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体系的民间法建构

在社会治理的新阶段,治理的重心向基层下移,此时需要民间法的参与.民间法不仅是一种构成社会治理静态规范体系的制度资源,而且是一种构成社会治理动态运行体系的治理资源.权利秩序与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社会治理的动态运行体系的关键环节,民间法在这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法依赖其内部所具有的主体要素、权利要素、规范要素、反馈要素,既能促进权利秩序的生成,也能支持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运作.     

美国环境纠纷替代性解决机制引论——基于制度发展历程的考察

以"调解、仲裁、微型审理、中间人制度"为主要形式的环境纠纷替代性解决机制在美国环境纠纷解决中运行效果显著,其成长历程是一个"社会需求——个案推动——司法回应——立法支持——普及发展——影响社会"的良性循环过程。民间组织在环境纠纷替代性解决机制的发生、发展、壮大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深厚的历史沉淀、成熟的民众基础、广泛的适用范围、成功的示范案例、公信力高的中间组织是环境纠纷替代性解决机制成功的主要原因。     

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我国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社会学分析

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如何建立一个以诉讼为核心、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相互支持、共同作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我国司法制度发展中的重要课题。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内在价值在于，有利于法院功能的补充和释放、有利于法治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当事人最符合效益地解决纠纷并能维持社会关系的长期持续。但我国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更是由法治发展的现实情况决定的，这些情况包括我国古代法律传统影响下的民众心理及文化价值观、我国当前城市现代化和农村乡土化并存的社会发展现实、以及当今国际上ADR的迅猛发展格局，可以说，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一种在综合古今中外多种因素的动态系统中构建社会事实的实践。     

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国家法与民族习惯交叉渗透的生产性实践

西部民族地区发生的一起调解案,通过对国家法的"只提不用"与民族习惯的"只用不提"的实践,展示了二者交叉渗透的真实图景。该案的解释结论表明在西部民族地区国家法虽然没有深入基层社会,但已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制度化"地改造着社会;而民族习惯在保持对基层社会既定影响的同时,却以"非制度化"的方式影响着国家。这种交叉渗透的"实体理性"进一步体现为在该地区基层社会的纠纷解决中国家运用"外-内-外"的经验法则而民众却运用"内-外-内"的经验法则,二者虽然方向相反,但在相互耦合中都指向了回应社会的目标,从而实现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     

风险社会治理的法律调控体系——以社会纠纷处理方式及其法律制度衔接为视角

风险社会正改变传统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模式,应对风险社会关键在于运用法律的确定性对风险进行调控,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挥各主体的力量,完善各种纠纷解决方式,构建网状的纠纷解决体系,为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在程序设计及相互转换,立法原则与规则设计,配套措施等方面构建相互衔接的机制。做到各层次的法律能相互配合且程序设计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各种纠纷方式适用范围明确,衔接顺畅。     

浅谈转型期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以北京市海淀区的实践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矛盾纠纷频发,并呈现不断复杂化的形势,政府将矛盾纠纷的化解工作列为重要的工作内容。由于基层的社会矛盾是整个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因此,基层是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重点。人民调解是解决社会矛盾的重要方法,但不是唯一方法,除了人民调解之外,我国还有行政、司法等多种纠纷解决方式。     

少数民族地区大调解机制运行的现实困境及思考——以新疆喀什地区为研究样本

大调解机制是维护社会稳定、消解矛盾纠纷的重要机制和社会救济的主要形式,也符合世界各国非诉讼解决方式蓬勃发展的趋势。以喀什地区为样本,结合其社会转型背景,考察大调解机制在喀什地区运行中的种种困境,为焕发大调解机制的生命力,使之在少数民族地区有效运行,提出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亟待从粗放走向规范、设计相应制度,发挥传统的家庭调解和宗教爱国人士参与调解的优势、推行和规范基层的诉讼调解点制度、不断扩大诉讼调解范围、模糊看待"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在诉讼调解中的适用等建议。     

分级与分流:乡村基层纠纷解决的谱系域合

多元化纠纷解决制度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下我国最主要的解纷制度,但仍面临实践困境,究其原因,一是发展方向与路径模糊不清,二是本土化不足。从机制和对应纠纷域出发,分级和分流两个解纷谱系共同组成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的整体网络。分级式解纷以基层为主体,攀爬至高层级的纠纷则以党委政府为协调化解保障,遵循"基层积极,上层消极"的逻辑,以社会合作、权力叠进、"识别—瞄准"解纷为机制。分流式解纷以正式部门或信息平台分流为枢纽,将点状分散的解纷组织或机构串联成薄网,注重司法兜底权威,以诉讼分流、司法行政指导人民调解分流、综合平台分流等为构成。比较而言,前者有灵活简约化解纠纷、行政层级资源集中应对复杂纠纷的优势;后者更契合城市碎片化和日常化的纠纷之解决,二者不可替代。在构建中国多元化纠纷解决制度时,以专业性行业性分流解纷机制替代分级式解纷的导向并不可取,应完善"横纵"相辅的纠纷解决体系。     

国家治理转型与公安机关职能收缩——以“国家／社会”为研究框架

在我国从"全能国家"向"后全能国家"转型过程中,民间自生自发的社会转型跟不上规划式的国家治理技术转型,致使在法院建制已经相当普及的今天,诸多群众仍然依赖公安机关调解民事纠纷.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基层纠纷解决机制贫乏,公安调解往往是最方便、最经济甚至最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碎片化的基层社会和个人主义文化难以自发形成内生性纠纷解决机制国家在政治合法性目标下的话语宣传强化了公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依赖性.     

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困境的成因和破解之道——以一个居民小区的物业纠纷演化过程为例

社区自治的实现,除了需要社区有能力自我提供公共产品外,还需要社区有能力对内部纠纷进行在地化解。这意味着,理想的社区自治体系不仅要有公共产品的"生产能力",还要有矛盾纠纷的"消化能力"。社区纠纷的在地消化能力不足,使得一些社区纠纷的解决过程呈现出"闹大"逻辑,从而导致自治困境。"闹大"逻辑的形成,同"权力兜底"的基层纠纷解决机制直接相关,这使得社区内的纠纷往往也需要动员上级权力的直接介入才能最终解决;而"权力兜底"的纠纷解决机制又根源于"政府兜底"的基层治理机制。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是破解基层纠纷"闹大"逻辑的有效出路。     

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北川模式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化解、消除社会矛盾纠纷,使合法权益得到保护,使法定义务得到履行,使法律秩序的尊严和权威得以维护的一种机制。北川县自2004年以来,以依法治理乡村、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为工作出发点,进行了一系列有效整合基层法治资源,组建乡镇法律事务中心,设立村法制工作室等改革活动,构建起一个上下联动、多层次、高效率的基层依法治理工作机制新模式。北川模式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实践与发展,值得借鉴与推广。     

协商民主视野下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创新——关于“民主恳谈”调解民间纠纷的个案研究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下中国,正面临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纠纷困扰,如何有效化解这些纠纷,一直考验着各级政府的社会治理智慧与能力。在今天民众不太习惯通过法律解决纠纷的情势下,地方政府及时创新化解机制并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来解决纠纷,显然是一个明智之举——自身既可以第三方的身份超然于事外,又可以负责任的精神置身于调解过程之中。当然这取决于地方精英对协商民主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也取决于当事人对协商民主的认同度。2013年,温岭市松门镇运用"民主恳谈"调解一起民间纠纷案,就是协商民主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一个成功案例。本文试图通过对案例背景、过程、结果的概述与分析,指出协商民主视野下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变革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走出这种困境的建设性思考。     

城市基层社会群体性纠纷对策分析

城市基层社会群体性纠纷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必然发生的,是社会既有利益格局再调整的重要途径.目前群体性纠纷解决对策主要是以地方党委和政府为主,注重调解解决.但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现有对策显然已经不适应社会的需要.所以对于纠纷的治理而言,群体性纠纷预防和控制工作尤为重要.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对非投资环境侵权纠纷解决方式之完善 ——兼谈调解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制度的价值与构建

非洲地区的环境法律法规较为严格。"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对非投资活动增多,这使得中国企业对非投资环境侵权纠纷日益凸显。目前,中国企业对非投资环境侵权纠纷解决方式主要是诉讼和仲裁两种,但都存在一定的局限。伴随着《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出台,中国企业需仔细分析不同非洲国家的环境侵权纠纷解决方式,在多元化纠纷解决背景下论证国际商事调解在中国企业对非投资环境侵权纠纷解决中的价值,并就构建调解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制度提出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     

ADR对我国公安行政调解的启示

ADR,即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由于其程序简易灵活、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以及过程的平等性和互利性等特点,在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已经与诉讼共同构成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并与中国纠纷解决的现实需求相一致。与其他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相比,公安行政调解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应当科学定位并合理规范公安行政调解行为,以化解矛盾与纠纷,推动基层基础建设,促进社会和谐。     

中西纠纷解决机理的初步比较

中西方在纠纷解决上存在着不同的机理,主要表现在纠纷解决观念、纠纷解决价值、纠纷解决的社会力量强度、不同民族性格影响纠纷解决的方式,通过对两者不同纠纷解决机理形成原因的对比分析,揭示了中西方不同的纠纷解决机理。     

知识产权纠纷的仲裁解决

近年来知识产权纠纷越来越多,诉讼已经无法满足多元化解决纠纷的需求,仲裁、调解等纠纷解决方式大量涌现出来,对比以诉讼方式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不足,以仲裁方式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有很多优点。但目前在我国,尽管仲裁机构得到一定发展,也以仲裁方式解决了一些知识产权纠纷,但诉讼依然是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主要方式。今后应创造更多条件,让仲裁、调解纠纷解决方式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中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     

ADR与我国公安行政调解

ADR,即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由于其程序简易灵活、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以及过程的平等性和互利性等特点,在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已经与诉讼共同构成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并与中国纠纷解决的现实需求相一致.与其他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相比,公安行政调解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应当科学定位并合理规范公安行政调解行为,以化解矛盾与纠纷,推动基层基础建设,增进社会和谐.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适用研究

"枫桥经验"作为调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典型方法,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实践样板,但在适应城市外部挑战方面出现困境。伴随着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居住模式被重塑,城市社区的解构、市民阶层的分化、社会资本的稀释等加剧了城市风险。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在空间结构、多元主体联动、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制度供给方面出现明显差异。因而,要破除城市社会问题的性质与乡村枫桥治理结构之间的张力,必须打破空间区域差异,践行群众路线以促进维稳主体多元化,通过制度供给实现"枫桥经验"在现代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中的有效嵌入。     

“110”解决社会日常纠纷功能研究——以国家、社会和市民的多向维度为视角

“110”解决纠纷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纠纷解决的一种常规机制,这一日常纠纷的解决机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实质和功能是为了树立和扩展国家在民众中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