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时期俄罗斯民族主义产生的根源

俄罗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爆发的民族主义浪潮有其深刻的民族思想、社会背景、民族性格和社会基础。“莫斯科即第三罗马”观念、“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是其产生的思想渊源;解体造成的国力衰退和来自西方的压力是引爆的直接导火线;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两重性、矛盾性和非理性的特征是它的民族性格根源;“新俄罗斯人”、知识分子、军人和军工集团是它的社会基础。     

国家身份视角下蒙古国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

国家身份构建影响国家对特定国际组织的认同,而且在与国际组织的互动中,国家身份(预期)面临被弱化或强化的趋势,影响国家对国际组织认同的变化,进而影响其与特定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冷战结束以来,蒙古国在个体身份、角色身份和类属身份方面,均致力于重构国家身份。对国家新身份内容与意义稳定性的珍视,影响蒙古国对上合组织认同水平的提高,进而导致蒙古国与上合组织之间的关系长期未取得突破性进展。首先,蒙古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在个体身份上的显著差异,制约了其对上合组织的认同水平;其次,相对于邻国和"第三邻国"的角色身份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使蒙古国与上合组织保持适当的距离;再次,蒙古国对自身民主国家类属身份面临弱化的担忧,成为阻碍其对上合组织认同水平提升的深层次原因。上合组织扩员后,蒙古国持"积极参与,缩小距离"的态度,尝试增进与上合组织的关系。     

论蒙古国与美国的双边关系

自20世纪90年代起蒙美互称邻国,到2005年美国总统布什访蒙,两国正式确认互为邻国.蒙古视美国为"第三邻国",认为美国是其政治和军事安全的保障.而美国愿做蒙古的"第三邻国",看重的是其在中俄之间的战略地位.近年,蒙美政治关系不断深化,特别是双方超乎寻常的军事合作引人瞩目.美国一旦控制蒙古,将形成"北抑俄罗斯、南遏中国"的战略态势,进而可使其在东亚和中亚的战略部署连成一片.对美国而言,蒙古是其在太平洋地区战略棋盘里的一颗棋子,不仅是战略遏制的基地,也是制造中国周边不宁的一张牌.     

试论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时期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关系

在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是两面重要的旗帜,伊斯兰教集团和民族主义集团是两股重要的领导力量,双方在抵抗荷兰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上目标一致,相互合作;但在领导权和立国理念上意见相左,互有冲突和争论。最终民族主义占上风,建立了以“潘查希拉”为基础的共和国。本文主要探讨印尼独立时期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重点在于双方的争论和结果,并分析其根源。     

民族主义与东盟的形成

东南亚的民族主义是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东盟成立的基石是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表现形式,或者说是一种扩大形式的民族主义.东盟的成功之处就是各国在弘扬本国民族主义的同时,不排斥和阻挠他国的民族主义,不干涉成员国内部的政治问题.正是由于保障了各成员国的民族主义,东盟才得以发展至今,这也是小国民族主义的生存方式之一.     

民族主义话语及其表述实质——19世纪上半叶俄国文化运动及其历史影响

19世纪上半叶是俄国社会思潮和文化运动发生多元剧烈变动的关键历史时期。自1836年恰达耶夫发表著名的《哲学书简》并引起俄国思想界的震惊时起,就在精英知识分子中展开了针对俄罗斯命运与前途的民族主义双重话语表述。这种表述的大方向,是在短时期内充分学习西方的前提下,确立俄国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独立文化身份和精神优势。其间,俄罗斯传统文化意识在俄国和欧洲两种文化交流与激烈碰撞背景下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成为知识界普遍关注的共同话题。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化运动紧紧围绕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话语表述而展开。     

陌生的邻居——后苏联时期俄国民族主义潮流下的中俄关系

自彼得大帝改革以降,历代沙皇就强行且快速引进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以期强盛俄国.此举刺激了俄罗斯帝国上流社会励精图治,却给社会下层和知识界以巨大压力,孕育出深沉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诉求.然而,庞大的俄罗斯帝国是17世纪以后大规模扩张而迅速形成的,这导致其疆域内族裔构成多元和宗教成分复杂.为了有效治理这样的国家,俄罗斯民族主义又被帝国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俄国民族主义”.而俄罗斯帝国在融合一部分现代欧洲文明因素之后变得更为强盛,在疆界上和中国发生越来越多的争端,在文化归属、价值观认同、精神追求等方面也和中国之间产生复杂的碰撞,俄罗斯民族主义随即成为帝俄时代和苏联时期理解中国问题、处理中俄关系的重要根据之一.在后苏联俄国重建历程中,这种民族主义是其重要推动力之一,同样延及到俄中关系领域:俄罗斯民族主义之于当代俄国对中国的认知、态度、情感、评价等,远不是临时的情绪表达,而是有着历史根据和理论基础的自觉行为,包括大众媒介关于中国形象塑造、知识界关于汉学研究、政界关于俄中双边关系的理解和处理等.这些行为既不能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所限定,又在文化结构和精神深处导致俄国人折损中国所期待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效力.     

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辨析

现实生活中,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个术语往往被等同使用,导致了严重的混淆。但就其本质而言,民族主义是爱国主义的变种,是爱国主义与恐外症的结合。因此,对待他者的态度差异,成为二者的本质性差别,并使民族主义往往被想象为“公德”,而爱国主义仍保持其“私德”地位。这种“公”“私”区分使“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化”得以合法化。由于这些本质上和伦理上的区别,在表现层次上,民族主义要远比爱国主义来得盲目和非理性。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坚持爱国主义是种“个人判断”或“私德”,并坚持反对民族主义的所谓“公德”的不适当要求。     

民族主义视角中的南亚国际关系

本文从国内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来分析冷战后南亚地区国家之间及其与区外大国的关系.南亚民族问题大致表现为宗教冲突、分裂叛乱、地方与中央的分庭抗礼、国家意识的刻意强调,其主要根源在于经济落后、社会不公和国家关系的不平等.民族问题往往成为南亚国家关系对立的导火索,而对立引发的地区紧张又进一步导致经济环境的恶化和社会绝望.     

作为反体制运动的韩国民族主义

本文试图站在历史的角度厘清现代韩国民族主义反体制的性质。历史上,韩国的民族主义是以抵抗国家反体制运动的身份确立自己的地位的。开港以后,当时的统治阶层们试图建立近代国家。这种尝试失败后,国家的权力被日本抢走。作为日益走向衰亡的国家的替代品,一部分知识分子鼓吹由精神构成的国家、国粹,而作为维持它的主体,则提出了民族或者同胞的概念。因此,民族成了建立国家的主体,并在殖民地时代以独立运动、在解放后的分裂局面下以统一运动的形态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日本入关过渡期关税政策的调整

本文分析了日本在入关过渡期关税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和经济效果,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其对我国在入世过渡期关税政策调整的几点启示.     

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民族意识

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民族意识经受了剧烈震荡的考验,目前正在恢复常态。大多数人已放弃苏联时代的认同,树立了“俄罗斯公民”的新的民族认同。群体历史记忆,特别是对苏联时代的记忆,是俄罗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民族自豪感依然很强烈,表明俄罗斯传统的爱国主义有牢固的社会心理基础。     

勃列日涅夫时期外交政策中的政治文化因素

政治文化作为一种长期积累而渗透于精神深处的意识形态因素,对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性质和内容有着相当大的制约作用。苏联(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具有东西方二重性、大国意识、专制主义与人格崇拜三个特征,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外交政策明显的渗透着这些政治文化传统的因素。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剖析知识分子抛弃苏联的一个历史原因

随着苏联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知识分子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阶层.但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遭受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这影响了他们的政治立场,使他们与苏联党和政府之间产生了隔阂与矛盾.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在公开性与民主化的影响下,这种隔阂与矛盾突然间爆发出来,使知识分子成为苏联剧变的推动力量.     

The Condition of the Ottoman Mine Labour and Its Impact on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the Ottoman state, mining was important for the conduct of war, mints, public works, crafts industry, and financing the centralized administration system.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mines were also important in the state's industrialization project, and they were used to subsidize the developing industries through provision of low-cost raw materials. These policies of the Ottoman and Turkish states had serious consequences for mine labour. Analysis of the Ottoman mining industry in the classical and post-classical periods, and also during the Turkish Republican period, highlights a range of emerging patterns. These include the strict control of the production by the state, the common practice of subcontracting, the role of foreign capital in the history of mining, the village-based division of labour around the mines, the use of peasant cultivator miners, the exploitation of unfree labour, the lack of investment, and traditional labour-intensive working conditions. 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nd persistence’ is invaluable in explaining the longevity and extent of these practices stemming from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and we can see the persistence of some of these practices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despite the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regim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out, the miners have been in a vulnerable position in relation to the state, exacerbated by their ambiguous peasant-miner position as wage labourers.     

德里苏丹国时期印度奴隶的地位及其身份演变

德里苏丹国时期印度奴隶因穆斯林政权的建立呈现出不同的特色.连年的战乱及伊斯兰教与印度本土宗教的冲突使奴隶的数量急剧增长,奴隶来源亦更加多元和广泛.这一时期印度奴隶的地位较历史上其他时期有所改善,奴隶的身份和地位呈现出朝向特权阶级的向上的"流动性".伊斯兰教所宣扬的平等思想和苏非圣人们的说教为这种"流动"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以战争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为这种"流动"提供了实践的机会,初来乍到的穆斯林统治者在印度次大陆立足未稳的客观现实,以及对当地宗教、文化及自然环境所表现出来的"水土不服"为这种"流动"提供了实现的可能.在穆斯林政权建立之后,一部分精英奴隶由于表现出色,被主人解除了奴隶身份,在政治地位上显现出明显的优越性,他们跻身统治阶级,成为封建贵族,极个别奴隶还成功问鼎权力的顶端.一部分奴隶为满足穆斯林宫廷需要,变身为手工业者或艺人,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过这一时期绝大多数奴隶的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们虽然皈依了伊斯兰教,摆脱了印度社会的种姓压迫,实现了身份的转变,但依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依然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对象.     

Model Citizens of the State: The Jews of Turkey during the Multiparty Period

The Palestinian Arab National Movement: volume II From Riots to Rebellion 1929–1939 by Y. Porath. London: Frank Cass, 1977. Pp. 414, index. £16.00.

The Origins of Zionism by David Vital. Clarendon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xvi+396, bibl., index. £4.95 (paperback) 1980.     

鸠山友爱思想的形成及其对日本新亚洲政策的影响

受家族、西方和同僚的影响,鸠山形成了以友爱思想为内核的政治哲学.出任首相后,鸠山基于友爱外交思想,推出了以积极的历史观和东亚共同体新构想为主要内容的新亚洲政策.这些政策无疑在营造与亚洲邻国的政治互信方面起着正面作用.但是,由于日本内部政治因素、日美关系的变化以及中日地区利益着眼点的不同,鸠山政府的东亚共同体新构想前景不容乐观.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路径选择与转型性经济危机

俄罗斯经济转型问题研究是一个宏大的学术问题。视角不同,逻辑路线和问题设定将有很大差别。本文主要从制度视角展开对俄罗斯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和绩效特征进行概括性分析和描述。分析认为,俄罗斯经济转轨的路径选择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俄罗斯转型性经济危机是转轨的政策设计以及转轨中的公共选择力量博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