较——格里芬与马克思的对话与分歧

格里芬借用的概念—“祛魅”和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引入的“异化”概念都蕴含了一个相近的思想批判主客体的分离。但由于两人所处的时代、肩负的使命和建构理论的目的不同,这两个概念又反映出二者思想上的巨大分歧。对此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当代西方哲学,正确评价以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     

"单位化"动员到"市场化组织"调控--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的转换

市场化在农村的推进全面地改变了过去计划体制下农村的传统块状结构组织和整体性社会结构.与此同时,过去"生产队"式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失去了原有的效果.因而要从思维认识上转变到农民现代化的核心主题上,改过去"单位化"动员为"市场化"组织调控,才能使新形势下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发挥有效的功能.     

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文章阐述了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两个论断共同的历史观基础和历史经验基础 ,及其在内容上的内在一致性。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反映了两代领导集体之间一脉相承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反映了本世纪最后二十多年历程中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胜利发展的历史轨迹。     

从"认识论"向"本体论"回归

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一文,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创立后又一次将实践问题提上了哲学的议事日程。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人们已经看到,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包括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内的几乎所有现存的一切,都成了实践的对象。实践的问题不仅是认识论问题,而且是本体论问题。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提出实践问题并成功地指导了一个多世纪世界性的革命运动后,正在回归到实践本体上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召唤着我们必须重视《实践论》的再研究和再评论。这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引…     

“开放的心灵”与“怀疑的精神”——试论鲁迅留日时期的思想特色

鲁迅是现代中国迄今无人超越的伟大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后来走上了“一条中国知识分子唯一正确的道路”,“终于成为了共产主义者”;而在于他为中华民族贡献了别人无法贡献的、他个人独有的东西;而这种贡献是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     

从“共同富裕”到“和谐社会”——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再思考

我们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考,经历了从＂共同富裕＂到＂和谐社会＂的发展。如何考察＂共同富裕＂与＂和谐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这种发展也告诉我们在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永远没有唯一的、现成的、永恒不变的答案。如何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赶考“

考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是神圣而庄严的；在一定的意义上，完全可以这样讲，考场如战场，考试实乃命运之门，成败荣辱系于此。半个多世纪前，一代伟人毛泽东，在他走出中共中央在农村的最后一个战略指挥所———西柏坡村口时，以东方式的政治智慧和独特话语，把共产党在全中国的上台执政定位为“进京赶考”。“赶考”路漫漫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３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离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临行前，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     

“生存”与“存在”的争辩——萨特与海德格尔思想主题的比较

萨特与海德格尔的思想上的争辩,可以归为生存与存在的争辩。“existence”意味着生存,在萨特那里它形成了主题,而海德格尔的主题却是“being,”即存在。存在与生存的争辩将萨特与海德格尔区分开,揭示出了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实质是生存主义,而海德格尔与之无关。     

从“稳定”到“公正与效率”——1990年-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主题变迁的经济原因考析

在1990-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我国法院工作主题经历了由“稳定”到“公正与效率”的变化。分析引起我国法院工作主题变化的经济原因,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