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宗教对西方法律的影响

宗教与法律是维系社会的两种基本手段。在西方,宗教对法律有着深刻的影响,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西方法律在其思想,制度及其实践的某些方面(特别是中世纪时期)都表现出强烈的宗教色彩和宗教性质,特别是基督教在西方中世纪几乎完全统治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因而它对整个西方法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浅谈中国古代法律的宗教性

<正> 法理学家常常对于诸如法从何而来,其本身具有哪些属性这类的问题抱有很大的兴趣。西方近代一些法学家,如霍贝尔、马克思·韦伯、以及伯尔曼等人认为,当探讨法律的起源以及属性时,我们不能忽视宗教对法律的巨大影响。法作为调整人们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与宗教是否有着联系?如果有联系,二者是何种联系?几位学者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但总的来讲,他们都认为法律与宗教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基督教作为西方人信仰的支柱,对于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演化以及实在法的制订、在社会中的实际运行,具有极大的影响。马克思·韦伯将新教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联系起来,认为理性化的新教是近代资本主义法治的基础。伯尔曼则考察了教会、教会法对近代西方法律的影响,并指出了基督教与西方法律传统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     

教会法对西方法律制度的影响

基督教教义对后世的影响,不仅仅在教会法本身神学理念的发展,而且对于伦理的观念、价值的观念、权利义务的观念都有一定的指示意义。尤其在西方的财产制度、婚姻家庭制度以及刑法制度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本文对西方法律制度中的基督教教义进行论述和分析,以期使人们对西方法律制度的发展脉络和法律思想的演变能有更深入的理解。     

西方法律方法论教材及其启示

法律方法论是法学人才培养的必要课程.在我国,法律方法论很大程度上是从国外引入的一个研究领域和学科.在西方各国法学教育中,各具特色、较为成熟的法律方法论教材有多种版本.我国法律方法论教材编写则刚刚起步,还存在很多明显不足.因此,需要从教材名称、教材目的、教材体系、教材写法及特色等方面,对西方法律方法论教材成果予以吸收借鉴,以使我国法律方法论教材及学科走向成熟与完善.     

试论清末法律移植及其现代启示

清末修律开启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其中,法律移植起着关键的推动作用,它对我国今后法制的发展影响深远。如今在法律制度的构建过程中我们很有必要温习这段历史以吸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本文试图从清末法律移植在法理、司法、立法方面移植外来法的成果进行分析来回顾这一运动,以期对今后法律移植进行借鉴。     

法律与作为西方理性精神核心的数学理性

数学理性是西方理性精神的核心。在西方文化史上 ,数学曾经既具有技术层面的应用性功能 ,也具有思想意识层面的解释性功能。数学对西方法律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 ,西方法律文化体现了大量的数学理念 ,这些数学理念直接影响了法律的内容 ,使西方法律文化别具特色。罪刑法定等重要法律原则的提出就与数学理念有关。     

《圣经》中的程序正义

宗教和法律密切相关,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对西方法律的产生和发展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基督教的经典之作——《圣经》中也包涵着大量的法律思想,特别是《圣经》中的程序正义观念对于法律体系中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建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法律移植中的社会文化因素

法律移植中的社会文化因素［美］爱伦·华生①周亮译饶艾校比较法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它给予其爱好者依据兴趣选择课题的很大自由。②毫无疑问，比较法学界出现了许多卓越的学者，像青春永驻的鲁道夫·施莱星格（Ｒｕｄｏｌｆ．Ｓｃｈｌｅｓｉｎｇｅｒ）...     

法律论证中的逻辑理性

法律论证中的逻辑理性,是指追问以及追求法律的逻辑性或法律在逻辑上的合理性。逻辑理性在法律论证中有重要的作用,它既可以为法律思维提供基本的思维框架和模式,具有建构性功能;也可以为法律论证提供公正的平台。但是,逻辑理性在法律论证中也有一些局限性,这说明在法律论证中,只有逻辑理性是不够的：还需要实践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补充。它们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的关系体现了合理与合法的关系,其有机统一对构建以法治为基础的和谐社会有积极的意义。     

西方法律文化下法律的主动移植与被动移植的区别

法律移植是世界法律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尤其是到了近代社会更加普遍。法律移植一般可分为主动移植与被动移植两种,本文在此论述这两种移植的区别,以期为法律移植的研究和实际操作有所助益。     

法律的宗教性与法律如何被信仰

本文从法律的宗教性出发,初步探讨了法律如何被信仰这个问题和二者之间的关系.法律与宗教有着多向度的渊源关系,最为明显的是基督教的法律脱胎于宗教,带有明显的宗教印记,但在现代社会随着法律与宗教的祛魅化,法律的宗教性逐渐变淡、被人们所忽视,法律信仰危机凸显,面对这种情形,处理好法律与宗教二者之间的关系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因此,要重视法律的宗教性,重构法律信仰,解决法律信仰危机.     

论法律文化因素对法律移植的影响——对TRIPs法律移植的社会理论视角研究

作为后起的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对我国TRIPs的法律移植进行法律文化宏观解释,将会超越微观分析工具的眼界,进而赋予法律一种文化意义来对它进行重新认识。以期在新的角度上深化我们对TRIPs的性质及其移植规律的认识。在法律文化结构中,决定法律移植能否在根本上获得成功的关键来自于社会法律心理层次的接纳。     

西方法律形式合理性形成中的数学因素

数学思维对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逻辑体系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影啊,而西方文化逻辑就主要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逻辑体系之上。由于西方的数学是演绎数学,具有形式化的特点,所以,建立在演绎数学基础上的西方文化逻辑便具有注重形式化的特点。西方文化逻辑对西方文化中的所有学科都有影响,法律也不例外。西方的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演绎数学的基础之上,所以,受思维方式影响的西方法律也必然具有形式化的特点,即注重法律形式合理性。由于数学是理性的化身,所以,近现代西方法律理性化的结果使法律得到了数学理性更深的改造。数学思维虽然不是近现代西方法律形式合理性形成的唯一影响因素,但无疑是决定性的影响因素。     

小议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兼论法律移植中的西方中心主义

法律和道德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是两个独立、没有关系的文化概念?还是紧密相关,道德作为法律的正当性支撑而存在,法律只是道德的宣示?有一种观点认为法律的产生是道德多元化的结果,即人类社会中形成多种道德,各种不同的道德之间相互冲突、碰撞,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于是人类创建一个权威,通过这个权威告诉所有的人,在一定的地域内,某一种道德就是法律,不容违反,在冲突中只有这种道德才能作为评判的标准——用法律的语言来说,是正义的。这种理论简单易懂,看似也很合理。道德是法律存在的土壤,法律只是被权威承认的道德。但果真如此吗?本文将从历史的视角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进行简单的梳理。     

法律与宗教的契合和法律宗教性重建的探析

法律与宗教的契合是指法律与宗教在历史起点、内涵维度和价值理念上存在着一致性。本文以法律与宗教信仰的一致性为切入点进行了论述和阐释,并对法律宗教性的重建进行了探析。     

法律理性中的司法和法官主导下的法治--佘祥林案的检讨与启示

法律理性中的司法,应当是一种理性的司法。司法理性是一种归纳理性而非演绎理性,是形式理性而非实质理性,是职业理性而非世俗理性,佘祥林案暴露了我国司法过程的非理性,集中表现为以演绎理性代替归纳理性、以实质理性优位形式理性、以世俗理性牵制职业理性,这是佘祥林式冤案之必然性所在。更新司法理念、深化司法改革,倡导法官主导下的法治思维,在法律理性中整肃司法秩序,是杜绝佘祥林式冤案的根本出路,也是中国法治的根本出路。     

作为实践理性的法律

理性是法理学的永恒主题。现代法理学的理性话语经历了从“理性法”向“法律理性”的转向,这实际上是法理学从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转向。法律与实践理性的关系体现为“法律是实践理性的体现”、“法律是行为的正当理由”、“法律是实践性信息”等命题。同时,作为实践理性的法律也具有客观性,其客观性基础在于实践商谈。     

试论法律移植及其本土化

当前,在法律全球化发展趋势下,如何科学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并将移植法律与本土资源充分结合,在本土资源认可和整合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移植法律的效用,是我们实现法律制度现代化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法律移植及其本土化研究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交往日益频繁,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实践中承认法律移植已变成中国法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本文探讨的关键不在于法律移植本身成立与否,而在于应当如何移植,如何处理法律移植与本土习惯、传统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之下的法律移植问题。     

商标权的双重属性及其对商标法律制度变迁的影响

《TRIPS协定》序言在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的同时,承认知识产权所具有的公共政策目标,全面揭示了包括商标权在内的知识产权所具有的双重属性,即作为财产权的自然属性和作为公共政策工具的社会属性。商标权的双重属性深刻影响着商标法律的制度变迁,使商标法在追求竞争政策目标实现的总体趋势下,某些时候呈现逆竞争政策发展的态势。在商标法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中,商标权的私权属性与公共政策工具属性的协调发展是一个永恒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