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玉树地区检察如何引导侦查

所谓检察引导侦查工作是指检察机关通过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对证据的收集、提取、固定以及侦查取证的方向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对侦查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从而及时发现和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保证侦查取证活动依法、及时、全面地进行，确保准确、及时、有力地追诉犯罪的一种诉讼活动。根据近年来法院庭审方式从纠问式向抗辩式的转变和公安机关刑侦体制从侦查、预审到侦审合并的转变，以及玉树地区司法机关办理案件特别是一些大要案的司法实践来看，检察适时引导侦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那么，检察应如何正确引导侦查呢？     

论量刑情节的侦查取证

情节在案件事实与证据之间起到很好的中介作用,狭义的量刑情节证据是反映犯罪人主观恶性程度和犯罪行为前后情况的事实材料。廓清行为事实与行为人因素基本界线,对侦查取证工作及后续的诉讼活动均有实践指导意义。侦查取证应当遵循以事实为根据、客观全面、主动取证、自由证明的基本规则。量刑情节的侦查取证工作思路:在取证渠道上主要围绕犯罪嫌疑人展开;在取证内容上相对精细化;在取证方法上注意引导案件当事人与法律合作;在侦查终结阶段重视量刑情节证据的移送工作;在起诉审判阶段积极配合公诉机关补充量刑情节证据,必要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在未成年人案件中建立与司法部门的常规沟通机制。     

侦查取证的监督机制研究——以北京市 " 区检察院检察委员会2006-2010年期间法定不诉和存疑不诉的案件为样本

证据是链接程序法与实体法的纽带,案件能否得到公正处理与证据息息相关。在实践中,由于公安机关经常出现取证"瑕疵"而导致案件证据无法认定,进而影响案件的有效处理。基于各种原因所限,检察机关对侦查取证的监督经常成为检察机关日常办案的"附属品"。为此,我们对取证"瑕疵"的种种样态进行实证分析,剖析监督侦查取证的困难所在,并且结合当前检察工作,从机制层面对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侦查取证监督关系进行建构分析。     

浅谈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取证工作

证据问题是刑事案件侦查和诉讼的核心问题,刑事案件的侦查和诉讼活动实际上都是围绕证据的搜集和运用进行。文章针对职务犯罪侦查取证的特点,就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解决方法,以求推动职务犯罪取证工作的科学发展。     

异地侦盘协作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检察机关在查办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中，涉及异地取证、异地办案、异地缉拿逃犯的案件越来越多，这无疑增大了查办案件的难度。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异地协作，是全国检察机关相互配合依法惩处职务犯罪获取证据的重要工作，是指检察机关请求本辖区以外检察院对涉及本辖区案件依法进行协助侦查、调查取证、追缉嫌犯等行为。它对于惩治腐败分子，依法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确保案件质量，提高办案效率，节约诉讼成本，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公诉引导侦查取证研究

公诉是指公诉机关依据法律在法庭审判中充分展示侦查活动取得的证据,来揭露和证实犯罪　,以达到惩罚犯罪的目的的过程。公诉目的能否达到,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公诉机关取得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二是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二者缺一不可。既然证据在公诉过程中有　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探讨公诉与证据的取得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对于公诉案件来说,提起公诉之前,证据主要是依靠侦查活动取得的,即侦查取证。那么公　诉与侦查取证之间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我认为公诉应该引导侦查取证的进行,侦查取　证应以公诉为中心展开。一、…     

浅论侦查取证的法律规则

正确地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关键之一是证据的应用,侦查阶段的取证工作则是诉讼证据的重要来源和基础。侦查阶段的取证工作,必须以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为依据,方能保证刑事诉讼证据的完备和有效。     

论辩护取证与侦查取证的关系

辩护取证和侦查取证构成了刑事调查的二元结构。在其相互制约中,可最大程度地接近案件事实。在研究犯罪嫌疑人辩护权与辩护律师相应权利的基础上,探讨新刑诉法实施后,辩护律师所具有的调查取证权利。律师还不能向警方申请阅卷,也不能在会见在押嫌疑人时向其核实证据;但在会见中,他们拥有不被监听的特权。而且,辩护律师有以"见证人"身份监督强制取证措施的权利。在监督侦查活动中,他们可以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要求。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取证权,一般是外部调查取证权。辩护取证和侦查取证具有权属不同、手段多少不同、活动范围不同、活动的方向不同等特点,其体现的是控辩双方的法律制约与平衡。     

侦查取证的监督机制研究——以北京市A区检察院检察委员会2006—2010年期间法定不诉和存疑不诉的案件为样本

证据是链接程序法与实体法的纽带,案件能否得到公正处理与证据息息相关.在实践中,由于公安机关经常出现取证“瑕疵”而导致案件证据无法认定,进而影响案件的有效处理.基于各种原因所限,检察机关对侦查取证的监督经常成为检察机关日常办案的“附属品”.为此,我们对取证“瑕疵”的种种样态进行实证分析,剖析监督侦查取证的困难所在,并且结合当前检察工作,从机制层面对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侦查取证监督关系进行建构分析.     

论自诉人权利的公权力救济——建立我国自诉案件的公权力救济机制

自诉案件是公诉案件的重要补充,是自诉人权利的重要保障机制。但是由于自诉人个人能力有限、法律规定不完善等原因,实践中一旦出现被告人下落不明、自诉人取证困难等情况,自诉人的合法权利就难以得到保障。故而有必要在自诉案件中建立公权利救济机制,在必要的时候由公权力介入侦查、取证等诉讼活动。     

侦查取证的监督机制研究 以北京市A区检察院检委会2006—2010年期间法定不诉和存疑不诉的案件为样本

一、问题的提出 在以证据为裁判基础的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任务具有＂同质性＂,都必须围绕证据开展诉讼活动,履行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职责。尽管如此,公安机关在侦查中却经常由于取证有＂瑕疵＂而造成检察机关对有些案件无法提起公诉。为此,我们以2006年—2010年期间,     

论渎职犯罪案件证据收集要求

由于总是与特定的职权相联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案件的证据除具有一般刑事案件证据的特征外,还有自己独有的特点。收集渎职犯罪案件的证据,应当从该类案件证据所具有独特性出发,正确确定证据的收集原则,同时明确其收集要求,以更好的指导渎职犯罪案件的侦查取证工作,从而为确保案件的顺利侦结和诉讼奠定坚实的基础。     

取证主体合法性若干问题

取证主体合法性问题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与国情产生,目前有关问题亟待研究解决。对于职能管辖中非管辖侦查单位取证,应当根据案件情况确定其故意性,由此区别“善意管辖”与“恶意管辖”,对后者应否定其侦查取证的有效性,以维护管辖法制;对于纪委取证,基于传闻规则的底线性要求,在诉讼中原则上不能使用其调查的人证,但可以根据证据的形式及用途等设置若干例外;对于立案前调查机关所获证据在审判中的效力,在明确立案意义的基础上,区别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允许在审判中采用任意侦查所获证据,否定立案前强制侦查获取证据的效力,但基于"紧急措施"获得证据的除外。     

新刑诉法背景下检察机关非法证据排除工作浅析

新刑事诉讼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进一步完善了证据规则,对于促进侦查机关依法取证,提高刑事诉讼效率,保障刑事司法公正与人权,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检察机关作为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同时也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检察工作中,有效地排除非法证据,提升案件质量,顺利完刑事诉讼任务。本文主要从明确非法证据的范围,排除非法证据的最佳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这三个方面探究了检察机关在实践中排除非法证据的工作。     

审批延长侦查羁押期限中的问题及对策

审查批准和决定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是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实施监督的重要措施之一。严格依照法定程序正确地履行该项职责,对促进侦查机关提高工作效率,节约诉讼成本,及时收集、固定证据,杜绝超期羁押现象,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及时交付审判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规范办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案件(下称"延押"案件),我们对2003年至2004年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延押案件进行逐案统计,分析问题,提出对策,以强化侦查监督,保障人权,防止捕后侦查阶段超期羁押及不当延长羁押期限的现象。     

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职能解构

解构我国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职能表明,三种行使方式都系诉权范畴,即属诉讼职能。其中,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名不副实,实为一种异议;抗诉案件改判比例极低,与检察机关"在刑事抗诉中始终站在客观、中立、公正的立场上,代表国家对法院确有错误的裁判实施法律监督"的辩称不符,二审、再审中的抗诉不过是检察机关提起的上诉和申请再审;对审判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实为检察机关调查事实、收集证据的追诉活动,因定性为监督,造成诉讼法律关系混乱和诉讼职能冲突。将检察机关在刑事审判程序中的职能区分为诉讼职能和监督职能,是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理论研究中的误区,并无实际意义,相反却滋生了诸多负面效应。     

自愿“自证其罪”的侦查讯问行为之管见

[核心提示]在不强迫自证其罪的侦查行为规则下,如何履行贿赂犯罪证据提取的行为规则,根据贿赂犯罪证据体系的形成、证据的"提取"行为以及自愿"自证其罪"的行为规律,阐述了如何能够使贿赂犯罪嫌疑人自愿"自证其罪"的取证方法。在贿赂犯罪的侦查活动中,犯罪证据的提取与其他刑事犯罪案件的证据提取的区别在于:"贿赂犯罪案件的证据类型是以言辞证据为主要特征的证明体系,因此,口供在对犯罪行为的证明起到重要的作用"。不难看出我国的新诉讼法从人权保障的角度规定了"不能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     

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研究

侦查讯问录音录像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2013年1月实施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该制度有利于规范侦查讯问行为,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活动,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还能够真实全面地反映侦查讯问活动的情况,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系统研究新《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讯问时录音录像的规定和司法实践情况的基础上,探讨了实施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若干建议。     

我国补充侦查制度

我国补充侦查制度概述补充侦查是指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定程序,在原有侦查工作的基础上,就案件中事实不清、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部分重新进行侦查的诉讼活动。其特点在于:第一,补充侦查的主体是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是我国法定的侦查机关,依法享有侦查权,其他任何     

刍议刑讯逼供监督查处机制之完善——兼论检察监督权威的树立与提升

刑讯逼供是封建纠问式诉讼制度的产物，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破坏程序公正的非法取证方式。刑讯逼供屡禁不止，极大地损害了公众对司法的公信力。诉讼制度本身不健全、对侦查活动缺乏有效监督、相关配套制度存在缺陷、刑讯逼供查处困难等因素是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遏制刑讯逼供的根本在于建立和完善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中刑讯逼供行为的监督查处机制，进而使检察监督权威得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