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传统腐败的社会组织治理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腐败现象日益呈现出间接性、隐蔽性等新特点,针对这种非传统腐败,社会组织参与治理已经在国际上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社会组织治理非传统腐败有其优越性,我们应借鉴韩国透明国际等国际组织的经验,充分认识我国社会组织治理非传统腐败的成效与不足,积极探讨改进方略。立足现实实践,要注重从政府与社会组织两方面构建社会组织的力量,并从社会组织成为国家权力的制约监督者、政府和市场接触的中介者、反非传统腐败宣传教育的重要实施者以及反非传统腐败国际交流的推动者这四个方面,营造社会组织参与治理非传统腐败的合力。     

新加坡治理腐败的政治与文化基础

多年来,新加坡廉政建设成效显著。从直接原因上讲,这取决于新加坡政府廉政建设的得力措施,包括法律严明、执法严厉;高福利、高要求;有效监督与预防机制;领导层以身作则等等。从间接原因上讲,这取决于新加坡治理腐败的独特政治文化,即现代政治价值观和强有力的政府权威以及西方现代政治文化和英国文官制度的影响,还有精英主义等级观念的存在和领导人文化观的影响。这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治理腐败的关键点应该不仅仅只是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措施,而同时必须努力培育和建设有利于防腐、反腐的政治文化,这样才能治标又治本,有效制止腐败的蔓延。     

我党预防腐败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

在90年的光辉战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同党内的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并在长期与腐败斗争的实践中经受住了考验。自建党以来,我们党就十分注重预防腐败建设,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成功的治腐之路。我认为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对今天仍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社会中介组织腐败类型及其治理

社会中介组织腐败是一种牵涉广泛、表现形式复杂的新型腐败形式。按照社会中介组织腐败中主体性与实施主动性的差别,社会中介组织腐败可以被划分为寻租型、衍生型、辅助型和合谋型四类。行政权力复杂介入、信息不对称和影响力是社会中介腐败主体性的形成原因,而组织自利性需求、正式制度乏力、非正式制度异化则对其实施腐败的主动性造成影响。要改善治理现状,需要从完善独立主体地位、加强信息公开、建立信用管理制度、推进法治水平、改善监管制度和推进职业伦理培养几个方面共同入手,形成有效治理的多元合力。     

中国传统社会腐败治理的主要经验、历史局限与现代传承

腐败治理的成效关系着国运兴衰,吏廉则治盛,政清则国强。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长河中,腐败治理被高度重视,前人积累了建章立制、突出惩戒、强化监察、重典治吏、完备考绩、涵养官德等丰富经验。这些经验蕴含着治国理政的传统政治智慧,但由于社会历史的局限性而无法发挥其治本功效。中国传统社会的腐败治理经验有着广泛的民众心理基础,又与当前反腐治本之需高度契合,极富文化张力和生命力。对传统社会腐败治理的经验与教训,需要从持续推进高压反腐、不断完善制度法规建设、强化官德教育、创新党政干部管理等方面加以传承和发展。     

农村社会转型期的“村官腐败”及其治理

在农村社会急速转型期,“村官腐败”已经严重破坏了农村社会稳定秩序和公平正义,严重制约了农村社会的持续发展,因此,重拳出击,遏制“村官腐败”,是现阶段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必要步骤。     

论我国转型期分配、腐败收入与政治稳定的关系

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是引起社会不稳定和政治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合理收入,主要表现为不少单位工资外收入失控,少数行业存在着垄断而导致收入过高,等等。不合法收入,主要指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走私贩私、制假售假、偷税漏税等所得的收入。必须强调的是,以公共权力为依托的各级各类官员或公务员所获得的“灰色收入”应列入非法收入的范畴。不合理、不合法收入虽然是局部现象,但它给我国政治稳定带来了破坏性影响。学者们的调查研究表明,人们对收入差距的愤恨和不满主要是针对此部分而言的。 所谓腐败,主要是指拥有公共资源管理权的人,利用公     

腐败--社会整合机制内部矛盾的产物

社会转型期社会整合机制内部法律整合、组织整合和道德整合三种主要整合方式彼此之问功能不和谐,各整合方式内部次因素彼此之间也存在诸多矛盾.这些冲突和矛盾既是腐败得以滋生蔓延的社会温床,又是腐败难以遏制和根除的制度原因.     

反腐败绩效：腐败治理的目标与逻辑

基于目标导向,反腐败绩效为腐败治理提供了新的概念范畴和分析视角。一项针对广东省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反腐败力度与政府廉洁满意度二者落差明显,呈弱相关。探究其原因,与反腐败在路上、公众廉政预期、廉政信息公开、政策效应滞后周期等因素密切相关。与反腐败力度强调投入、过程与产出不同,反腐败绩效凸现政府廉洁满意度,为腐败治理提供价值导向、度量体系和动力机制。追求政府廉洁满意度最大化,反腐败绩效的目的与腐败治理的目标具有高度的逻辑一致性。经验表明,反腐败绩效评价的成功有赖于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因此,应简政放权,提高廉政信息透明度;倡导社会理性,既要加大对腐败现象的惩治力度,也要界定公权力边界,标本兼治。     

治理商业贿赂的国际经验

商业贿赂所引发的腐败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建设和谐社会的大敌。已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     

社会转型期网络舆情治理创新

<正>在善治的理论基础上,基于政治安全的网络舆情治理模式创新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治理主体创新——从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在治理机制中,由于政府、社会组织和志愿部门等主体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网络,对网络舆情的管理也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其主要是通过合作、协商等方式来实现管理目标。(2)治理理念创新——从舆论管制向舆情引导转变。首先,鼓励培     

社会组织腐败内部治理的制度困局及其化解

现阶段我国的社会组织在一定范围存在腐败行为,其腐败治理水平急需提升。从共和理论来看,组织内分治结构与公共文化氛围是组织权力制衡制度发挥作用的两个基本前提。从结构与文化的双重视角建构一种制度分析框架,可以讨论社会组织腐败的内部治理问题。通过对调研材料的理论分析发现,草根社会组织权力制衡制度无法建立、法人型社会组织权力制衡制度不合理且执行不到位等规制性困局影响了社会组织腐败治理成效。针对规制性困局产生的原因,须从建立健全组织权力分治结构、完善组织权力制衡制度、营造组织公共文化氛围等方面着手,破解社会组织腐败治理的规制性困局,为提升其腐败治理水平提供支持。     

平衡、协调、发展的多重建构:转型期我国社会和谐治理问题研究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呈现多元共生与同构的趋势,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层次化,客观要求政府改善社会治理能力,社会和谐治理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关注.通过社会和谐治理的动力分析、理论阐述及伦理维度探讨,指出社会和谐治理的路径选择,为消除当今社会种种不和谐因素提供思路.     

论社会转型期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当代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新旧体制的摩擦与冲突、社会利益的分化与组合、价值观念的多元与多变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公信力。提升政府公信力现已成为社会转型期民众的普遍共识和一致期待。社会转型期,提升政府公信力要从政府职能的转变、依法行政等多方面进行。     

国外治理隐性腐败的机制之鉴

考察美国、德国、芬兰、瑞典、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治理隐性腐败的机制,总结主要有3点一是源头上的治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二是细节上的治理——道德规范法制化;三是教育为主——重在事前的预防机制。     

我党预防腐败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

在90年的光辉战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同党内的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并在长期与腐败斗争的实践中经受住了考验。自建党以来,我们党就十分注重预防腐败建设,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成功的治腐之路。我认为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对今天仍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中国治理腐败的体制困境及其应对

廉洁国家犹如巍峨大厦,有结实的四梁八柱支撑,如果梁柱缺失,则腐败丛生,大厦将倾。中国腐败治理成效不彰的重要原因在于公共权力系统独霸腐败治理领域的跛脚体制。完善中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对策是改革公权腐败治理体系,建构社会腐败治理系统。     

法治视阈下新加坡社会治理模式及启示

新加坡社会治理法治化模式具有科学立法、严格执法、独立司法、全民守法等主要特征,蕴含的精神理念、制度规范、行为实践和文化价值等层面的成功经验,对于新形势下做好我国的社会治理工作提供了重要启示。     

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国际经验借鉴与启示

外来人口融合问题是当前我国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中的关键性问题。美国、新加坡、加拿大等国在教育、住房、文化、政治等方面促进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国际经验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腐败与反腐败的特点及其启示

本文认为，对于中国古代腐败和反腐败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多偏于资料的发掘、整理和汇集，而较少有人对其进行理论的概括和经验的总结。站在这一视点，作者透过中国古代繁杂的历史材料，总结探讨了中国古代腐败和反腐败的特．或及其规律。在此基础上，得出关于腐败和反腐败的诸多启示，并对之进行了认真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