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特别权力关系

特别权力关系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一种社会关系,近几年来,在司法审判的推动下,我国的相关研究已经起步。文章分析了特别权力关系的内涵、特征及对我国的启示等,重点提出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党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属于特别权力关系。     

关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争鸣

从起源及影响看,"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是为了论证"国家"、"社会"、"集体"等(表现为"行政主体")概括支配权的正当性,从人权保障的角度看,它是一种为强权辩护的理论。因而,国内学界一般以战后德、日否定"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观点为依托,几乎不假思索地排斥这一理论。本文的目的是试图在分析国内学界争论的基础上,评价这一理论的争鸣和引进对我国法治实践的价值。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罪犯权利保护悖论之消解

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中,监管权力对罪犯权利的侵犯是无法予以监督和救济的,其导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在罪犯权利保护上存在着监管权力与罪犯权利二者之间的价值背反.为了消解这种价值背反所导致的罪犯权利保护悖论,可以通过法律制约、罪犯自治和社会权力介入三种途径予以解决.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

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没有救济的空间 ,现代法治要求“有权利必有救济” ,这也是我国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在各国普遍重视基本权利保护和司法救济穷尽的趋势下 ,我国将特别权力关系纳入行政诉讼是大势所趋 ,我国相关领域的观念和制度亟待更新和完善。当然这其中并非全属立法的问题 ,也有法律解释的问题     

特别权力关系法治化研究

特别权力关系是受公法调整的特别法律关系之一种。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发端于19世纪君主立宪时代的德国,并在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经历了一个不同程度的发展和修正过程。我国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大量特别权力关系由于缺乏相关的理论支撑和立法规范,游离于法治之外,因而有必要从我国行政法治并不理想的现实出发,引进“修正后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积极、合理因素,顺应我国法治发展的趋势,以现代法治理念为指导,将特别权力关系纳入法治轨道,使之逐步法治化。具体进路为:优先保护特别权力相对人的基本权利;尽力规制特别权力的配置;对特别权力主体的自治行为进行程序控制;对特别权力关系的司法审查体现特殊性。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我国受教育权行政诉讼

由于受到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实际影响,受教育权在中国长期没有被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深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上取得突破,受教育权逐步进入行政诉讼。但是,由于缺乏相关的理论支持,受教育权行政诉讼案件在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缺乏统一标准。因此,应当在《行政诉讼法》中明确列举受教育权,并界定受教育权行政诉讼的事项范围。     

特别权力关系之于我国高等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兼论特别权力关系行政救济的可能

高校与学生之间除有行政性法律关系、民事性法律关系外 ,主要是包含特别权力因素的关系。行政救济应为特别权力关系留有一席之地 ,以利于特别权力关系中相对人的权利保护。     

论政务处分的不可诉性——基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视角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已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但学术界关于政务处分的法律性质及其救济途径却未达成共识。国家政府与公职人员之间的勤务关系,实现反腐败的国家监察目的,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国家监察法律体系以义务为本位,这四个条件决定了监察委员会与公职人员之间的监督关系属于特别权力关系,具有特别权力关系的一般特征。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视角出发,政务处分属于国家机关内部惩戒行为,即监察委员会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其对职务违法的公职人员作出的政务处分,本质上是国家机关对其内部成员违法违纪施加的一种惩戒,只能寻求监察机关内部程序予以救济,不能被纳入行政诉讼救济范围。     

略析我国行政诉权问题——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为视角

对行政诉权的保护是衡量一个国家行政法治水平的重要尺度。域外如德日等国"特别权力关系"曾经构成对行政诉权的主要限制,我国虽然不存在"特别权力关系"学说,但在对行政相对人的诉权予以限制方面存在类似问题,针对这一情况,应该考虑结合我国国情作出调整和改进,以更好地保护相对人的行政诉权。     

行政追偿时被追偿人的救济权探析——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变迁为视阈

有权利必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是没有保障的权利.由于深受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使得被追偿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无法寻求有效的救济途径.然而,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急剧衰弱,民主法治、人权保障逐步高涨的背景下,应当赋予被追偿人以完全的救济权,保障其合法权益在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获得充分的救济.     

被遗忘的权利与被放纵的权力——对我国特殊侦查行为的理论解读与法律规制

特殊侦查行为需要法律的规制。我国现行特殊的侦查取证行为存在适用上的普遍性和法律规制弱化的特点。要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改革我国现行侦查机制，必须从我国侦查体制入手，改变无律师参与、无诉讼形态的现状，并相应地引入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     

刑法第63条第二款之“案件的特殊情况”认定

为了实现刑罚的个别化和量刑的轻缓化,我国刑法的酌定减轻处罚情节规定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酌定减轻处罚情节中的案件的特殊情况包括政策性特殊情况和情节性特殊情况。在认定上,政策性特殊情况从打击犯罪的需要和社会普世价值两方面考虑;而情节性特殊情况则应考虑法益侵害性、非难可能性和预防必要性三要素。在适用时应先考虑情节性特殊情况,再考虑政策性特殊情况,以确保案件认定上的准确性。     

国际政治的变迁与软权力理论

软权力理论是约瑟夫·奈从自由主义角度对权力这一国际政治中的核心概念所做的诠释,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在提出软权力理论赖以产生的现实和理论背景的基础上,对奈的软权力理论的进行梳理,以澄清奈的软权力概念的确切内涵,并对该理论作出评价,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软权力理论提供思路。     

略论重大刑事案件专案组组织体系

刑事侦查的联合专案小组,其组织体系有别于传统的组织体制。其内容涉及到专案组织的性质、专案组织的形态、专案组织的结构及其专案组织的组成。透视分析专案组织的体系有利于革除专案组的弊端发挥其优势,为刑事侦查特别是重大案件的侦查提供有力的保障。     

恶法非法论

恶法非法论是自然法学派的一项著名的理论。自古希腊至近当代,自然法学家始终坚定地认为,法有自然法与实在法之分。实在法如果违背自然法的要求,就是恶法,而恶法不是法律。恶法非法论从法哲学的高度论证了人民拥有反抗暴政的权力,是一种激进的、革命的理论。公民反抗恶法的基本方式是公民不服从,它是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群体性抗法行为,其目的是为了改变或废除所反对的法律。任何一个正义的社会,都应该承认公民不服从的正当性。     

"控权-平衡"--俄罗斯联邦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行政法律制度发生了巨大变革,其行政法理论基础也出现了由传统的"管理论"到现代"控权-平衡"论的转变.俄罗斯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控权-平衡"论既不同于英美国家行政法的"控权法"模式,也不同于中国行政法学界所提出的"平衡法"模式,还有别于苏维埃行政法的"管理法"模式.俄罗斯行政法理论基础"控权-平衡"论的形成体现出对苏联行政法理论基础"管理论"的继承性,形成过程的动态性,受两大法系行政法理念影响的混合性的特点.     

用人单位处罚权探析

用人单位处罚权是一种不同于行政处罚权和国家刑事处罚权的权利.它的根椐和性质的认定应借鉴、综合几种主要学说特别是固有权说和契约说的合理观点,修正其片面之处.用人单位处罚权的内容有三项,对其行使必须符合一定的有效要件.而我国当前用人单位处罚权的行使比较混乱无序,需要加强对它的法律规制.     

关于中国苏维埃政权理论的几点思考

对于建设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理论,中国共产党有“移植”,也有创新。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苏维埃政权赖以存在、发展的前提,这是有别于俄国模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理论。同时,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具有自相矛盾的两重性,正确地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深刻认识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