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道德榜样”评选之利弊

纵观当下,道德榜样、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评选活动屡屡展开。康德曾在其《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中这样说":对于道德,没有什么比举例说明更为有害的了。"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道德榜样的评选?道德信仰对于道德规范的建立有何意义?从康德的责任、道德命令及其他一些关于道德的概念入手,分析道德榜样评选的合理性及其作用,以及过分推崇道德榜样所带来的舍本求末的后果,并分析建立道德信仰的意义。     

论当代视域中儒学对党建问题的启示研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对公民的日常行为做出规范。文章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了儒家思想对当下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制定的启示意义。儒家思想以"仁爱"作为本源,试图构建一个超越差等之爱,实现一体之仁的社会,并形成了"仁—义—礼—智—信"的基本理论架构。文章还借用"中国正义论"的观念来说明社会主义核心观在社会层面的规定正是对传统"正义论"的复归。此外,儒家的修身、诚信等观念也为当下的一些理论提供了理论根基。当前,中国正处在时代转型的大潮中,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多元、西方价值观的融合,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道德失范行为等都呼唤复兴传统文化、立足文化根基。     

论公民道德选择权的制度建构及其意义——熟人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道德支撑制度研究

当下公民道德建设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公民道德人格的缺失。本文就此问题提出建构"道德主体"制度体系的设想,认为道德主体是社会主体在道德建设领域的体现,道德主体制度建构不仅仅是道德问题,更是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道德选择权是一种保障公民参与社会道德建设的法律权利,是道德主体地位的基本权利表现。道德选择权的制度建构实现了道德建设的法律制度支撑,形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与法治建设的互动与协调发展,展现了道德建设"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具体制度设想。     

浅谈新形势下的诚信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诚信建设"。诚信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问题,通过对当下媒体舆论引导责任异化、传统信仰危机、制度的权威性弱化引起诚信问题的起因追溯,找到应变诚信危机的出路。     

透视《北京遇上西雅图》中的爱情和道德双重困境——基督教神学视域下的救赎隐喻

神学就其本质而言是站在形而上的源端上思考"世界何以可能"的"人"之学,它是理论哲学走向终结后,人类思想宝库中最后的形而上学理想主义家园。从基督宗教神学的视角出发,反观《北京遇上西雅图》中描述的与当下爱情和道德生活中的"原罪"和"救赎"相关的隐喻,以求对当下社会环境中的道德困境进行深刻的反思。     

高标与底线:道德教育偏误的社会心理分析

社会转型期,道德教育要求从曾经的高标降为当下的底线。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高标的道德要求造成教育对象产生了对比失误,而底线的道德教育要求则造成教育对象产生了同化失误。要提高道德教育实效,依据态度差异在态度改变中的作用呈倒U型曲线特征这一原理,教育者要合理控制与教育对象的道德态度差异,并运用社会心理学中的"登门槛效应"和"社会支持效应"。     

儒家法律传统中的无讼和谐观

中国古代法律传统从本质上讲就是儒家法律传统.无讼的"和谐"观是儒家法律传统的终极追求.农耕文明、家国一体和法即刑的法律观等共同决定和影响了中国无讼和谐观的形成和发展.由于强大的历史惯性,无讼和谐观中有关道德教化、以人为本、犯罪预防、调解至上等思想对于当下和谐社会的构建不无裨益.     

对传统“友善”思想的现代审视——兼论中国传统优秀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联

"友善"是中西文化中共有的思想,在中国优秀传统道德中尤为丰富,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内在的关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水源头"。立足当代视域,我们不仅要继承传统的"友善"思想,更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仅要建立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友善"关系,也要倡导一种国际"友善"理念。针对当下"道德滑坡"和种种"不友善"的现象,大力提倡包括"友善"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十分必要的。     

孔子“仁”“礼”思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启示

孔子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其"仁""礼"思想中所蕴含的道德教化、法制规范及社会和谐思想对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于时代并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其形成有着深刻时代和历史文化背景。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对当下社会价值观引领、价值体系构建、文化软实力提升、美好人格构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孔子"仁""礼"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着滋养与借鉴、传承和创新的内在辩证关系。孔子的"仁""礼"思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过程中突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重视个人与法的关系、树立正确的国家义利观、落脚国家精神的筑建有着十分深刻的启示。     

论执政道德同实现执政行为与人民利益间"夹角"最小化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道德是党在执政过程中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道德基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执政道德,为实现党的具体执政行为与人民根本利益之间夹角最小化提供了道德驱动力,加强执政道德建设对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实现该夹角最小化具有基础性意义。党的执政道德既要从"八荣八耻"中汲取营养,同时又超越"八荣八耻",这是党得以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最前沿,引领全社会实践"八荣八耻",并由此更好地实现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一环。     

中国传统道德回报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道德回报是道德践行中的赏善罚恶现象.道德回报的实践在我国原始社会就有了萌芽,中国传统道德回报思想主要体现为"德得相通"、"德福一致"、"受恩必报",传统社会十分重视道德回报对社会道德的调节功能.中国传统道德回报实践和道德回报思想给现代社会带来许多启示.     

当代中国两性和谐道德文化的构建

当代中国存在着两性道德的不和谐现象,并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这不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构建两性和谐道德文化的措施:发展生产力,促进两性道德文化的和谐;破除"男尊女卑"的传统道德性别观念,确立平等的道德标准;解放男性,建构两性和谐的道德文化氛围。     

“八荣八耻”的文化内涵及当下意义之再探讨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已经两年,八荣八耻已作为一个道德标杆屹立在国人心中。在大力构建和谐社会、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视传统文化、提高公民素质的今天,对八荣八耻的文化内涵及当下意义进行再思考愈发的重要了。本文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荣耻观为立足点,以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反映的荣辱观为视角,从文化之根溯源,研究八荣八耻强劲生命力的源泉,并对其当下意义进行再思考。     

传统廉政文化中为官者应具备的道德操守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要求为官者以道德操守为重。为官者应具备的道德操守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以清正廉洁为要、以忠君爱国为首、以爱民利民为本、以戒奢从俭为先。中国传统社会中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以及清廉勤勉的清官廉吏代表,他们所倡导与表现出的清正廉洁、为国爱民、戒奢从俭的道德操守,值得当下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思考与学习。     

论洛克的“道德人”教育思想

英国著名教育家洛克在其作品中不仅探讨了道德的理性根源和组成观点,还着重强调了道德的实践部分——"道德人"的教育,也就是把"人"(a man)教育成为"道德人"(a moral man)的过程。对其教育著作《教育漫话》进行追本溯源,力求从政治、哲学等其他著作中收集他的道德思想,并将这些思想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模式来解释洛克"道德人"教育的内涵。希望这些论述和方法总结能够为中国道德教育如何有效开展提供可行的建议和参考。     

当代中国的道德状况及其反思

当今中国的道德呈现"滑坡"或"失范"的态势,已经引起了大众的普遍焦虑。"我们的中国怎么了?""中国人的良知去了哪里?""人们心底的善念该如何守护?"从当今中国缺失道德的现象入手,提出如何加强道德建设的对策: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具有普遍伦理意义的"底线道德"原则;完善法律体系,加大执法力度;完善民众道德教育过程。     

权力的四张面孔——基于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视角

先秦时期的儒家政治思想清新活泼,观点尖锐,远非后世儒家所能比拟。在此视角下,具体分析权力合法性来源及权力与知识、道德、制度的关系,可以看到,先秦儒家政治权力观具有"人治"倾向和对社会环境的路径依赖。基于此,对于当下的道德失范问题,伦理道德、法治制度和社会环境三位一体协同治理是有效治理路径。     

新时代道德治理的理论定位与实现探究

新时代时空境遇下探讨道德治理的理论定位问题,是关乎当下道德治理能否真正实现的战略性课题。新时代道德治理必须明确国内和国际双重视域定位、"过程性解释"(或整体性解释)的内涵定位、治理对象和治理手段的边界定位。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现,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价值取向,滋养公民德性;建立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道德观,严守道德治理的边界;提升互联网技术支持,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推进道德的制度和法规建设,完善利益协调机制。     

从民族救亡到道德重建——严复"救亡"思想的理论视角与当代警示

民族救亡思想是严复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它以"自由"为核心,推导出"平等"、"民主"、"法治"等政治主张,形成集政治救亡、文化救亡、道德救亡于一体的理论体系,对清末中国的思想启蒙与政治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今日中国虽不再是清末濒临民族危亡的中国,但在当前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却出现了"道德危亡"的症候.严复在百余年前对"中体西用"的批驳、对道德危亡的"棒喝"在今日之中国仍很有警示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话语模式的传承与嬗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交思想保持了稳定性和连续性,"和平与发展"构成中国所认识的"时代潮流"的硬核。在这个硬核之上,又逐渐叠加了"合作"、"互利"、"共赢"。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外交话语表述方式经历了从批判性话语到"建设者的话语"的转换。从中国政治领导层把握或认知当下世界形势的立场、视角来看,中国一方面反对这个秩序中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同时又认同、维护乃至推动经济全球化,这体现了中国与当下国际体系的"自由主义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