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公共空间的衰败与重建——兼论乡村社会整合

根据公共交往类型及其承载的空间场所,可以把公共空间划分为信仰性、生活性、娱乐性、生产性以及政治性的公共空间。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由封闭、静止、同质走向开放、流动、异质,个体逐步从原有的宗族、家庭、阶层、社区、集体之中抽离出来,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公共空间在个体化进程中逐渐趋向衰败,这对乡村社会整合产生不利影响。重建乡村公共空间的核心是建构乡村公共性,着力点是农村民间组织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关键是发挥村庄积极分子和各类精英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用。     

乡村传统治理资源的整合重构与乡村善治——基于贵州两个彝族村寨的考察

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方法,对贵州两个彝族村寨的村干部、公共权威与精英、普通村民等不同类型人群进行深度访谈,观察、分析和总结两个村寨的乡村治理实践理路。研究发现,虽历经转型,但乡村本身所蕴含的内生治理资源仍具有坚韧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治理功能,在协调大小传统关系、重塑乡村权威规范、助力移风易俗、凝聚乡愁力量、强化情感认同、团结乡村民众、构建和培育乡村共同体意识、传承保护乡村文化、传递道德价值、维系乡村秩序、推动乡村振兴等方面具有突出作用,表现出与时俱进自主调适的时代精神。新时代要构建完善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实施乡村善治和实现治理有效,不仅需要国家正式制度安排与法理资源的输入,还应借助乡村传统内生秩序力量,在国家制度的引导下,高度重视乡村传统治理资源的发掘、传承、保护、整合重构和充分盘活。     

新中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历史变迁与振兴路径

随着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向公共空间建设的重心转移,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成为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历史维度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在不同时期的变迁历程,折射出国家制度安排的内在逻辑。探寻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变迁的演进逻辑和动力机制,对于推进当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振兴具有较好的启示意义。     

乡村公共空间视野下的教堂功能研究——以云南苗族小水井村教堂为中心的考察分析

云南苗族的基督宗教信仰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乡村苗族居住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教堂成为其社会生活重要的公共活动空间。作为乡村公共空间,教堂发挥了宗教信仰核心空间、教育文化的主要平台、乡村娱乐的舞台和村庄——政权公共关系纽带的积极功能。同时教堂在扮演社会公共空间功能上也存在一定不足,需要在经济生活、政治参与和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尝试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公共文化空间下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路径选择——基于贵阳孔学堂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模式研究

贵阳孔学堂不仅是贵州的亮丽历史文化名片及人文精神风向标,还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在贵州的具体实践。文章在简要阐明公共文化空间理论内涵及内在关系的基础上,结合贵阳孔学堂的发展模式,从传统文化发展的空间性、空间文化性、文化空间拓展及空间公共性等方面,来阐述新时期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路径选择,对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具有极大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多元主体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行动逻辑和行为策略——基于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政策执行考察

进入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已然成为人民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内容,而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创建)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为平衡区域差距、发挥地方特色的战略制度安排。依据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考察示范区创建中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和行为策略,发现政府部门在职能定位与组织利益、服务导向与政绩导向的权衡中表现出重政绩、树典型、积极主导的实践行为;社会组织在文化治理理念的引导下,基于公共文化服务同质化严重的现实考虑,为发挥职能纽带作用在创建工作中体现为强依赖、弱整合、协同参与的行为策略;普通民众的主体性缺失导致其处于无参与、零反馈、被动受益的状态。     

互联网公共空间中青年文化的话语生产——基于青年网络流行语的一项研究

当前,网络流行语的使用日益成为生活中的普遍现象,而青年则为网络流行语生产和使用的主要群体,反映着青年文化的发展方向和特点.本文力图从多学科角度对互联网公共空间中青年文化话语的生产进行深入分析,以青年网络流行语为例,分析其内在和外在的生产机制和网络流行语自身内在功能及其影响等,试探究其在青年中传播的现状、特点等,以兼容并包的态度推动青年的文化话语表达,增强青年对流行语关注以及进行针对性和实效性,巩固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解析——基于社会文化公共空间的向度

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浪潮和现代化的重建,凸显了社会文化公共空间的多元性与时代性。现代化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综合性概念,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性的社会问题。在现代化的演进中,五四运动时期社会文化公共空间出现了深刻的变革和拓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社会文化公共空间向度中,社会生活与观念意识在不同时代彰显的具体内容和内涵是不同的,随现代化的发展而不断演进。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研究

乡村振兴,既要振兴产业经济,更要振兴精神文化。现阶段,农村公共文化空间进一步变窄,政府单一供给模式下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弊端越发凸显。因此,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重振农村公共文化,亟需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社会组织为突破、市场资源为补充的协同治理模式。     

公共文化发展模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领域经历了由政府“大包大揽”的“文化事业”，到把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区分开实行分类发展的变化。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央又进一步把“公益性文化事业”表述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从“文化事业”到“公益性文化事业”，再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仅仅是名称上的一种变化，更重要的是文化发展理念上的转变和公共文化发展模式的重构。这一重构过程乃是与经济体制转换、市场与政府各自“优势”和“失灵”的显示或暴露过程相伴随的。     

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风险及治理路径——基于公共文化服务链视角

作为政府转变文化职能的政策工具,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可以满足民众多元化与个性化的文化需求,但也存在诸多风险。从公共文化服务链视角分析,发现其在需求链、供给链、治理链与评估链上分别存在购买内容偏差风险、逆向选择和垄断风险、寻租风险与评估形式化风险。为此,需采取针对性的治理策略:科学分析与精准定位公共文化需求,构建服务受众文化需求矩阵;促进文化类社会组织发展,营造竞争性的购买环境;完善购买合同管理制度,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建立购买服务绩效评估机制,引入第三方评估。     

网络媒介的公共领域治理潜能及其障碍——基于公共空间的构建和政策议程设置的探讨

本文从政府治理的视角切入，从规范的层面研究理想的公共领域对于公民社会不断发展背景下的政府治理所具有的价值和功能，具体包括公共空间的构建和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的转变。然后从经验层面选取网络媒介，分析网络媒介在中国语境下实现上述两点公共领域的治理价值上所具有的潜能以及阻碍其潜能充分实现的多种障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纠改方法以求网络媒介的治理潜能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载体研究——基于成都龙泉实践的考察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整合社会意识、维持社会有序运行的必要途径。文化载体以其形式的多样性、影响范围的广泛性、功能发挥的潜隐性等特点,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发挥着独特的功能与优势。本文以成都龙泉实践为个案,挖掘文化载体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根据案例分析,本文提出综合运用多种文化载体,通过融入日常生活、实践养成、制度建设等途径,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落到实处。     

再论中国公共预算改革的路径选择——基于PPBE和规划预算的考察

本文在系统考察PPBE、规划预算和绩效预算的主要内容与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建立"中期计划"框架和"规划单元",构建从投入预算走向绩效产出预算的桥梁.同时设置专职预算编制机构(预算管理局),严格预算工作的时限与程序,进而实现重构中国预算改革路径选择的目标.     

图书馆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中的有效服务路径研究——以红河州为例

图书馆是公共文化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肩负着重大使命,乡村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是长期而艰巨的大工程,必须跟踪其发展,研究其规律。红河州图书馆事业发展不均衡,尤其是乡村图书馆建设相对薄弱,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中发挥效力不明显、不充分,建议从体制建设、资源整合、业务指导和经费投入等方面加强乡村图书馆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精神文化支撑。     

未来乡村建设中乡村公共精神的重塑机制研究

与传统村庄样态相比,未来乡村不仅主体更加多元,而且尤其强调主体间的合作与包容。这对乡村公共精神的重塑提出迫切要求。浙江省诸暨市枫江村从“信访大村”到未来乡村的发展过程中,乡村公共精神重塑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党建统领,坚持党员带头、价值支撑和愿景引领;二是制度保障,加强村干部监管制度建设,同时建立完善村民权益保护制度;三是空间孕育,建好用好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四是市场促发,引入市场机制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让村民共享村庄发展的成果。     

乡村旅游、乡村文化和新农村建设

乡村旅游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会的重要实践。乡村文化是乡村旅游发展的灵魂和核心，乡村旅游能够加速乡村文化体系的形成，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     

公共娱乐空间建设与农民的文化生活——兼析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任务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获得了更多的闲暇时间，这导致了农民休闲娱乐活动的增加和对更多休闲娱乐空间的需求。公共娱乐空间的建设对于满足农民休闲需求和推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价值。拓展农村的公共娱乐空间，丰富农民的闲暇生活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