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工具视角下的主体功能区土地政策研究

政策工具的选择直接影响着政策目标的实现。差异化的土地政策,可以加快主体功能区建设,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经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从政策工具的视角,以2011—2019年间119篇中央层面主体功能区土地政策为研究对象,基于文本分析的方法,梳理总结现有土地政策变迁的规律。研究结果显示,在现有土地政策中,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应用并不均衡,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偏好强制性政策工具,对混合型和志愿性政策工具重视不够;在不同类型的主体功能区中,各种政策工具的组合应用差别不明显,没有体现《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因此,应基于不同类型功能区的主体定位,对主体功能区的土地政策进行优化设计。     

政策工具视角下完善医养结合政策的路径选择

医养结合指的是医疗护理服务和健康养老服务相结合。医养结合的理念在国外很早就已经提出,并不断发展成为欧美等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手段。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愈发严重。因此,党委和政府愈加重视医养结合事业的发展,尤其是2013年以来,我国政府开始出台大量医养结合相关政策,全面推动医养结合领域的发展。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数字经济政策研究 ——基于省级政府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

文章基于罗斯维尔和泽格维尔德的政策工具理论,以20份省级政府政策文本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编码与量化分析。研究发现,目前数字经济政策工具存在以下问题:各目标省级政府在使用上兼顾了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数字经济政策工具,但存在重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轻需求型政策工具;数字经济政策工具内部结构不合理;数字经济政策工具使用行政力量凸显等。未来需要进一步提高数字经济政策工具的均衡性,重视应用软性环境措施,以期提升数字经济政策的执行效果。     

营商环境优化的政策工具选择与配置——基于中央层面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

我国营商环境优化在鼓励地方探索的同时更体现出鲜明的中央政府主导特征。运用内容分析法,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分析2008—2020年170篇中央层面营商环境优化政策,挖掘出1 650个政策分析单元、16个案例节点,并将其置于“政策工具维度-适用领域维度”框架中进行讨论,以揭示我国营商环境优化的整体图景、核心内涵及行为路径。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优化政策制定主体广泛但关联松散。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较多;政策工具侧重分布于政务服务和市场环境领域。按照政府主导、环境塑造、需求回应的程度不同,政策工具选择与配置在营商环境优化过程中呈现出三种类型。未来应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完善部门间沟通与协调机制;丰富政策工具的种类,加大信息技术的使用力度,提升政策工具的选择性与可组合性;推动政策工具在营商环境优化中的均衡配置,提升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的适配水平,以央地实践互动积累经验,最终实现营商环境全面优化。     

协同视角下京津冀人才政策网络研究——基于政策文本内容分析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要的国家战略,人才是区域发展的基础性引擎。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人才一体化建设背景下,三地需要基于差异化需求与区域人才发展目标,共商出台妥适的人才政策。人才政策制定及治理发生在政策主体内部及主体之间形成的网络之中。通过对2013—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政府出台的区域和地方性人才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勾勒出京津冀三地人才政策网络的结构与状态。进而,从静态维度阐释京津冀人才政策网络体系的力场、类型、特点及利益导向;从动态维度基于政策网络的相互关联性和连贯性强弱表现所构成的四种不同组合类型,结合网络主体在多元化和异质化发展中的利益关系及互动,匹配实用主义类、管制类、激励类、信息传递类等四种政策工具,提出优化策略以促进政策网络的良性运行。     

治理视角下政策工具选择的探索——基于中国养老保障现状的研究

伴随着对20世纪70年代末治理危机的深刻反省和思索,治理理论逐渐倾向于认为危机主要是在治理工具层面产生的,并主张政策工具的创新。因此,明确政府在政策工具选择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探索优化政策工具选择的路径,对于促进我国政府管理方法的创新,提高管理绩效等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政策制定中公民的参与悖论与优化——基于集体行动理论的分析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是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是对行政之“公共性”核心价值诉求的有效回应，是对公民民主权利要求的有机契合。但在实践中，公民参与带有“集体行动”的自然弊端，即个体理性行为的非合作博弈带来的集体困境结果导致的政策悖论。培育公民精神，提高参与意识等理路来寻找从集体行动的困境走向集体行动的帕累托累进路径。     

我国县城城镇化政策的适配性研究——基于政策文本分析的视角

党的十九届五中会提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在国际国内发展双重压力的现实需求下,县城成为新时代中国城镇化转型升级的关键钥匙.基于政策文本分析视角,引入"适配性"概念,构建了"政策工具——政策建设场域——政策力度"三维分析框架,对60份中央和省级县城城镇化政策文本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县城城镇化建设正处于...     

政策网络视角下教育政策工具的选择逻辑——以上海高校养老类专业建设为例

合理选用教育政策工具,加强高校养老类专业建设,是深化养老服务、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手段。在上海高校养老类专业建设所构成的政策网络中,鉴于各相关行为者之间的关系特性,现有教育政策工具的选择遵循政策悖论下的有限选择逻辑、目标导向下的激励驱动逻辑、多元参与下的系统变革逻辑、权责配置下的类型限定逻辑、科层权威下的工具沿用逻辑等。为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还需进一步优化教育政策工具的选择逻辑,选择更具有前瞻导向性的象征和劝诫工具、更多面向学生的能力建设工具、更加融合行业企业参与的系统变革工具、更具有协同性的跨部门政策工具。     

主要矛盾转变背景下民生领域政策供给主体的界定——基于政府信任数据的分析

公共政策的失效跟社会个体对政策供给主体的信任有关。随着我国主要矛盾的转变,民生领域的公共政策成为社会个体最敏感、最关注的公共政策。基于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差序信任格局,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有关政府信任的数据,对民生忧虑与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做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民生领域中的政府信任呈现出差序格局;污染忧虑中的噪音污染、居住忧虑中的社区安全问题,显著降低中央政府信任;医疗忧虑中的看病贵问题、居住忧虑中的社区公共设施问题,显著提高中央政府信任;水污染、噪音污染忧虑和居住忧虑,显著降低地方政府信任。由此,提出了一种基于"政府信任"的政策主体界定新模式。这一新模式有别于以行政权力层级来界定公共政策供给主体,既可以提高民生领域中的政府绩效,改善民生问题,又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主体、载体与途径研究——基于南京市的实证分析

扩大新的社会阶层有序政治参与,需要深入研究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在主体、载体、途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当前,应针对存在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扩大新的社会阶层参与政治的人员数量、质量,扩大现有政治参与载体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吸纳量,在新的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中建立健全政治参与的组织制度,在中共党组织中增设管理和联系新的社会阶层的专门工作机构,依托社区构建党政机关联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工作网络,建设针对新的社会阶层的互动媒体。这样,才能有效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作用。     

武汉推进低碳城市建设政策的评估——基于公众参与的视角

在20世纪前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政府行为是无需被问责的,政府似乎拥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外衣。二战后,西方国家随着凯恩斯主义兴起和罗斯福新政的实施,政府职能迅速扩张、财政支出不断上升、行政自由裁量权扩大,行政行为引发的利益冲突日益加剧,因而控制     

“三治结合”何以得到全国性推广?——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的视角

在政策生成及演进过程中,政策创新扩散的持续性是关键问题,考察其引致机制、创新动力、扩散过程等议题,对理解中国政策过程有着重要作用。以浙江桐乡“三治结合”基层治理模式为例,基于政策创新扩散主体、客体与扩散路径的系统性分析框架,剖析“三治结合”创新与扩散的机制,研究发现:“三治结合”之所以能够持续创新与扩散,得益于政治上“合法性”,即“三治”自身具有政治渊源、法律依据、现实基础等符合中国情景的属性;除此之外,也离不开政策企业家、政策属性、府际关系等“技术性”变量。基于此,着重关注“三治结合”创新扩散的技术路线,认为政策企业家的专业素质、创新意识为其提供重要动力与保障;政策属性高兼容性、低成本性,影响政策扩散的规模与范围;中央政府纵向政策吸纳与同级政府横向考察学习对其全国性推广起着关键性作用。     

我国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利益困局与政策建议——基于博弈论分析的视角

在以主体功能区战略为依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和欠发达地区政府在执政目标上的差异导致两者在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的策略选择上存在复杂的博弈关系。中央政府要破解与地方政府在"限制性"与"突破性"经济发展战略或策略选择的利益困局,促使其向符合国家主体功能定位的方向演化,就必须构建完善的利益补偿机制、科学高效的考核评价机制和统一的监管机构,以及长效的地方政府联席和对话机制,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     

政策试点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基于“试点——推广”的方法论视角

中央通过政策试点带动各项改革工作,完善各领域制度体系,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发现,我国政策试点通过“价值目标—工具选择—制度推广”的内在逻辑达成统合,进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通过“方向引领—技术支持—成果反哺”的机制保障政策试点推动逻辑的可行性。内在逻辑与保障机制的探究回答了政策试点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这两个关键问题,从宏观上对政策试点何以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作出一般性解释。     

网络政治参与的集约与弥散——基于构建新型公共生活视角下的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路径研究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与民主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传统的非网络化政治参与存在经济成本高昂、参与效用低下、参与对象有限等固有局限,基于互联网信息平台的网络政治参与模式可以有效的克服非网络化政治参与的诸多弊端.通过推进电子政府的建设,构建"非政权性网络组织"及良好的网络政治参与环境的营造,推动网络化政治参与由集约管控模式向引导型模式的有效转变,进而确保政治参与的广泛性,保证公民意志在公共政策中的最大化显现.     

过程——结构视角下政策冲突的形成与应对——基于广东省L县的考察

避免政策冲突,实现政策的叠加效应,是政策执行的重要内容。通过引入“过程—结构”分析框架,发现拆旧复垦与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叠加、冲突以及效应相互抵消的过程构成政策冲突场景。政策冲突始于国家战略与省级战略并行推进下的政策叠加,政策执行主体的行政性与理性行为选择促成政策冲突的呈现,而“1+1<2”的政策效应最终印证了政策冲突的形成。政策叠加下政策冲突的形成,根本原因在于政策执行主体与执行对象间共筑的“权力—利益—时空—治理”结构关系的失衡。因此,要防止政策叠加下的结构性失衡,应做到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均衡、从机械叠加转变为协同整合、加强政策执行过程配套制度建设等。     

行动者认知、制度结构与政策工具选择——基于广东省J市低收入人口识别机制设计过程的分析

政策工具选择是行动者认知、政策情景、制度结构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行动者认知与制度结构的动态性可能引起政策工具选择的变化。选取广东省J市低收入人口识别机制设计过程作为研究案例,以过程追踪为分析手段,提炼行动者认知与制度结构影响政策工具选择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科学知识与实践知识的互动促进了政策工具创新,但由于政治考量和制度的制约,政策工具选择出现了路径依赖。政策工具选择变动是政策学习与认知锁定两个机制先后作用的结果。     

政府公共性视角下的公益与逐利双重性——基于优质基础教育择校政策的案例分析

公益性是探讨政府公共性的逻辑起点,但政府行为中也包含逐利性因素,政府公共性限于特定的边界内并具有公益逐利双重性。基于优质基础教育择校政策的案例研究发现,政府公共性是有边界的,政府公共性在公益性与逐利性的缺失、分离与统一中逐渐彰显。在公共性边界外,政府逐利具有合理性,但应控制在促进政府的公益性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限度内。政府公共性边界现象的政策意义在于:公益性边界的勘定遵循边界内公益最大化原则;政府的逐利效率无法通过民主实现;善政不仅要遵循民主法治逻辑,还要遵循经营逻辑;应注意"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