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治愿景下国际法院案源瓶颈探究

国际社会一直致力于追求国际法治,国际法院是国际法治的重要环节。但国际法院自身管辖权制度还不完善、第三世界国家对国际法院还不够信任,以及国际社会中某些国家尚无能力利用国际法来解决争端等因素让国际法院每年的案源数量稀少,成为了一个"未被充分利用的工具"。为了走出案源瓶颈,法院进行了适度的调整,但要切实缓解这一问题还需要对以上各个因素进行详细的分析,为最终实现国际法治的美好愿景从理论上提供方案。     

国际法院科索沃案例的进程和意义

2010年7月22日,国际法院院长小和田恒在海牙和平宫宣布了关于科索沃问题的咨询意见。法院以10票支持、4票反对、1票缺席的表决结果,认为：“通过（独立）宣言没有违反任何现行的国际法准则。”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将对科索沃独立进程和欧洲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从科索沃宣布独立,到联合国大会辩论,再到国际法院的法律程序,科索沃案例的法律进程长达两年多。     

《万国管辖权法》管得太宽?——专访比利时驻华大使万德斯

现在,比利时政府不得不问自己,《万国管辖权法》是不是在正确的时间,颁布的一部正确的法律?毕竟,在荷兰海牙已经存在一个由90个国家签署加入的国际法院,它拥有对此类案件的管辖权。     

乌拉圭河纸浆厂案法律评论

乌拉圭河纸浆厂案是国际法院就相邻国家在边界河流利用过程中产生争端作出的裁判。本案的判决及审判过程中得出的一些结论,对于国际法上的边界河流制度,特别是跨界环境损害责任法律制度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现在是国际法发展的最好时机”——专访联合国国际法院新任院长史久镛

1948年,一名22岁的中国大学生,抱着一腔“学习国际法,济世以和平”的信念,从上海出发赴美。当时意气风发的他,大概想不到55年后,会置身海牙和平官,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院院长。     

丑闻“推动”联合国改革

联合国最近一年多来由里到外频频曝光的丑闻,给了美国一个极好的用来推行自己利益和价值的机会。60年前,或迟或早参加对法西斯宣战的51个国家怀着“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的信念,签署了标志集体安全思想付诸实践的《联合国宪章》。若干年后,美苏主导下的联合国陆续吸收了二战的战败国、欧洲的中立国,以及亚洲和非洲的新独立国家,到今日为止,联合国大会已经拥有了191个成员国,安全理事会有15个成员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有54个成员国,国际法院则有来自不同国家的15名法官。此外,聚拢在万国旗下的还有一些专门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世界贸易组织等相关组织,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呼风唤雨,而又共同护卫着联合国这艘载着当代人类正义和希望的超级航母。然而,已步入花甲之年的联合国最近却丑闻缠身,其今后走向也一度让人备感困惑。     

权力与样板戏的二重唱

国家权力在对待文化、教育问题上,真正的重视传统,便是正视传统多元性的事实,弘扬多元化的传统格局,而基本的做法,即提供一个容纳多元化传统的环境。     

2013年拉美国家传统政党动态与趋势

拉美国家传统政党立党时间早,历史根基深厚,许多党曾长期执政。随着全球化进程和拉美地区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拉美传统政党的政治地位遭遇前所未有挑战,政治影响力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即使那些仍继续执政的传统政党也面临严重合法性困境。但传统政党仍是该地区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一些传统政党仍具有掌控或主导国家政治发展的能力。     

落后的文化传统与苏联社会主义的命运——兼论苏共执政失败的教训

苏联的解体涉及方方面面的原因,而不可忽视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其文化传统对其执政方式、执政理念等方面的影响。在苏联社会发展过程中,弥赛亚意识、浪漫的理想主义思想、教条主义传统、国家至上理论、沙皇崇拜、极权传统、专制作风、愚民嗜好、官办社会的传统等落后的文化传统的痕迹处处可见。     

传统手工艺的知识产权保护探析

传统手工艺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宝贵的艺术价值、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在传统手工艺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知识产权被侵蚀的困境。为了有效地保护传统手工艺知识产权,国际组织与部分国家都对此设置了相关的法律规定。我国虽然将传统手工艺的知识产权纳入法律规定当中,但在实际适用中始终处于初步阶段,并未落实相关规定的可操作性。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和传承涉及国家利益、团体权益和个体权益,积极进行传统手工艺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契合与提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通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性奠定了传统文化转型的文化基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共性在于文化精神的相通。马克思主义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和提升,充分"激活"了传统文化中仍有生命力的内容,使其通过转型而获得了新的生存形式和生命活力,同时,通过中国化重新塑造自己的结构和形式,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与中国文化熔为一体。     

传统军事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研究

传统军事法律文化是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法律文化博大精深,在长期的军事战争的实践中,中国的传统军事法律文化形成了诸多的自身特点,并且对现代军事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和研究的价值。本文将就传统军事法律文化的特点及现代价值研究等问题展开论述。     

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路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着激烈的传统法律体系的现代化革命,然而传统法律文化是数千年的历史文明遗留下来的产物,是历史进程中法律观念的沉淀。所以,在现代法制过程中,必须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客观的理解,对优秀的成分加以发扬和利用,对阻碍法制现代化的成分应坚决的摒弃。     

西欧传统左翼政党与新社会运动的关系

新社会运动的出现 ,一方面对传统的左翼运动构成了挑战 ,另一方面传统左翼政党与新社会运动又存在结合的可能性。传统左翼政党能否从新社会运动中争取到更多的支持 ,对其未来发展关系重大。     

浅论台湾道德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掘

中国传统文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转移消亡的古老文明。在中国道德教育中,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民族精神的主题内容。因此,把德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是教育工作的客观需要,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道德建设中的巨大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英国议会制何处去

按照英国的传统,创新也要以“先例”为依据,得不到“传统”支撑的创新很难为多数人接受。     

中道与权量——中国传统智慧与施特劳斯眼中的古典理性主义

施特劳斯重建的西方理性主义与中国传统智慧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比较:人类灵魂的等级及其政治含义、微言大义,以及政治与哲学的关系。施特劳斯无意之间把西方政治哲学推进到一个不同的层面,由此能够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进行全新的理解,并且有可能推动这两个伟大传统之间富有成效的对话。但有一个问题阻碍了施特劳斯对中国传统智慧的接近,那就是他对是的本质的理解。他坚持,是就是永远是,这使他严格地停留在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框架之内。施特劳斯的这一立场来自于他超越相对主义的需要。但是,中国传统智慧似乎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使人们在对人与事持一种开放性理解的同时,能够坚守某些确定的道德原则,这一点恰恰是施特劳斯没有意识到的。     

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述逻辑严整、内涵丰富、意蕴丰厚.其逻辑起点是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魅力,坚定文化自信.其核心要义包括:以"前提性阐释"为首要,着力阐明"两创"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关系;以"创造性转化"为依托,着力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活力;以"创新性发展"为关键,着力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气息.其实践机理体现在科学处理"五大关系",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守正与创新、内容与形式、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使"两创"更加合乎规律.     

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术界提出了综合安全观,标志着中国的安全观发生很大改变,即由原来比较传统的、以国防为中心的安全观转为一种“大安全观”,主要体现在内外部并重,略偏内部;传统和非传统并重,由传统偏向非传统;强调内外互动。     

传统在当下:冷与热的逻辑

正无论现代化带着这个社会走出多远,一部分有普适意义的传统,都可能突然以某种新的形式回归。按照思维的一般顺序,开始讨论“传统”之前,先要给“传统”下一个定义。但那是西式思维传统,中式传统是不喜欢下定义,而偏爱打比方。打个比方,家庭成员一起吃饭的时候,人们会等待最年长者先动筷子,这就是传统。简单地说,传统是这样一种东西: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方式与之相吻合,那么在实行的过程中就会感受到外部环境的友好,以及自己内心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