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现场勘查

我们对比分析了国内外关于现场勘查的一些教材、论著,发现国内外对现场勘查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差异.从国内看,认识并不一致,一般认为现场勘查是一项侦察措施,但同时又认为现场勘查包括很多侦察措施.例如通常包括勘验、检查、现场访问、现场搜索、紧急措施等.从逻辑上讲,各项措施都是并列关系概念,不应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因此也有人认为应当称现场勘查为综合侦察措施或侦察阶段.从国外看,一般认为现场勘查只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实地勘查”,例如日本、前苏联都是如此.我们认为现场勘查的内容应当与法规对现场勘查记录的要求相一致,即仅相当于“实地勘查”.我国传统观点之所以内容广泛,主要是由于没有弄清勘查的含义及其与调查的逻辑关系.     

党内五老：董、林、吴、谢、徐

1942年7月10日,朱德与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四老同游南泥湾并作《游南泥湾》诗,诗曰：＂纪念七七了,诸老各相邀。战局虽紧张,休养不可少。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后来领导干部们借此诗将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尊称为＂党内五老＂。     

也谈人身权问题——与吴晓英、郑金都同志商榷

读了吴晓英、郑金都同志《关于人身权保护期限的商榷》一文(见《探索与争鸣》1987年第6期),笔者有些不同的看法拟提出来商讨。“人身权”也称“人身非财产权”。它是财产权的对称,指的是与人身不可分离而又没有直接经济内容的权益。人身权是和权利主体不可分的民事权利,它与特定的人分不开,不能转让(法人、个体工商户的名称权除外),不能继承。如姓名权,只属于某个特定人享有,每个人都依法享有姓名权,无权转让。著作权、发明权亦然。版权可以     

也评《哀牢夷雄列传》——兼与谢本书、王国祥同志商榷

关于《哀牢夷雄列传》(以下简称《列传》)与李文学起义,《思想战线》先后发表了杨光楣、王国祥和谢本书同志的文章,笔者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现提出下列几点,与谢、王二同志商榷。一、关于“第十八大司藩”问题《列传》关于杜文秀加封李文学为“第十八大司藩”及有关的记述     

也谈哲学的本性、命运及前途——与郭湛同志商榷

《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4期刊登了郭湛同志的《哲学的本性与前途》一文(以下简称郭文),读后深受启发。但对文章中的有些观点,我们有不同看法,现写出来,就教于郭湛同志。 首先,谈谈如何看待哲学本性问题。郭文说,“哲学其实并非智慧本身,而是对智慧的热爱”,“所以从本性上讲,哲学首先是一种情感”,是“爱智慧”。显然,     

也谈云南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与王崇理同志商榷

近读《思想战线》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王崇理同志文章《云南经济发展战略的新设想》,颇有感触,但也有些不同想法,谨陈于后,就教于王崇理同志并诸读者。     

也谈主体能动性的构成——与罗宁生同志商榷

罗宁生同志对主体能动性构成的研究(《论主体能动性的构成和层次》,载《求索》1991年第3期,以下简称罗文)颇有见地,给人以启迪。但是,笔者认为主体能动性构成包含着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必须加以拓展和深化。 罗文指出:“主体能动性是由知、情、意、行四个因素,更准确地说,是由能动认知、能动情感、能动意志和能动行为所构成的一个复杂动态系统。”笔者认为,     

也谈代表跨区域视察的利弊——与吴绍良、林玉顷同志商榷

吴绍良、林玉顷同志的《组织代表跨区域视察弊多利少》（以下称吴文）一文认为当前一些县、市辖区等地方人大常委会组织代表跨区域视察是搭花架子、是作秀，弊多利少。笔者读了吴文后，对文中所提的观点不敢苟同，认为还有值得商榷的余地。     

也谈祝福意识和忧患意识——兼与张雄同志商榷

张雄同志在今年第二期《探索与争鸣》上发表的《从祝提意识走向忧患意识——对十年改革思维模式的反思》(以下简称《反思》)一文,从哲学的高度,把文明发展的过程与思维模式的变换联系起来,认为祝福意识是改革成功的思维障碍,忧患意识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精神动力。强调危机,提倡“忧患”,无疑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反思》一文过份夸大了忧患意识的作用,同时也偏激地否定了祝福意识的功能,只看到它们的对立,不分析它们的联系和统一。对此,笔者持有不同看法。     

也谈“发展的曲折性”——与张健同志商榷

张健同志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曲折性提出的看法(见《“发展的曲折性”究竟是什么含义》,载《党校论坛》1991年第12期),虽给人以启发,但失之片面,现提出我的看法,以辨明是非。     

也谈《基督教的本质》与马克思、恩格斯——与董仲其同志商榷

董仲其同志在《<基督教的本质>与马克思恩格斯》(载《探索》杂志1986年第4期,以下简称《董文》一文中提出,《基督教的本质》(以下简称《本质》)并没有使马克思成为费尔巴哈派的人。文章立意较新,但似乎论据不充足。笔者在此提出不同的观点,以求教于董仲其和其他同志。一、“一时成为费尔巴哈派”而不是“同时成为费尔巴哈派”《董文》认为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已经说阴,成为费尔巴哈派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返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时问在费尔巴哈1841年6月《本质》一书出版之前。《董文》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怀疑时间在1842年——1843年3月,即晚于1841年6月,因而断定马克思不可能成为费尔巴哈派的人。笔者认为,用《本质》的出版时间来衡量马克思是     

也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兼与刘烈龙同志商榷

近日看到《理论月刊》发表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不等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下简称《不等于》）的文章,作者刘烈龙同志把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区分开来,认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是进人社会主义之前的一个阶段,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属于社会主义的初始阶段,是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要经历的阶段,作者还提出要建设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并“采取倒位或退位的方式”,“从社会主义向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逆向运动”。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并也想就此问题谈一些看法。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大厦的基石,是我们…     

也谈在校学生监护责任的转移——兼与王莲芹、刘银谦同志商榷

2003年第10期《人大建设》刊登了王莲芹、刘银谦二位作者的《谈学生在校期间伤害事故的法律适用》一文。该文论述了“学校对在校学生的责任不是监护责任的转移”的观点。对此。笔者有一些不同认识。提出几点粗浅看法，与两位商榷。     

也谈人大主席团的职权问题——与应克复同志商榷

也谈人大主席团的职权问题——与应克复同志商榷□陈虎祺应克复同志在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办的《人大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３期上，发表了《改进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方式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其中“关于大会主席团的职权问题”是该文述及的两大问题之一。文章对这一问题的论述...     

也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若干问题——与刘耀同志商榷

<正> 刘耀同志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若开问题的探讨》一文中,对近代中国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系统的新看法,认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包括两个意义:一是中国由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一是由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社会.前者是国家地位的变化,是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后者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把中国由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社会也归结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或者归结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相结合,那就会曲解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实际情况”.①对于这些新颖观点,我     

也谈台湾文学的历史分期——兼与汪景寿等同志商榷

一个过早面临的问题大陆开展台湾文学的研究迄今十年有余。近两三年来似乎出现这样一种趋向:最初迈入这一领域的研究者都忙于将自己近十年来的研究心得,以一种概观性的史著形式进行总结和整理,以求将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肯定下来。于是,一时间听说就有好几部台湾文学史(或类文学史)都同时进入紧张的编撰之中。笔者未能免俗,也参予了一部台湾文学史的写作。从年龄层次看,最初涉入这一领域的学者大都已进入中年或壮年。他们做为一个研究者成长的文化背景和知识结构,都带有伴随共和国成长起来的中年一代知识分子的长处与不足。这一特点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在他们最初的研究中,表现出长于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入手去剖析文学的诸种形相,而在对文学自身审美特征和规律的阐释与探寻上,则稍有欠缺。     

也谈社会主义民主与“为民作主”——与周怀玉同志商榷

周怀玉同志(以下简称周同志)在《社会主义研究》1985年第5期上撰文“社会主义民主与‘为民作主’”,阐述了社会主义民主与“为民作主”的关系。文中强调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以及干部与群众的正确关系。这些思想,无疑都是正确的。但周同志完全否定“为民作主”口号的积极意义,特别是把它与社会主义民主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它“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是和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大相径庭的”。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我认为,这种看法欠当,尚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也谈“审议意见”的性质与效力——与彭岚同志商榷

读了彭岚同志《关于"审议意见"的性质与效力》一文(载《人大工作通讯》1995年第11期),有些不同看法,提出来,与彭岚同志商榷。正如彭岚同志谈到过的那样,地方人大常委会探索"审议意见"这种新形式,其目的是为了改变人大常委会议事多但往往"议而不决"的状况。应该指出的是,"审议意见"是监督权的拓展而不是决定权的延伸,所以,这个"决"一般不是指作出决议决定,而是对"一府两院"某项工作报告通过审议提出意见和建     

也谈谁创造了历史——兼与艾力农、方文同志商榷

黎澍、艾力农和方文等同志先后发表文章,对“谁创造历史”的问题展开讨论。总的来讲,我赞同黎澍同志关于“历史是所有的人创造的”观点,而不赞同艾力农、方文两位同志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但黎澍同志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命题提出质疑并加以否定,这也是我所不能赞同的。对此,我谈一点看法,以就教于理论界同仁。关于“谁创造历史”的问题,有两个概念必须明确,这就是“创造”和“历史”。所谓创造,按《辞海》的解释是:“首创前所未有的事物。”创造必然有一定的主体,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创造的主体就是人,因此,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创造包括两方面含义:第一,它是人的活动的结果;第二,这个结果是过去从未出现过的新东西。然而艾力农、方文同志在     

也谈黔中苗族牛祭习俗兼与石开忠同志商榷

本人生长于苗乡苗寨,对苗族习俗虽无研究,但也有只鳞片爪之识,故特提出与石开忠同志商榷。 石开忠同志在《试论黔中苗族牛祭习俗的成因》(见贵州民族学院学报一九八六年第四期,以下简称《黔中苗族牛祭》)一文中论述了牛祭的三种形式、文献中牛祭习俗的分布状况、牛祭发生的背景和牛祭祀习俗的成因四个问题。对于前面所述,因没有作过深入和全面的调查,不敢胡言,本文拟就惠水地区苗族牛祭的形式及牛祭习俗的成因略述个人浅见,望有关专家、学者和石开忠同志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