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n years of "body packers" in New York City: 50 deaths

We reviewed all 50 body packer deaths in New York City from 1990 to 2001. The majority (37/50) of deaths were caused by acute intoxications due to open or leaking drug packets in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The number of packets recovered ranged from 1 to 111 (average 46). The weight of the combined packets ranged from 9.4 to 1,200 g (average of 377). The age ranged from 19 to 57 years (mean 37.1). The decedents were: 82% male, 66% Hispanic, 24% Black, and 10% White. The manners of death were 47 accidents, 1 homicide, 1 natural, and 1 undetermined. The causes of death included 42 acute intoxications, 5 intestinal obstructions/bowel perforations, 1 gunshot wound, 1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due to hypertensive disease, and 1 undetermined. Of the 50 decedents, 42 were transporting opiates, 4 cocaine, and 4 both opiates and cocaine. There were 9 deaths from 1990-1995 and 41 from 1996-2001. Of the 41 deaths between 1996 and 2001, only 6 involved cocaine. In New York City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e in body packer deaths from the early 1990s to the late 1990s. Along with this increase is a marked predominance of opiate body packer deaths with few cocaine deaths.     

"非刑罚化"与"刑罚化"--论刑罚的退守与进攻

在刑罚谦抑思想、犯罪学的新发展以及现实的需要下,我国的刑罚要顺应"非刑罚化"的趋势,在刑事政策的视野中广泛适用非刑罚的犯罪制裁方式,以及建立保安处分制度等,必须退守.同时,刑事政策视野中我国的"犯罪化"趋势以及刑罚和非刑罚措施本身的不合理性又决定着刑罚必须进攻,即"刑罚化".把单位犯罪和劳动教养制度的"刑罚化"改革作为契机以实现刑法的科学与完善.在"非刑罚化"和"刑罚化"两个大趋势的辨证作用下我国的刑法才能更加成熟与完善.     

“犯罪人心理”与“犯罪心理”辨析

关于"犯罪心理结构"之争,已经集中在"犯罪心理"或"犯罪人心理"这个焦点上反对"犯罪心理结构"音认为,犯罪心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犯罪人心理在很多方面(甚至一切方面)同守法公民没有区别因此,犯罪心理学实际上是一门研究"犯罪人心理"的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违反逻辑的、必将导致取消犯罪心理学的推论     

《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刑事执行问题

目前,《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正紧锣密鼓地展开,这项工作的意义与价值自不待言。正因为此,法学理论界,包括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也包括从事应用法学、部门法学研究的学者,都投入了相当大的热情和精力进行《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研究,相关的理论成果也纷呈迭出。但其中,鲜有系统地涉猎司法行政工作的成果。作为司法行政理论研究工作者,笔者就《刑事诉讼法》修改中涉及司法行政工作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以一名研究者的视角,认为《刑事诉讼法》修改中涉及司法行政工作有六个方面的问题,即律师制度、司法鉴定、刑事和解、刑事执行、法律援助、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限于篇幅，本文仅涉及刑事执行，以就教于方家。     

“刑事和解”：批评意见与初步回应

"刑事和解"在对传统刑事司法提出巨大挑战之时,也面临着强烈的批评与诘难.因此,妥善澄清理论建构与实践运作上的疑点,认真对待批评意见中所蕴含的反思性价值,已成为影响"刑事和解"之走向的关键问题.所谓"刑事和解"存在的损害公共利益、削弱一般预防、漠视正当程序、违反平等原则、无法节约资源、剥离自愿性、法网扩大化、社区虚幻化等八个方面的问题,是难以成立的,并针对这些批评予以了初步回应.     

“精神病”与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

在我国精神医学中,＂精神病＂与＂精神疾病＂及＂精神障碍＂的含义是不同的。从精神障碍的特点以及刑事责任能力的主要内容来看,刑法中的＂精神病＂应作广义理解。为避免不必要的争议,用＂精神障碍＂取代刑法中的＂精神病＂更为合理。无论依据国际标准还是国内标准,人格障碍都属于医学上的精神疾病,可以成为判断刑事责任能力的医学要件,但是这并不必然导致无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结果。＂有病无罪论＂实际上混淆了精神疾病与刑事责任能力的关系。     

律师刑事辩护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实施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刑事政策是国家为预防犯罪、减少犯罪以致消灭犯罪而制定的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指导方针和对策。作为国家刑事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其基本内涵是,从严的方面而言,即对犯有严重罪行的罪犯处以较重的刑罚,或者对具有从重情节的罪犯,在法定刑幅度内处以较重的刑罚;就宽的方面而言,既指对犯罪分子的惩办必须结合教育改造,给予悔过自新之路,也指对犯有较轻罪行的犯罪分子处以较轻的刑罚或者对具有从轻或减轻情节的罪犯,在法定幅度内或幅度外处以较轻的刑罚,或者依法对罪犯免除处罚①。宽与…     

论刑事诉讼中的"真实"

在认识论上,只存在客观事实与客观真理,不存在主观事实与主观真理。但在判断真理与事实的真实性上,却存在着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两种不同标准。客观真实的标准适用于对现存事实真实性的判断,主观真实的标准适用于对已逝事实真实性的判断。犯罪事实都是已逝的事实,因而不可能适用客观真实的标准。“法律真实说”指出了“客观真实说”的缺陷,意义重大,但它只指出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行业”属性,并不是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准确概括。只有“主观真实说”符合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本质属性。主观不等于主观主义,主观真实也不是主观臆断,它具有坚实的客观性基础。承认这一事实,并依照自由心证的特点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不仅不会导致主观主义,相反更有利于防止主观主义。     

论刑法中的“公务”

关于刑法意义上的公务,要分别从内涵与外延上予以把握。根据公务的统治性、管理性、服务性特征,可以从内涵上将公务划分为"政府公务"与"社会公务",其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仅指政府公务而不包括社会公务。关于公务的外延,则须根据公权力特征和公共性特点来分析,基于"反面说"理论的要求和公务执行依据的内容,刑法中的公务仅限于国家公务而不包括集体公务。     

关于"刑事责任"的另一种理解

我国刑法中的刑事责任,除了具有"犯罪的法律后果"之外,还应当具有"主观谴责"的内容."主观谴责"意义上的刑事责任,作为认定行为人的危害行为构成犯罪并要承担相应责任的前提,具有重要意义;在现有的犯罪构成体系之内,能够为其找到一席之地.     

Criminal and civil community-based "detention": some parallels

Over the last 20 years, governments in Australia and elsewhere have increasingly embraced the notion of community-based treatment of the mentally ill in preference to detention in a mental health facility. At the same time, governments have also embraced the notion of community-based treatment and punishment of criminal offenders in preference to detention in a custodial facilit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use of Community Treatment Orders (CTOs) within the Victorian mental health regime, and the use of Intensive Correction Orders (ICOs) within the Victorian criminal justice regime. It is argued that a number of striking similarities can be found in the respective legislative schemes and policy considerations.     

对话敌人刑法

雅科布斯教授在世纪之交提出了一个让世人震惊的观点:刑法应该把某些人当作敌人来对待!该理论自露面伊始便饱受诟病,怀疑者们几乎从所有可以想象的角度提出了批评。但是,剔除直觉和感性的因素,敌人刑法理论实际上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更清晰、更理性的生活画卷。业已存在的实在法规范共同体如果想要更富有活力地、更健康地持续存在下去,采纳敌人刑法的主张将是相当现实的选择。     

论被"诱惑"犯罪的刑事责任--诱惑侦查在实体法领域的影响

诱惑侦查已是广泛应用于诉讼实践的侦查手段。相应地,一些面貌和内容不同于传统意义的犯罪(本文称之为被“诱惑”犯罪)出现在实体法领域的视野内,而目前对此却鲜见研究。被“诱惑”犯罪的刑事责任确定应当不同于普通的犯罪,既要从刑事法理考虑,也要从政策角度衡量。对于“犯意诱发型”犯罪,应当作为无罪处理;对于事先有犯意的“机会提供型”犯罪可以无罪、免于刑事处分或减轻处理;而对于事先有行为的“机会提供型”犯罪则应从轻处理。     

刑事司法环境下的“隐形程序”

"隐形程序"作为我国刑事司法内部环境的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渊源和表现形式,且对刑事司法活动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在对我国刑事司法中"隐性程序"存在的原因及其对刑事司法的负面影响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对其进行合理化改造建议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应当贯彻程序公开、透明的原则,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营造良好的刑事司法环境。     

论《决定》与《刑诉法》第120条之冲突适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确立了我国司法鉴定管理的有关基本制度,是规范我国司法鉴定的最新法律。它实际上废止了《刑诉法》)第120条关于重新鉴定的规定。但有的司法人员、省级政府指定医院对此仍存在不同认识。应从法理上讨论《决定》与《刑诉法》第120条的冲突与适用。     

中国刑法中的"没收"及其缺憾与完善

中国刑法规定的“没收”分为刑罚性质的没收和非刑罚性质的没收。没收刑制度在中国刑法中虽然予以了保留,但其存在也必然深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其存在的合理性受到质疑。完善中国刑法中的“没收”制度应从如下方面着手:一是废止没收财产刑;二是将没收作为一种独立处分,以“对财产的强制处理方法”的名义单列;三是设立追征制度;四是对没收财产刑执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侵犯他人合法财产权益的情况规定没收补偿制度和没收替代制度;五是开展刑事没收的国际合作。     

刑事司法中的“习惯”问题研究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司法习惯是一种普遍的司法现象,法律理解和操作上的习惯成为司法职业者实际遵循的规则。正确的刑事司法习惯一般对司法活动具有稳定性、司法行为结果的可预见性、司法处理方式和结果的一致性、减轻司法负担等几方面功能。然而,在我国存在大量与法律冲突,或表面上合符法律的规定实质上违背了立法原意,或虽符合法理但法律又无相关规定的背离或超越法律的错误和瑕疵习惯。纠正错误或瑕疵习惯需要采取建立完善相应制度,培养和树立法治观念,创造条件改善刑事司法环境,形成职业法律家群体等措施。     

"卖淫"的刑法解释--以南京某演艺吧"组织男青年向同性提供性服务"案为例

刑法的适用需要解释,法官应是解释的主体。刑法的适用解释要受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只能进行严格解释,但只要没有超出"文义的射程"或"国民的预测范围"就属于扩张解释而非类推,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刑法中“其他”及“等”略考

刑法条文是以语言为载体来表达一定立法意图的.因而,刑法用语对于理解刑法条文之规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刑法中大量的"其他"与"等"这些不确定内容词语的使用造成了刑法的确定性下降,对罪刑法定原则构成了威胁.本文以详细的统计数字为基础,考察了刑法中"其他"与"等"的使用情况、存在的问题;并对减少"其他"与"等"的使用、"其他"与"等"的解释权作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