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董事会与经理的关系--以2006中国公司法相关规定为核心

大型公众公司中,董事会作为经营决策机关的地位受到经营者革命的冲击,为应对实践中的变化,公司法理论做出了应对,如将董事会的职能定位为"监控职能"而非"经营决策职能".在公司法理论和公司实践均和传统公司法设定的运行环境有巨大变革的情况下,中国2006公司法从制度上对董事会和经理关系做出了修订,如不再规定公司法人代表单一制,法定的经理职权作为公司章程的补充等.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决议效力审查中的难点问题分析——以对《公司法》第49条第1款规定的理解为中心

一、董事会决议的性质及董事会决议效力纠纷概述董事会决议从性质上看,属于公司决议之一种,为公司的意思表示,董事会作出决议的行为被拟制为公司的行为。     

论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属性——评析我国《公司法》第五条第一款

新公司法总则第五条第一款,出现了旧公司法不曾涉及的新词:"社会责任"。而这个涉及多学科的词语又具备哪些法律属性呢?该条款能否直接成为具体案件的裁判依据呢?鉴于此,本文重点探求其法律属性,寻求该条款进入司法程序的路径。     

论公司法对董事会决议表决的规范——我国《公司法》第112条规定的失误与修正

公司法对董事会决议表决规范的法理根据源于董事会的性质、职能和公司自治权。董事会决议应当由出席会议的董事表决通过,这有助于促使董事积极参与董事会决议的商讨。为避免出席会议的董事太少而导致由极少数董事表决通过董事会决议这一不合理情况的发生,公司法需要对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予以规定。公司法应当通过对出席会议的董事过半数和赞同决议的董事过半数之规定,为公司章程制定董事会决议的表决规则设定最低标准,并以此为公司自治预留必要的空间。我国现行《公司法》第112条对董事会决议的规范有明显的缺憾,应当予以修正。     

一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兼评新《公司法》第64条之规定

新《公司法》首次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加以规定,并承认了一人公司的合法地位。针对一人公司的弊端,公司法设立了多种风险防范措施,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使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一人公司中得以适用。对一人公司法人人格和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进行分析,探讨一人公司适用新《公司法》第64条的人格否认制度应该注意的问题,争取在保护股东权益、债权人权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做到平衡。     

论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兼评我国《公司法》第60条第3款

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本质上是公司之经营行为.早期,因为强调对股东等投资人的保护,各国多对公司对外担保予以严格限制.在现代,各国对公司对外担保的限制日益放宽,甚而不再对其加以特别限制.公司对外担保应当由公司董事会自主决定.公司对董事会权限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同时通过对董事责任的追究来避免公司滥设担保之风险.我国<公司法>第60条第3款对公司对外担保的规定因为用语模糊,多有歧义,且不能适应公司法之现代发展,应予废除.     

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职权之实务考察与法律分析

完善国有独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有重要现实意义,而明确并落实董事会职权是其核心问题.目前,我国《公司法》对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职权的相关规定存在欠缺,同时,实务中董事会运作还存在有法不依、无法可依的现象.对此,应从落实董事会法定职权、明确股东授权制度、理顺董事会与监事会的监督职能上的关系这三个方面完善国有独资公司法人治理.     

论经理权的法律规制

经理制度对于完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经理权是经理制度的核心要素.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公司治理模式下,经理滥权损害公司所有者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公司的代理成本和代理风险也随之升高.本文通过剖析经理权的性质,廓清了经理在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中的法律地位,分析了经理权的实现路径及运行规则,对比相关国家立法并结...     

关于公司转投资限制的法律思考──兼评公司法第12条之规定

我国公司法第12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它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并以该出资额为限对所投资公司承担责任。公司向其它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额的50％。这一规定常被学理上称作“公司转投资的限制”，亦作为公司权利能力受法律限制的一种表现。这种表现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公司不得为营利性组织的无限责任股东及合伙事业之合伙人。公司的资产是公司信誉的重要表现，其投资行为涉及到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公司的转投资行为应当能让股东及…     

美国对董事会经营决策行为的法律规制

本文主要介绍美国在“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公司治理模式下,公司董事会的经营决策行为的法律规制。从美国的情况看,董事会拥有很大的经营决策权力,为使之行为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要求,美国公司法确立了规范董事经营决策行为的制约机制,对于推动公司发展和经济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公司法》第5条第1款的实施——以《公司法》修改为视角

《公司法》第5条第1款作为约束公司"合法、正当营业"的强制性宣示条款,其设定的目的意义和制度功能在于确保公司的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和诚实信用原则,不得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人类环境利益。但是,现行《公司法》的整体性制度构架中缺乏落实该条款立法主旨的对应罚则和配套措施。基于《公司法》第213、215条规定的不周延性和第20条第3款、第182条、第198条的不适用性,完善公司设立登记撤销制度,引入公司设立无效宣告制度,通过补充现行《公司法》第213条的规定,以民事救济和利益补偿的私法进路,以期达到有效遏止公司违法、不当营业之目的,确保公司设立登记具有足够的公信力。     

试论股东派生诉权——兼评《公司法》第152条

股东派生诉权是一个涉及公司法理论和诉讼法理论的具有深刻内涵的概念.本文在解析这一概念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股东派生诉权的理论依据,并阐明了赋予股东诉权的重要意义.此外,还从股东派生诉权的行使角度,简要评价了新《公司法》第152条关于股东派生诉权的立法特色与缺陷.     

公司对外担保与公司章程关系研究——评新《公司法》第16条第1款之规定

在公司对外担保与公司章程的关系方面，新《公司法》第16条第1款之规定存在着诸多理解分歧。本文尝试提出一个“原则禁止，明文允许”、“原则允许、明文禁止”的分析框架，进而指出对其的解释应为：公司原则上有权对外担保，不受公司章程的限制；公司章程对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公司对外担保不得超越章程；公司章程明文禁止公司对外担保的，公司不具有对外担保的能力，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公司章程对公司对外担保有程序性规定的，公司应当遵守，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章程对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担保数额的限额规定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     

公司对外担保与公司章程关系研究——评新《公司法》第16条第1款之规定

在公司对外担保与公司章程的关系方面,新《公司法》第16条第1款之规定存在着诸多理解分歧。本文尝试提出一个"原则禁止,明文允许"、"原则允许、明文禁止"的分析框架,进而指出对其的解释应为:公司原则上有权对外担保,不受公司章程的限制;公司章程对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公司对外担保不得超越章程;公司章程明文禁止公司对外担保的,公司不具有对外担保的能力,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公司章程对公司对外担保有程序性规定的,公司应当遵守,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章程对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担保数额的限额规定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     

刑诉法第120条第2款规定质疑——兼谈我国司法鉴定体制之完善

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司法机关为了查明案情、就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委托国家鉴定机关或指定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人依照法定程序所作的鉴别和判断。通常进行的司法鉴定有法医学鉴定、司法精神病鉴定、痕迹鉴定、文书鉴定、司法会计鉴定等。新刑事诉讼法第１１９条至１２２条对司法鉴定作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从实践看,社会各方面对有关精神病等鉴定的规定基本没有异议,但对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问题存有疑虑。刑诉法第１２０条第２款规定：“对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的．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笔者试…     

公司法修订前后关于公司担保规定的解读

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修订后的公司法,系统总结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公司制度在我国发展的成果,完善了我国的公司法律制度体系,意义重大。其中关于公司担保能力的一系列规定,完善了公司从事担保行为的准则,对公司和以金融机构为主的债权人提出了明确的     

回归与修正:对公司本质的重新解读——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其应为股东所掌控,这已经成为各国学者的共识。在公司的法人性与公司为股东掌控两者之间,公司的法人性仅是公司外在的特征,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享有者,公司是股东投资的工具则是公司最为基础的本质。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对公司本质的理解存在偏差,将公司的本质仅定位于独立的法律实体,从而造成理论与实践中对公司法律制度的误读。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应当明确将公司的本质定位于“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享有者,公司是股东投资的工具”,这也是我们理解具体公司法律制度的前提与关键。     

论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兼评《公司法》第149条第3款

《公司法》第16条与第122条均不属于效力性规范,仅是公司的内部管理规范。除非公司证明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晓公司董事违反公司章程的情况下还接受公司的对外担保,否则公司的对外担保行为有效;若公司章程未就对外担保事项作规定,应将对外担保作为董事会的决议事项,使担保权人、公司、公司自身的债权人以及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能够获得适当的平衡。在对外担保合同无效时,《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过于注重对债权人的保障而忽略了对公司利益的维护,有必要予以适当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