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态度研究作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发展至八十年代,人们开始以新的视角来看待态度问题,对态度的研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进展,产生了许多新的观点和理论,并且这种发展变化将不断持续下去。在态度研究的各方面已经非常丰富的今天,本文旨在对态度研究的过去,将现在和未来进行一次较为清晰的论述。     

是“本土化”问题还是“主体性”问题?——兼谈“民国机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近年来,在反思"全球化"理论的过程中,"本土化"问题的提出确实带给了我们重新认识现代文学自身的机会。但是,由于"本土化"理论模式"化"他者理论为己用的先天缺乏研究者"主体性"的缺陷,使得"本土化"理论在面对什么是新文学真正的中国特质这样根本性的问题时显得乏力,而"民国文学机制"问题的提出,刚好弥补了"本土化"理论的缺陷,以突出历史情境为切入口,强调研究者的"主体性",为塑造中国自己的文学研究思维打开了一扇窗。     

论民国初期律师制度的建立及特点

<正> 律师制度是一项民主的政治法律制度,是现代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法律现象的律师制度是在一国法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最早的律师制度产生于西方古罗马奴隶制时期,近代意义的律师制度发展完善则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积极产物。 我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我国古代的法律制度,经过数千年没有中断的发展过程,以历史悠久、沿革清晰、内容丰富、特点鲜明著称于世。然而,我国古代并没有产生律师制度,这是由于我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社会,手工业、商业不发达,在政治上又是专制的集权统治,不存在产生职业律师的各种条件。律师制度传入中国,是自19世纪中后期西方帝国主义的侵入,伴随着我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在西方已有悠久历史的法律现象才出现在中国社会。     

贿选，民国史上黑暗的一页

我猜想,在选择第一个中国封面人物时,《时代》想必在曹锟和吴佩孚两者之间有过权衡。按照《时代》所定的“封面人物应是新闻制造者”的标准,在1923年的中国,曹锟无疑是中国最大的制造新闻的人。     

论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报刊立法活动及主要特点

袁世凯当政时期及其死后的北洋军阀政府在报刊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立法活动.这些立法活动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是政权性质改变而名号照旧、报刊法制成果主要集中在袁世凯当政时期、字面上"民主自由"和实质上封建专制手段共用等.     

论网络空间自卫权的行使对象问题

网络攻击往往由非国家行为体发起,实践中亦罕见有国家主动承认对网络攻击负责的实例。相应地,由于网络攻击的溯源存在技术、政治和法律方面的难题,受害国很难在传统自卫权的框架下对来自他国的网络攻击行使自卫权。非国家行为体尚不能构成传统武力攻击情境下的自卫权行使对象,更不宜成为网络空间自卫权的行使对象。作为替代,近年来将"不能够或不愿意"理论适用于网络空间自卫权的主张"甚嚣尘上"。"不能够或不愿意"理论表面上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从既有国家归因标准和常规的自卫必要性的角度来看,该理论本质上缺乏实然法层面的法律依据,而且在适用时将面临一系列的法律不确定性。中国在参与网络空间国际造法的进程中,应当警惕将非国家行为体作为网络空间自卫权行使对象的主张,并应努力防止"不能够或不愿意"理论的引入和滥用,以遏制网络空间的军事化。     

近代中国检察理论的演进——兼析民国检察制度存废的论争

检察制度是国家实施法律检控犯罪的一种司法制度,但与国家实施法律的其他司法制度如审判制度和监狱制度相比,检察制度并没有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作为人类社会进化到法治时代的产物,检察制度的出现是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我国于清末变法修律时,始引进继受检察制度。     

论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

本文首先界定了刑事政策的概念,提出了一家之言:刑事政策就是国家社会以人道主义为宗旨对已然犯罪人战略的、宏观的和战术的、微观的被动处置措施。然后对国外及国内有代表性的关于刑事政策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研究对象的观点进行了评述,从个人对刑事政策学的认识角度出发分析了其中的缺陷与不足,从而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应当包括的内容,即刑事政策的基本观念、实然刑事政策和应然刑事政策。这一观点可将刑事政策学与刑法学、犯罪学、刑事诉讼法学、监狱法学及刑事侦查学区别开来。     

当代中国国际私法理论研究的倾向性问题

二十多年来中国国际私法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比较明显的倾向性问题。细致梳理和详尽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并且认真思考如何对症下药,根除病灶,有助于推动中国国际私法的理论研究向多侧面、高层次的方向健康发展。     

抢劫罪的对象、标准及转化问题研究

抢劫罪不仅是司法实践中常见、多发的犯罪之一,而且也是在适用中存在较多争议的一种犯罪,因此,对抢劫罪适用中尚存分歧的一些问题予以探讨,意义重大。笔者重点探讨抢劫罪的对象、既遂与未遂标准、转化三个问题。     

法律逻辑学的研究对象、特征与功能

法律逻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当有它特定的研究对象,以及与普通逻辑学不同的特征和功能。本文从应然的角度,重新界定法律逻辑学的含义,即法律逻辑学是研究法律思维主体在法律领域运用逻辑方法分析、解决法律问题的科学。从这一界定出发,根据我国现实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运作的实际状况,以及法律思维主体在法律运行中运用逻辑方法分析、解决法律问题的思维过程,深入探讨法律逻辑学的研究对象、特征和功能等问题,以试图回答法律逻辑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     

共和精神与宪政中国

共和主义是西方宪政理论的重要渊源之一,共和传统是西方宪政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和精神与当代宪政理论之间至少存在法治原则的推崇、权力制约的强调与公共利益的彰显三重契合。共和精神是宪政中国建设的重要精神指引,其中,天下为公是宪政中国之情感凝聚纽带,和谐均衡是宪政中国之构建运作理念。     

民国时期的“法学权威”——一个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分析

在福柯等思想家看来,任何知识都是基于特定图式加以揭示或者形成的,所以那些操纵“整体理论”或者“真理认识”的话语者,不过是在有意或者无意隐蔽其所采图式的局限或者独断而已,而知识社会学有助于使被贬低的、边缘化的知识运作起来,击破那些知识神话。刘星先生的大作正是如此一种立场、意识的精妙应用,他以民国时期的“法学权威”为个案概念,通过知识社会学分析,对一直以来有关近现代中国法学的特征不过是“西学东渐”的主导观点作出了有效批驳。作者发现,近现代“中西法学”包含“相互竞争”的批判关系,西方法学不纯粹是“进入”的、“领导”的,中西法学的相对关系是“斗争”的、“彼此竞争”的,至少就部分情况来说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能需要从某种角度将民国时期的中国法学看作世界法学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对法学权威的深入理解,也可以使我们深入理解近现代时期的“民族国家问题”和“日常法律问题”的复杂关系,当然还有其时的法学家法律家的“特定角色彼此融合”的表征意义。     

民国时期土匪恐怖活动研究

土匪恐怖活动分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民国时期的土匪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畸形产物,其活动范围之大,地域分布之辽阔,人数规模之多,危害性甚重都是空前绝后的。造成这种情况,因素和条件多种多样,细细的考察对于现代恐怖活动研究有很大的益处。     

论刑罚目的及其对我国刑事政策的影响

刑罚目的是刑罚论的核心问题,它对一国刑事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刑罚目的问题上,长期以来有三种学说:报应目的论、预防目的论和报应与预防一体论;但是,科学的刑罚目的论应该是“统一说”,即“坚持一个中心兼顾两个基本点”。刑罚的目的应坚持以间接一般预防为中心,兼顾报应与特殊预防的要求,在间接一般预防的基础上实现报应与特殊预防的有机统一。“统一说”为我国刑事政策的调整提供了理论依据。     

论侦查的功能、目的和价值

明确侦查的功能、目的和价值,是侦查理论研究、政策制定以及侦查立法的必要基础。本文首先确立了研究的视角,区分了侦查和法律两个范畴;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分析了侦查的功能、目的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并进而对侦查的功能、目的和价值进行了新的界说。     

创造教育理论研究回溯——以民国时期为例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20余年的创造教育研究中,除对陶行知等个别人物外,几乎没有对我国民国时期创造教育理论发展的有效回溯.梳理民国时期创造教育理论的引入和发展、主题和基本观点及其影响因素,呈现和评述民国时期我国创造教育理论的概貌,无论是对认识历史,还是借以观照现实,都是十分必要的.     

论英美侵权法中注意义务的历史、概念与功能

注意义务起源于中世纪的普通法,通过判例经年累积而稳步扩展,打上了相对性的烙印。它以维护社会必要交易安全秩序为基础,是行为人在特定情形下所必需遵循的行为准则,以及在该种情景中应采取的合理防免措施。它可规范不作为,调控过失侵权的范围和限制赔偿责任。     

早期现代化与犯罪研究

我国早期现代化是指1840年至1949年中国现代化的早期历程,它实际上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化.伴随着我国早期现代化的发展,犯罪亦呈愈益增长的趋势.所以如此,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极度贫穷、社会制约失效等是密切相关的.这个时期,我国犯罪的主要类型是政治犯罪、财产犯罪、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它使人们认识到,维护社会稳定是控制犯罪的重要前提,社会矛盾加剧是犯罪增多的重要根源,文化变迁是影响犯罪发生的重要因素.     

民国时期行政审判法源问题研究——以国民政府行政法院判决为中心

近代中国行政诉讼立法因仿效日本《行政裁判法》体例,对行政审判的法源问题未予规定。大理院及司法院解释亦出现了空白。而南京国民政府行政法院在审判实践中,除立法院制定的法律与各级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规外,对《训政时期约法》、司法院解释、判例、习惯以及法律原理等规范形式,均实现了作为法源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