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科举改革对宋代经学的影响

王安石于神宗熙宁三年（1070）任参知政事，有进士与诸科。王安石在北宋科举历次变革的基础上，了宋代经学义理化进程，同时助推宋人疑经惑传之风。熙宁四年王安石居相位，宋初科举基本沿袭唐、五代旧制，文举主熙宁间再行新制，熙宁科举改革加强了经学的主导地位，大大推进     

科举考试与清代中期的理学

清代中期,尽管汉学居于学界主流,但在科举取士方面,清廷仍坚持理学标准,甚至还采取一些措施予以强化。同时,在殿试时务策时加上了经、史方面的内容,并随时间推移,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这样,乾隆帝将一大批经史研究有成的学者吸收到各级政权中来。性理、经史兼重,取录人才方面广泛,更有助于统治者对士阶层的控制。如此一来,理学在科举中的地位客观上有所下降。这也是当时学风变化,汉学与理学地位转换所带来的结果之一。     

论《史通》在宋代的沉寂

唐代刘知幾的《史通》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著。《史通》辨明史学源流,援经入史,阐明经史之异趣,史学最终从经学中挣脱出来成为一门与经学并立的学科。然而到了宋代,随着经学独大的学术格局再次确立,《史通》"援经入史"、"疑古惑经"等壮大史学谱系的努力受到宋人的普遍诟病,《史通》一书也遭到宋人的普遍排斥,一度归于沉寂。《史通》在宋代的沉寂与宋代经史之间的博弈密切相关。     

清初中国北方最大的文字狱案——黄培案

清初康熙年间的黄培文字狱案．是历时四年的清朝一大要案。清廷前后下过六道谕旨．牵动京、省、州、县四级官府，涉连217人，堪称清初中国北方最大的文字狱案。     

读书不可以有成见

“不可以有成见”，是著名学者顾颉刚的一条重要的读书心得。他说，“以前的人因为成见太深了，只把经史看作最大的学问；经史以外的东西都看作旁门小道。结果，不但各种学问都被抑遏而不得发达，并且由于各种学问都不发达，就是经史的本身也是不能研究得好。近来大家感到国弱民贫，又以为唯有政治经济之学和机械制造之学足以直接救国的，才是有用之学，其余都是无关紧装饰品。这个见解也是错误的。”这里先生是从做学问的角度讲的，其实无论一般人员还是专业工作者或者党员干部读书也应如此。     

新儒学的经学真谛──二程洛学之经学评估

一自汉代“独尊儒术”始，经学作为古代中国具有官方哲学意味的儒家经典阐释学逐渐演变为统治阶级的主要思想工具；经学又与儒学天然相关，要求体道宗经、致用重文的一体化，进而成为钦定之学。这不但影响着封建大一统之下的皇权意识形态及其专制政治体制的沿革，而且也决定着经学自身的发生、发展与终结。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注定了儒学与经学的不同历史命运，显示出学术思想发展与伦理政治教化的文化层次分野来：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传统之学，从先秦到当代，在社会生活中一直发挥着不容忽视的文化影响；而立于学官的经学，在辛亥革命后遂成…     

毛奇龄“诗”学思想及其对清代“诗”学发展之影响

毛奇龄是清初著名学者,经学成就尤为突出。"诗"学研究在其整体学术中虽不占主要地位,但在其为数不多的几部诗学著作中却也不乏超越其时代的真知灼见。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其独特的"诗"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不畏权威,汉宋兼采,敢于挑战,文本与考证并重,开清代诗经汉学之先风。毛奇龄独特的"诗"学思想也使其成为清代"诗"学独立思考派的先驱,并且促使了清代三家诗学的兴起,对清代"诗"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温公朔学之治心说略考

经学是从汉代至清代之交的古代中国的具有官方哲学地位的儒家经典阐释学，自汉代经学肇起，虽然出现了个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间的解经方式之争，但在汉代末年则趋于今古文经学的合一。这主要是在“独尊儒术”的前提下，经学阐释已由过去集数人之力以通一经，转而成为现今之一人可遍群经，阐释的广度与深度有所拓展。至晋代，“自永嘉之后，字内分崩，和乐文章，扫地将尽”，南朝与北朝分立江左与河洛之地，政治上的南北对峙直接导致了“南学”与‘＼匕学”的经学流分——“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要之，“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     

清代“乾嘉新义理学”探究

“乾嘉新义理学”既是清代乾嘉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文章通过对“乾嘉新义理学”的概念、特征及其与乾嘉学术关系的分析和阐明 ,指出 :一 ,“乾嘉新义理学”并不始于戴震 ,而是自晚明至清初以来反理学思潮发展至乾嘉时期的必然结果 ,它已不再局限于讨论宋明理学那种形上性理之学的旧范式 ,而是转向发掘经学的思想性与社会制度、行为文化相结合的新尝试。二 ,“乾嘉新义理学”不仅与如风捕影的程朱理学划清界限 ,而且激活了清初以来被汉学家所淡化了的经术经世观念 ,弥补汉学家重考据、轻义理的倾向 ,重新确立经世致用之学。三 ,“乾嘉新义理学”也是对乾嘉汉学原有理论的重要补充 ,它为经典诠释突破原有汉学范围的限制提供了可能     

张之洞与《廿二史札记》的经典化——论晚清时期史学地位之变

经学和史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两大显学,但在大多数时间传统史学或隐或显受到经学支配,一度形成经尊史卑的学术格局.晚清时期,在时局动荡、西学冲击、科举改制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下,这一学术格局发生了转变,史学逐渐由学术边缘走向中心.张之洞在教育实践中强调读史以经世致用,并多次向士人推荐乾嘉学人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他早年任四川学...     

严修：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驱

戊戌变法把教育改革提上了重要日程，维新派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从此，“废科举，兴学堂”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由古代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期中，严修是一个重要人物。他率先实行教育改革，在贵州改革学古书院。他的《奏请设经济专科折》，     

论清代“湖广填四川”的政策导向

明末清初,四川地荒丁亡的情况十分突出.清初顺治年间至乾隆年间,清廷在政策上对移民入川进行鼓励,形成了"湖广填四川"的历史现象.清廷对移民入川的政策导向,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政策效应也各不相同.     

“鉴赏之考订”与《曹全碑》题跋

《曹全碑》题跋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为对碑刻文字的笔画特点及书法艺术的考察,一是将其视作补证经史的工具。对《曹全碑》题跋最多的翁方纲将其"鉴赏之考订"的主张置于题跋中。翁方纲研究金石,立足于金石学本位,重视考订,但并不将其视为经史之学附庸的思想由此可见一斑。同时,它也反映出"鉴赏之考订"的提出与实践在促进乾嘉时期学术兴盛多元化中所做的贡献。     

清初实学思潮与董子学

明清鼎革,学者们将汉族政权的灭亡归罪于晚明王学的空疏无用,因此纷纷讲求实学。学者们有的以史治经,有的在外邦传播儒学的经世精神,其中既有对程朱理学的发展,也有对理学的反思和批判,并要求反诸孔孟儒学的真精神。这些思想都具有鲜明的实学色彩,共同汇成了清初的一股实学思潮。实学与董子公羊学都有通经致用的要求,因此在清初,从官方到民间,许多有影响力的实学大师注重研究董子学,使得董子学在清初实学思潮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台南石姓某家的户籍誉本看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的若干情况

近年来,笔者在研究工作中收集有台湾民间之科举齿录、喜庆启事、哀告讣闻以及官方之通缉传单、户籍誊本等史料多种.本文拟就台南石姓某家的户籍誊本来谈论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的若干情况.     

马衡书作赏析

正(1881—1955年)马衡原西泠印社社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浙江鄞县人,为我国近现代著名的金石学家和书法篆刻家,毕生致力于经史、金石诸学,精于汉魏石经,注重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推动了中国金石学向考古学的过渡,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马衡的书法实际是其考古金石学的一种延伸,因为在传统学问中书画金石、史学经学都相互浸染渗透。相对于马衡的学识而言,书法实在可说是治学之余的     

融汇古今经世致用——第三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盛夏,风光无限的北国凉爽宜人,第三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6月30日至7月6日在黑龙江大学举行。此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黑龙江大学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历史学界、教育学界、文学界、文化界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各地文博机构、考试机构的人员100余人,从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科举与社会、科举与文化、科举与教育、科举文献与科举文物、科举人物等不同角度对于科举制与科举学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施琅“挈棺入京,行献俘礼”质疑──郑成功墓真伪附考

本文通过对清廷台湾郑氏招抚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和康熙平易宜民治国之道的考察，在具体分析施琅在招抚台湾郑氏过程中的立场、态度的基础上，指出在清初统一台湾大背景下，施琅不敢也不可能擅掘郑成功墓“挈棺入京，行献俘礼”；相反，在统一大潮中，施琅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为平稳实现台湾的和平统一，“受降而不复私仇”。本文进而指出河南信阳地区郑成功墓的谬说，并以考古文物实证郑成功墓确在福建省南安县。     

罗振玉与古器物学

在近代学术史上,"罗王之学"有着极大的影响,但学界"抑罗尊王,甚至灭罗存王"。然则罗振玉不仅在促使王国维转向经史之学研究上有着重要作用,在保存传承古代文物、典籍方面亦罕有其匹,其本身的学术研究亦有不小贡献。文章仅就罗氏在金石学向考古学转变过程中提出的"古器物学"略作述评。     

闽台文化与中原文化是“一条根”

自古以来，人们为了在这个世界很好地生存并繁衍下来，必须携手共赴。因此，人们在长期生活中看待天地山水及人际关系，形成了许多约定，这些约定深入于民间干家万户中，久而久之成为风俗习惯。比如对待日月轮回、山川变故、生离死别、婚嫁生育、人伦道德、学庠科举、经商建业，直至待人接物、言辞娱乐等，在中国包括旅居海外的同胞中，这些风俗无不打上源头萌发地河洛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