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经济学”能否救印度

莫迪时代2014年5月26日,印度新总理莫迪在新德里宣誓就职。莫迪领导下的新政府包括其本人在内只有45名成员,比辛格政府至少削减了30％的岗位。此外,新政府还向年龄75岁以上的官员说“不”,以期在印度政坛吹起变革新风。     

学习贯彻“两会”精神，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

我们这次常委会的主要议题是学习贯彻两会精神．进一步明确今后的工作任务。刚才同志们结合两会精神谈了自己的体会．并讨论通过了常委会决议,在认识上取得了一致,为我们做好今年工作提供了重要保证。     

“官路”有险“常提醒”

“做官”不可能不犯一点错误。有道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要做到“官路”畅通、一帆风顺，“常提醒”才是上策。这就要求多给自己敲敲“小木鱼”、打打“预防针”、下下“毛毛雨”。只要多“留神”，就能少栽跟头、少走弯路。     

社会治理的“罗盘”:“情”“理”“法”关系的融合与互通

“情”“理”“法”是协调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主要依据,“情”是基础,“理”是“情”的规则化,“法”是尽“情”适“理”的设计。三者虽在目标和源生上具有一致性,但在社会生活中却常以矛盾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的文化视阈下,对“情”“理”“法”的关系看法不尽相同,三者以一种哲学式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不断相互促进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结合我国的文化特征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促进三者融合互通,建构完善与“情”“理”精神相一致的法律制度体系,杜绝不合乎现代社会之“法”的“情”“理”对“法”的干扰,善用中华文化之“情”“理”释解现代社会之“法”。     

“三反”运动中的“武汉经验”

"三反"运动存在两个样本,即以反贪污为主要特色的"北京经验"和以反官僚主义为主要特色的"武汉经验"。"武汉经验"的典型注释就是当时曾轰动全国的"纪凯夫事件"。从巩固党与群众的联系,纠正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压制民主、拒绝批评的官僚主义作风出发,此案的处理是严肃的甚至是严厉的,但也因此存在着过宽、过重之处。"武汉经验"展示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官僚主义的高度警惕,对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大力支持,对压制民主、拒绝批评、脱离群众的政治危险,表现出除恶务尽的决心和开展了雷厉风行的打击。但官僚主义现象却不是短期所能完全克服的,"武汉经验"提供了解决问题的一些原则和基本措施。     

“德”与“得”

道德高尚之人，他们或许不能得到或不屑于得到金钱、名利、权势、地位，但却能得到世间最珍贵的东西。     

年轻干部成长的“知”、“情”、“意”、“行”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建设一支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奋发有为的执政骨干队伍。”年轻干部作为干部群体的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组成部分,     

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穿于组织工作全过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行动指南。深入学习和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的重大政治任务。组织部门作为党委的重要职能部门，肩负着领导班子、     

“文化”幌子

我没有先见之明,没有。我一般“跟着感觉走”。但这“感觉”是“己见”,因源于事实。所以有时也灵。     

“和谐社会”的本质新探

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所提出的宏伟目标。在详细分析了当前和谐社会本质的几种学说后,认为不应该把和谐社会的现象当成和谐社会的本质,而应该把和谐社会界定为法治社会,并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论证了和谐社会就是法治社会这一命题,指明了这一界定为我们正在致力于建设的和谐社会提供了着力点,为我们正在建设的和谐社会提供了传统文化的资源,对于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将起到重要作用。     

不知“道”,何以体“道”

道,作为道家体系的核心,贯穿了这一学说的始终:"道"生万物、"道"不可知、循"道"而活、依"道"而治;"道"生万物揭示了世界的起源,"道"不可知明确了认识的局限,循"道"而活是行为的方式,依"道"而治是管理的要点;于是,这一学派在由"道"出发,又复归于"道"的思想链条中获得了完满。不过,仔细看来,这种完满似乎并不圆满,这一链条貌似偶有中断,这主要表现在中间部分的承接即"知"道到"体"道的过渡上:既不知"道",何以体"道";既已体"道",何言不知"道";一来二往,矛盾感莫名产生。从不知"道"和体"道"的定义出发,由问题的正反方面加以说明,以求化解矛盾,消除疑虑。     

浅析“法”和“法律”的区分

对法和法律的比较,从二者的含义上去理解,去区分,会更加明显。目前学术理论界大多数人认为从古希腊到马克思一直到现在,对法的研究中,法不同于法律,二者之间有区别,有差异。     

“见死不救”的法律界限思考

"见死不救"从道德视角可分为三种:"损人利己"的见死不救、"利人利己"的见死不救和"损己利人"的见死不救。"损人利己"的见死不救,是严重违背道德的行为,必须入刑";利人利己"的见死不救,是一定程度的违背道德的行为,可以入刑;"损己利人"的见死不救,并不违背基本道德要求,可不入刑。     

“主义”认同与“问题”探析——中央党校“主体班”课程的政治学分析(1990—2010)

中央党校各个主体班培训课程都重视主义和问题两个方面。从不同班次来看,培训课程在主义认同和问题探析方面有不同侧重,这反映了不同培训班次学员在权力体系中的不同位置以及在权力生产和再生产体系中的不同作用。从不同时期中青班的课程来看,培训课程的变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纲领中既有坚守主义认同方面的硬核,也存在主义认同和问题探析方面不断调整的保护带。     

亦说“时尚文化”

“泡沫文学”狂欢 倘若把鲁迅拽来大街上随便哪家书店瞄上一眼,他定要厥倒的——满架子的网络、金融、爱情:被大腕女人们冷落的衰男人有一肚子委屈,要写书;一夜成名、大红大紫的明星怕红颜易老而借此东风之便,要写书;把上网聊天视作第二生命的网虫们直怨比     

北京的智慧藏于“隐实力”

香港《亚洲时报》8月24日发表文章称,分析家通常会把有关国家力量的辩论限制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而这两种实力结合在一起大概便是“巧实力”。不过,北京的变革模式引入第三种层面的实力,即“隐实力”。从一定程度上来讲,“隐实力”应用了中国一些最高深的战略原则。     

论翻译中“信”与“达”的关系

翻译界关于“信”与“达”之间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应该将“信”理解为忠实于原文,“达”理解为通顺、流畅。在翻译实践申只有坚持“信”与“达”的统一,才能翻译得更“信”,更“达”。     

“大跃进”时期“穆桂英”形象生成的历史考察

"穆桂英"是戏曲和小说中的人物,是中国民众熟悉的一位勇冠三军的女英雄。在中国古代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意识中,能成为"穆桂英"式的女性人物可以说是寥寥可数。而"穆桂英"形象在中国民间大量产生,并成为一个时代尊崇的女性形象则是在"大跃进"运动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劳动力的严重短缺,客观环境要求女性必须像男性一样参加社会劳动,在媒体报刊和实际生活中,"穆桂英"女性形象逐渐增多,并成为歌颂女性勤劳勇敢的代名词。     

“左”和“右”的出处

翻阅历史人物传记时，不时能看到有关“左”和“右”、“左”倾和“右派”的是是非非。不过，对于“左”和“右”是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抑或引自西方这一问题，还是有点让人搞不明白。“左”和“右”的说法到底出自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