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之道

查理·斯瓦伯担任卡耐基钢铁公司第一任总裁时，发现自己管辖下的一家钢铁厂的产量很落后，便问厂长：“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产量总是落后呢？”厂长回答：“说来惭愧，我好话丑话都说尽了，甚至拿免职来恐吓他们，中他们软硬不吃，总是懒懒散散的。”     

漫画幽默

不缺检查团 某厂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名目繁多的检查团,不胜其苦。这天,又一个大型检查团来厂。在座谈会上,检查团团长问厂长: “你们厂目前最缺什么?最不缺什么?”厂长马上回答:“一缺电,二缺钱,三缺高级技术员,就是不缺检查团!”     

与民同乐之类

《孟子·梁惠王》篇对与民同乐的议论,是很有见地的。今天读起来,也还很有启发。先看看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孟子问:“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齐王回答:“不若与人。”孟子又问:“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齐宣王又回答:“不若与众”。接着,孟子形象地说明不与民同乐和与民同乐的得失利害。     

寓言寓理

在一个建筑工地,有位社会学专家对正在砌墙的3个工人进行了随机调查。专家问第一个砌墙的工人:“你在干什么?”他没好气地说:“没看见吗?我不是在砌墙吗?”专家又问第二个砌墙的工人:“你在干什么?”他抬起头,笑了笑说:“我在盖一幢高楼。”     

给1000个陌生人写信

白冬梅在网上写道,希望可以和笔友写到100岁,当大家老了躺在摇椅上还可以打着电话念彼此的信。白冬梅总是揽够100封信再去邮局寄信。她犹记得第一次去北京大兴区旧宫东路的邮局寄信时,保安大爷惊的眼神。看着这位姑娘一手拿个口袋,一手将信一封一封地塞进信筒,大爷忍不住问:“这是公司的吗?”白冬梅回答:“不是,是我自己写的。”大爷接着问:“你写给谁呀?”她回答:“陌生人。”     

由一首打油诗想到的

我是资中县的一名离休干部,每天早晨都要到?龙山公园担炼。一天.偶尔在石板路上看到一首用粉笔写的打油诗:“官儿常进歌舞厅,张张发票飞进门.突破计划怎么办?头头签字我立名。”左下角署名:一位财会工作     

因为值得

作为党刊编辑,最钟情的报道题目,总是离不开先进典型人物,先进典型事迹,先进典型经验。而本刊多年来积累的一条最重要的办刊经验,就是典型宣传。记得几年前本人申报编审职称,进行论文答辩时,主考官问我: “你认为《共产党员》杂志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典型宣传。”对方有些不屑地说: “现在还有谁愿意读典型事迹呢?”无独有偶,也曾经有人问我,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背景下,面对读者广泛的信息需求,你们为什么还固守典型宣传这个阵地?难道你们不怕读者产生审美疲劳吗?”     

不要抱怨,要改变

我跟着奶奶在阿肯色州斯坦普斯长大,奶奶开了间小杂货店,有些乡邻总是唉声叹气的,奶奶就会问:“托马斯兄弟,你今天还好吗?”托马斯会说:“不太好,亨德森太太,这大夏天的,可把人给热死了.我被折腾得疲惫不堪。”     

向李逵借点胆

最近,某局一个副局长的贪污腐败行径败露,被上级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审讯人员问他:“你所在单位有纪委、监察室吗?”回答说有。又问:“对你的问题他们有没有向你提出过警告和批评呢?”回答说没有。再问该局纪委、监察室的人,回答竟是:“他是副局长,又分管我们纪检,‘县官不如现管’,如果向他提出警告和批     

“人缘”从何而来

先看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有三位砌墙工人同时在认真地工作着。有个人过来问:“你们在干什么?”第一位工人没好气地说:“没看见吗?砌墙。”第二位工人抬头笑了笑,说:“对,我们是在砌墙。我们在做每小时1美元的工作。”第三位工人边干边哼着歌曲,他的笑容很灿烂,说:“我们不只是     

收缴党费有感

笔者做党务工作已经有年,收缴党费是一项经常性工作。每当各基层党支部交党费时,常会看到一些票面不是缺边少角,就是补丁摞补丁,甚至有的票面还留有“暗杠5万”、“和8条”等字痕。显然,这是赌场上留下的痕迹。有时我对负责交党费的同志说:“钱太破了,这样的票子怎能交党费?”而得到的回答往往是:“这个钱还是可以花嘛。”也正是由于还没有达到不能花的程度,所以我也总是把那些破损不堪、污渍斑斑的票子换成能看得下眼的票子,再交给上级党组织。这倒不是表白我自己,而是出于这样的心理:如照样交上去,上级同志问:“钱太破了,这样的票子怎能交党费?”我难于启齿。     

最缺什么?

一个记者在采访一家国有企业厂长时曾这样提问:“你认为当前国有企业最缺什么?”那位厂长想都没想就答:“既不是资金,也不是人才,而是职工的爱岗敬业精神。”从这句出乎记者意外的回答里,人们不难体会,爱岗敬业精神的有无,对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单位的生存、发展,是多么的重要!     

“领导”何以不能认错?

有这样一件事。某厂一位副厂长无理辱骂了一位技术员,后者便向厂长反映,而厂长却说,要副厂长认错,那是“不行的”,理由是“他是厂长,你只是技术员”。好一个奇妙的逻辑。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副厂长错了就不能向技术员认错?难道当领导的有了错就可以有“豁免权”,不必认错? “朕即真理”的时代早已过去了,而这一理论之所以在封建社会成力铁则,无非是“朕”有     

说富

现在说富的人越来越多。这是好事。孔夫子的学生问他:人民吃饱了饭以后还需要做什么?他老人家的回答也就是“富之”这两个字。如今有那么多人思富、说富、求富,有的已经实实在在富了起来,岂不甚佳。     

“学教”活动带来新气象

历时一年半、数以千万计基层干部参与的全国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给广大农村带来了什么?有什么启示?这是人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4月中、下旬,我们就此到浙江省金华市进行调研,先后到东阳市经济相对落后的西垣村和相对发达的菜卢村蹲点,吃住在农家,走村串户拉家常,广泛接触干部群众,所见所闻,令人兴奋不已。尤其是“学教”中涌现的许多可喜现象,处处折射出“学教”的巨大作用和带来的深刻变化。 现象之一:都说好在对“胃口” “‘学教’活动究竟怎么样啊?” “好哇！” “好在哪儿?” “好就好在对农民的‘胃口’。” 我们沿途问,蹲下聊,群众回答几乎众口一词。 “为什么农民都说对‘胃口’?”干部的回答揭开了谜底:群众这样说,是由于在“学教”中干部就是这样认     

周恩来“外交战线的左膀右臂”

1971年11月15日,乔冠华在联合国中国席位上就座的那一刻,无疑成为整个联合国大厅的中心。此时,有记者问:“乔先生,你现在坐在这张椅子上有何感想?”乔冠华回答时仰头大笑,他回答说:“我现在的心情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在中国首次重返联合国的历史时刻,“乔的笑”闻名中外。     

宋宽荣和他的“一”字歌

“一”字为数字之首,“一”字最好认,“一”字最好写。铁道部“火车头”奖章获得者、郑州铁路局劳动模范、西安火车东站站长宋宽荣,谈到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廉政作风时,他的每一条体会都离不开这个“一”字。他也正是凭着把好“一”字关,唱响“一”字歌,保持了一身清廉,获得了一个又一个荣誉,赢得了全站职工敬佩、信任和赞扬。从“管好第一个最难管的人”谈起曾有记者采访宋宽荣同志,问:“国有企业的反腐倡廉,你作为一个站长,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他回答:“要管好第一个最难管的人”。在他看来,作为一站之长,在东站他的权力最大。“没监督的…     

共渡难关——周总理视察沈阳112厂

1962年6月13日下午三时半,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在原三机部部长孙志远、市委书记焦若愚同志的陪同下,冒着细细小雨视察了沈阳112厂.周总理来到飞机生产的第一道工序—模线样板车间.总理关切地问:新机什么时候能试制出来,还有什么困难?总理指着绘制模线的钢板问:“这是什么材料的.是冷轧还是热轧?”当第一副厂长、总工程师高方启回答说是进口冷轧钢板时,总理立即对秘书说:“给鞍钢去个电话,问一问能不能生产?”总理希望我们自己制造的飞机能够全部用国产材料.周总理来到了部件总装车间.健步登上飞机工作梯.观看了座舱和抖动试验.(见图)当听说有一台产品是工人们甩掉洋拐棍.自己制造的,并排除了技术隐患,总理高兴地说:“同志们干得好哇.”并和在场的工人一一握手.他用那只在战争年代负过伤的右臂轻轻摇动,强调说:“一定要重视产品质量.”周总理一边视察,一边和许多工人亲切交谈.问他们什么时候入厂的?几级工?生活怎么样?有没有困难?在机加车间.他鼓励青年工人要学习,鼓励老师傅好好带徒弟.     

“跃进”之后的反思——回忆两次郑州会议前后的毛泽东

大跃进使河南成了“浮夸风”的“重灾区”。毛泽东把新乡地委书记叫到专列上问:“你那是不是真钢铁?有没有那么多数?”书记一愣,坚决地回答:是真钢铁,有那么多数！修武县17万人成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公社。毛泽东问县委书记:“不拨款给你们,全县党政军民由你全包,你包得了包不了?”书记盘算了一下,说:“我不敢包。” 面对跃进之后的“灾情”,毛泽东想了些什么?     

“不叫好”就是“没做好”!

不久前,北京市大兴区法院举行农民工领取欠薪的仪式。郭增光代表被欠薪的68个农民工,从法官手中接过了包工头曲文坡支付的3万元工钱。记者问:“你对今天的结果满意吗?”郭增光很干脆地回答:“不满意!”。记者又问:“那你对执法满意吗?”“这个……差不多吧。”郭增光想了想,把下半句话咽了回去:“这本来就是他们该做的,有啥好往脸上贴金的。”(2006年12月14日《中国青年报》)这个农民工郭增光真不够意思,太不懂“知恩图报”、“只栽花不栽刺”的潜规则,明明讨薪成功,却不领有关部门的情,明明接受记者采访,却不给有关部门的执法“贴金”,倒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