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故意犯罪也有未遂吗?——与王礼仁同志商榷

在刑法学界,传统的观点一致认为,间接故意犯罪不存在未遂。但王礼仁同志发表在《法学评论》1991年第4期上的《间接故意犯罪未遂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文,认为间接故意在特定情况下也存在未遂。但是仔细阅读后,发现王文对间接故意犯罪有一些误解,论述中也有矛盾之处。     

陷害教唆理论探微

陷害教唆是指教唆人出于陷害他人的目的，以使他人的实行行为以未遂而告终的意思，教唆他人实行犯罪的行为。在陷害教唆中，教唆人与被教唆人并不构成共同犯罪；陷害教唆与教唆犯在主观故意和犯罪形态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异，不能以教唆犯论处。但是陷害教唆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以犯罪论处。     

论犯罪未遂的处罚根据

在现代各国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中，犯罪未遂的情形应予处罚已经成为一项公认的原则。但对犯罪未遂的处罚根据却存在诸多争论。客观主义强调行为产生法益侵害的客观危险性，主观主义则基于社会防卫而强调行为人的性格危险性。犯罪未遂的处罚根据与犯罪的本质及其基本特征、国家的法理念与价值选择、社会正义的评判等因素紧密相关。它应当包括实质的处罚根据与形式的处罚根据，二者的紧密结合较好地说明了犯罪未遂的处罚根据。其中，前者核心在于行为人主观恶性与行为的客观危害性的统一，即犯罪未遂的社会危害性。     

略论资助恐怖活动罪的认定

中国刑法已规定资助恐怖活动罪。依据现行有关资助恐怖活动罪的法律,从反恐融资国际标准的角度分析认定资助恐怖活动罪是关键,资助恐怖活动罪的资助对象具有特定性,资助内容具有物质性,资助方式是筹集或者提供,犯罪主观方面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犯罪存在未遂形态与既遂形态,与洗钱罪有着明确的界限。     

对“交通肇事后逃逸”和“逃逸致人死亡”的理解

本文根据刑法理论和立法精神，通过对当前学术界关于“交通肇事后逃逸”和“逃逸致人死亡”不同理解的评析，认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决定于逃逸是否可能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不决定于行为人是否负有某种义务；“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人应当是明知自己的逃逸行为可能会致伤者死亡，即在主观上必须是间接故意，而且只能是间接故意。     

刑事政策视角下的犯罪未遂

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犯罪未遂概念，都体现了特定的刑事政策因素。在对犯罪未遂的处罚上，经历了从结果责任到责任主义的发展和转变，这个过程体现了国家在刑事政策上的考虑。国家根据维护法的秩序和实现正义的要求，反映社会大众的普遍的法感情，将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犯罪未遂纳入法的否定性评价范围并设置相应的刑罚，但同时又在处罚上采取了灵活的处理方式，其目的就是要实现国家维护秩序、预防犯罪的刑事政策目标。     

社会危害性应当是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

我国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概念相当于欧陆日本刑法中的实质的违法性的概念。社会危害性应当属于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 ,这是由责任的本质决定的。社会危害性认识是故意和过失的分水岭。虽然犯罪故意要求认识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但并不需要该认识要达到系“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在与事实认识的关系上 ,事实认识是社会危害性认识的前提 ;在与形式的违法性即刑事违法性认识的关系上 ,存在着形式违法性认识的欠缺阻却社会危害性认识的情况。     

若干间接正犯存在类型研究

不同的关于间接正犯的正犯性理论,决定着间接正犯的存在范围与类型。对于利用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者、利用他人的过失行为、利用他人无特定犯罪故意的行为和利用有故意的工具实施犯罪的情形能否成立间接正犯,理论界存在较大的争议。     

陷害教唆理论探微

陷害教唆是指教唆人出于陷害他人的目的,以使他人的实行行为以未遂而告终的意思,教唆他人实行犯罪的行为。在陷害教唆中,教唆人与被教唆人并不构成共同犯罪;陷害教唆与教唆犯在主观故意和犯罪形态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异,不能以教唆犯论处。但是陷害教唆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以犯罪论处。     

论数额犯的未遂形态

根据犯罪数额与法定刑的对应关系,可以将数额犯分为数额基本犯与数额加重犯。数额基本犯不存在未遂形态,数额加重犯的未遂行为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对其应当以犯罪论处。因此,数额加重犯存在未遂形态。     

试论不能犯未遂与迷信犯之区别

不能犯未遂是犯罪未遂领域的重要问题之一，迷信犯作为一种不可罚的行为与不能犯未遂具有一定的联系和区别，对不能犯未遂问题的正确理解，有助于我们准确界分罪与非罪行为。本文认为不能犯未遂与迷信犯在行为危险性、犯罪故意方面、认识错误方面以及法律后果上具有重要区别。认识这些区别有利于我们在理论和实务中对相关行为做出正确的判断。     

混合罪过浅探

我国刑法根据行为人主观上罪过的形式，将犯罪划分为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犯罪的故意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过失分为疏忽大意过失和过于自信过失。这对于准确地认定犯罪，区分其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程度，正确地适用刑罚，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在实践中往往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认定某些案件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是哪种故意或过失时，其界限不好把握．这类案件往往发生争议。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从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来看，往往是因为行为人在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时，其主观心理状态既有故意因素，又有过失因素，或者两种故…     

未遂教唆研究

未遂教唆是指教唆者一开始就以使被教唆者的实行行为以未遂而告终的意思进行教唆的情形 ,不同于教唆未遂。传统刑法理论从共犯独立性与从属性以及共犯处罚根据的角度探讨未遂教唆的可罚性问题 ,有所不妥。考虑未遂教唆故意的确切内涵以及未遂教唆行为本身的违法性 ,未遂教唆属于法律上所讲的教唆行为 ,因而成立教唆犯 ,应适用通常的教唆犯原理来解决教唆人的刑事责任问题     

应设立故意传播艾滋病罪

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既不构成传播性病罪,也不构成故意伤害罪;表面上,这种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但事实上,定故意杀人罪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因果关系难以证明、既遂、未遂难以确定等。我国应该借鉴美国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做法,设立故意传播艾滋病罪。     

从法律角度谈故意传播艾滋病

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从犯罪的构成要件上足可以以犯罪论处.就目前而言,合理地追究其刑事责任还存在很多争议.对此,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通过司法解释来明确惩罚力度.     

对盗窃注重数额认定的质疑

盗窃注重数额认定是对法律法规的限制性解释，会导致部分情节恶劣的盗窃未遂行为无法处罚。参照国外立法及其社会危害性，应取消对入室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的数额限制。     

论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刑法修正案》(三 )第 8条规定的编造恐怖信息罪与故意传播编造的恐怖信息罪实质是一罪———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公共秩序 ;其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故意传播具有误导性 (欺骗性 )的虚假的恐怖信息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 ;其主观方面既可以是直接故意 ,也可以是间接故意。本罪的成立条件不同于犯罪既遂条件 ,在本罪的结果为非物质性的结果时 ,并无区分既遂与未遂的必要     

从一起不予立案案件看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特征

刑事犯罪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且具有刑事违法性以及应受刑罚惩罚性。本质特征在于其社会危害性,判断罪与非罪时,就是应当依据社会危害性来判断是否将某种行为纳入到刑法领域来,而区别此罪与彼罪的时候则更着重在于分析不同犯罪构成要素之间的区别,由于未对社会危害性进行分析,很容易将心中初步的判断结论通过犯罪构成逆向推导,先有结论再用犯罪构成来求证的思考方式容易导出错误的结论。本案中村民的行为完全符合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罪的刑法要件的,但若结合社会危害性的要求来看则应当作出完全相反的判断,关键在于思考时应当从罪与非罪处入手,而不是直接从此罪与彼罪处分析。     

论社会危害性的矛盾结构及其功能性蕴涵

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不是行为的固有属性，而是社会主流群体作出的一种负价值评价。社会危害性是主观与客观，客观性与可知性，稳定性与变异性的统一。应该把社会危害性理解为一种有层次的矛盾结构关系，除了内容上主客观的对立统一，其与犯罪其他特征构成矛盾关系以外，社会危害性还与其对立面即非社会危害性因素构成外部矛盾结构。社会危害性作为一种理念存在我国刑法中，从应然和实然的不同层面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起着理论基础和技术指导的功能。在罪刑法定原则下，社会危害性并非判断犯罪成立与否的标准，与罪刑法定原则也不冲突。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争议问题分析——基于法教义学的视角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罪过形式应当仅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本罪"行政规制前置"的罪状设计决定了本罪行为人不具有陷入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可能性,故行为人无法以此作为阻却罪责的事由;本罪的入罪路径存在即时犯与隔时犯两种模式,两种模式均排斥未遂形态的出现,因而本罪只存在罪与非罪的界限,不存在既遂、未遂的区别;对本罪条文逻辑问题的解析,需要回归到本罪的完整表述上,本罪中各项规定所具有的共同前提——"拒不改正"——具有将各项看似存在冲突的规定一一区隔的功能。据此,本罪中的几项规定之间不存在自相矛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