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方政权组织形式的弹性化设计——基于民主的善治理论之制度选择

政权组织形式是影响地方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在单一制还是联邦制的国家,地方政权组织形式都因为国情的差别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弹性化的政制安排有利于实现地方的善治。地方政制应该由人民或者其代表机关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资源禀赋和社会资本通过民主程序来确定。在我国这一超大型的国家,整齐划一的地方政权组织形式要随着社会的变革予以调整,以多样性和差异性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防范“事务主义”：基层行政效能内耗现象研究——基于角色“结构-过程”分析框架

行政效能是推进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变量,基层治理中行政效能内耗现象屡有发生。基层“事务主义”表现为机械性执行、盲动性推进、经验性因循和虚假性替代,只顾策略性行动而忽视战略性谋划,追求工作过程增量而不抓重点和关键,严重耗损了基层行政效能,不利于推进基层治理创新和现代化转型。文章基于角色“结构—过程”分析框架,认为基层“事务主义”的产生遵循“任务嵌入—场景驱动—角色互动—角色观念—角色扮演—现象蔓延”的逻辑过程链条,即基层干部受角色关系环境和角色制度规范的结构性因素、角色互动机制的过程性因素以及角色自身能动性因素的复合型影响,行政效能观念发生了扭曲,从而在角色扮演中陷入“事务主义”泥沼。为防范基层“事务主义”滋生蔓延,需持续优化基层治理环境,提升基层治理制度绩效,有效加强基层干部教育和学习。     

主动“加码”:基层政策执行新视角--基于H省J县的村干部选举案例研究

基层政府如何执行存在"张力"的政策?既有研究关注到基层政府在"压力型体制"下通过"变通"、"共谋"等非正式运作执行被上级"加码"的政策。由于"加码"导致既有政策"张力"的增加,作为权力末梢的基层对于"加码"避之不及。吊诡的是,基层时常主动"加码"存在"张力"的政策。如何解释基层主动"制造困难"?本研究以H省J县的村干部选举为案例,揭示基层政府主动"加码"存在"张力"政策的逻辑:主动"加码"被认为是下级向上级"讨价还价"的重要方式,这基于主动"加码"符合上级对完成任务以及晋升的渴求,当基层官员执行存在"张力"的政策时,主动"加码"能够规避政策执行中的潜在风险。简言之,主动"加码"有利于基层官员"卸责"。这对既有研究提供了新的补充:对于存在"张力"的政策,基层政府通过主动"加码"可能更好地完成任务。     

“土政策”：基层治理创新中的消极策略？——一项多案例的研究

目前学界对“土政策”的基本类型及生发情境未展开充分探讨,而且多将其解释为政策执行中的负面属性或消极行为。基于基层治理创新的语境范围,可以从“政策模糊性”和“创新绩效吸引力”这两个维度来建立“土政策”属性的分析框架;结合不同案例认识“土政策”,可将其归纳总结为因地制宜型、形式主义型、主动加码型及资源拼凑型四种基本类型。在基层治理创新情境下,探究其中蕴含的内在逻辑和作用机制,发现上级压力、同级竞争及社会环境共同构成了“土政策”的衍生情境。     

信用赋能基层治理——基于浙江的案例分析

强化基层信用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实践。浙江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的共同富裕示范区,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加快构建信用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的制度基础,以基层社会有效治理为基点,健全信用服务体系的技术支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信息不对称引致的企业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难题,从省域层面实现了信用信息的深度融合应用,在推动投资、消费和治理等领域形成了典型经验。     

大数据技术推进腐败治理创新——基于L省S市的实证分析

腐败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数据技术与正风肃纪监督融合所带来的技术优势,能对公职人员腐败侥幸心理与从众心理产生强大的震慑作用,从源头上铲除腐败滋生与蔓延的土壤。L省S市在实践中探索出将大数据技术与正风肃纪监督有效融合的工作机制,将以纪委监委为主体的"自上而下"监督与以群众为主体的"自下而上"监督相结合,实现了监督方式由传统到智能、监督主体由单一到多元的转变,起到了遏制腐败风气、改善党群关系、提升公职人员廉政勤政意识的良好效果。S市治理腐败的实践表明,树立大数据治理腐败的工作理念、加强大数据治理腐败的顶层设计、完善大数据治理腐败的预防与惩处机制是实现腐败问题数据治理的有效路径。     

“干部下挂”何以助推党政结构组织韧性——基于S省的案例分析

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人事制度安排,干部下挂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所逐步形成的历史治理实践息息相关,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治理方式。本文以中央国家机关干部下挂S省的案例为研究对象,发现干部下挂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形成了“全局统一性与地方灵活性的衔接机制,组织间资源优化配置的协调机制,组织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学习机制,组织结构和职能配置优化的推动机制,以及组织干部队伍锻炼培养机制”的五个重要机制。干部下挂形成的五大机制,赋予了中国特色党政结构“适应性、衔接性、互补性、实践性和创新性”的组织特质,生产出了跨系统和跨层次的党政结构组织韧性,成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实践的一条重要线索。     

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基层治理创新——以南海区“政经分离”改革为例

"制度"是理解行为选择的重要变量。基于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立足南海区"政经分离"的创新实践,发现基层政府的治理创新行为嵌入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面临一系列的制度约束。实现制度化的创新路径建构有三个重要的环节,即以国家法律为红线进行有限创新,以此获得合法性;通过配套制度的建立,解决实际的技术问题;再通过成本内部化,使得创新能够在科层内部形成有效的循环。     

跨层级治理：情境、过程与结果——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分析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家通过制度的顶层设计来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地方政府通过政策的底层实践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基于“情境-过程-结果”的分析框架对桂南Q市考察发现：联镇包村制度的运作逻辑显现出跨层级治理表征,是地方政府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压力型体制与目标考核的情境下回应基层社会多元化诉求而作出的一个应然制度安排。联镇包村制度化运作过程不仅具有科层制路径依赖特性,也蕴含反科层化行动取向。在多重压力下,各驻村干部差异化的治村行为呈现出名实分离状态,因而亟需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格局,才能推动跨层级治理的可持续化运作。     

“执政党组织统合机制”：新时代党领乡村治理机制的创新及其内在逻辑——基于山东省R市C镇“3+10”制度的考察

党领乡村治理是新时代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党领乡村治理机制,每一种党领乡村治理机制都是党组织基于不同时代发展要求对领导乡村治理具体实践机制的创新与发展。在新时代党领乡村治理实践探索中逐步形成了更加突出政治引领统合、价值观塑造与培育统合、治理网络支撑的这一新机制是新时代的“执政党组织统合机制”。即在党的领导下,在继承动员、吸纳、统领机制基础上,通过政治引领统合、价值引领统合、治理网络统合强化党组织对乡村各种资源的有效整合机制。“执政党组织统合机制”将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主轴,将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构建了新型乡村社会有机团结机制,凝聚合力推动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     

“放管服”改革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耦合性研究

基于主要政策文本的梳理发现,“放管服”改革先后经历了以简政放权为主题的早期实践阶段,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为主题的积极探索阶段,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主题的协同推进阶段,每个阶段的结构和逻辑存在差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镶嵌在社会治理的总体演进历程中,社会治理先后经历了社会管控期、社会管理期和社会治理期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也呈现出相应的结构和逻辑。“放管服”改革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统一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中,并且在理念价值、运行机制和目标功能等方面具有耦合性。     

村干部年轻化与基层治理变迁——基于“走读干部”现象的考察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村干部队伍建设出现村干部年轻化的典型趋势。通过考察在行政村一级出现的青年干部走读现象,分析村干部走读现象的制度生成结构与个体形塑机制,探讨村干部年轻化趋势背后折射出的基层治理变迁及其后果。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以村干部年轻化为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抓手,通过制度调整为年轻人进入村干部队伍释放体制机会,村庄发展去功能化与村庄公共性弱化为年轻人释放村庄政治空间,县域青年的体制偏好和家庭城镇化目标塑造出青年村干部走读的客观结果。然而,青年干部的发展策略围绕个人和家庭调整,给基层治理体系带来不稳定因素,他们对于村干部的职业认知与办事员身份契合,导致村级治理悬浮,最终强化村庄治理行政化面向。     

唐代三省制对当前行政改革的借鉴——兼评深圳市“行政三分制”改革

将决策、执行、监督三者分离的唐代三省制对我国当前行政改革有着宝贵的借鉴意义:通过对机构权力的重新分配和界定达到权力制衡与协调;通过严密、反复的决策过程保证决策质量;通过大归口、大系统的行政管理促进相近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优化资源配置;通过新的政府职能定位,实现政府职能转变。而唐代三省制本身及现今的政府改革实践——深圳市"行政三分制"改革的教训都给当前行政改革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启示。     

“警格”与“网格”融合下的基层治理创新研究——基于D区网格化警务模式的分析

提升公安机关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战略工程。实现基层警务工作与网格化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建设形成"警格+网格"联动治理成为了实现公安机关基层治理的新路径,遵循着外部逻辑、内部逻辑、技术逻辑等三个维度的生成逻辑。在网格化警务管理中形成的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主体、治理手段"四位一体"的实践布局揭示出,在新时期实现"警格"与"网格"的深度融合,仍需在多元主体融合深度推进、网格化警务管理运行效度提升、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建设并重等方面持续发力。     

党建嵌入乡村治理的组织路径创新——基于某省Z镇党建示范区的实证研究

党的建设是农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党建通过乡村治理发挥引领作用。随着乡村社会的剧烈变迁和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向,基层党建的组织路径陷入"悬浮化"困境,难以突破组织建设的"内卷化"难题。调查研究表明,以区域化党建重塑整合资源的组织结构、以党员联户激活群众动员的组织过程、以治理导向再造党建嵌入乡村治理的组织路径,最终使党建成为转型期国家与社会互动的黏合剂。"嵌入式"的组织路径不仅激活了基层党建,并且从治理责任、治理方式和治理属性三个方面重塑了乡村治理,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治理效应,释放了塑造乡村公共秩序的持久力量。     

地方人大民主创新实践与思考——浙江省乐清市“人民听证”制度的案例分析

如何发挥地方人大政治职能及其民主功能,是地方民主治理中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浙江省乐清市"人民听证"制度的民主创新实践,是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架构下,探索发展地方民主治理的体制创新,凸显"民意民议"、监督"执行实效"、把握"有序参与"。"人民听证"制度很好地体现了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为地方人大建设和基层民主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示范,即应以社会需求为本位,应以有效运行为保障,是一个不断探索完善的过程。     

基层党建推进农村治理创新的实践与启示——基于雷州市“麻廉模式”的分析

为了筑牢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保障农村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促进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中共雷州市委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在麻廉村探索农村治理的新模式。经过3年多的实践,麻廉模式不仅在探索中走向成熟,为推动当地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而且对我们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具有启示作用和借鉴价值。     

论党内基层民主创新的生成机制——基于基层乡镇党委“公推直选”的案例分析

基层乡镇党委"公推直选"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内民主的最新实践成果之一.以基层乡镇党委"公推直选"的典型案例为样本,考察党内基层民主创新发展的生成机制,可以发现,当前在基层党内民主创新中,存在中央与地方、基层的互动、互惠的动力机制;中央和地方、基层的这种互动关系又是在党内现有组织体制内运行的.进而通过这种体制建立起了党内基层民主创新中的控制与传导机制,指导相关党内基层民主创新实践的进行.     

再造温州模式：社会组织管理创新实践——八大社会组织创新工程助推“三生融合·幸福温州”

日前,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在温州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上指出：以公共服务为取向推进政府转型,科学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形成政府组织、市场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既责任明确又配合协调的现代社会治理结构。     

社会组织“助推”协同治理的模式及策略——基于案例比较的扩展性分析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协同治理成为回应复杂社会需求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社会组织作为协同治理的重要主体,如何助推多元主体持续参与协同治理？本文选取两个典型案例,发现社会组织助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协同治理模式及其策略集合：一是以“需求回应”为中心的协同治理,社会组织依托行政权威设计了“瞄准政策窗口”“塑造典型方案”及“借道行政承诺”的助推策略;二是以“价值创造”为中心的协同治理,社会组织嵌入合作网络设计了“培植协同网络”“启动任务激励”及“设置可视反馈”的共同体生成策略。社会组织面对不同制度环境,选择了不同的助推策略。研究结论深化了社会组织微观行为研究,对于社会组织助推协同治理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