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联邦安全委员会的演变探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德国在二战结束初期被战胜国分割占领,没能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安全机构。但随着冷战的开始,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并加入北约,并在1955年建立了德国联邦国防委员会,1969年更名为联邦安全委员会。从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到现任总理默克尔,德国联邦安全委员随着国际国内安全形势的变化进行着不断的调整与变革。德国联邦安全委员会在维护其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为此德国统一后的各届政府一直在探求建立强而有力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默克尔在2008年积极推动建立德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尝试很具代表性。虽然默克尔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也表明德国建立一个显示大国标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呼声日益强烈。     

德国首部国家安全战略的源起、内涵与展望

德国安全政策的转向是中长期和短期因素共同驱动作用的结果,国家崛起和“时代转折”的双重动力推动德国出台首部国家安全战略。德国国家安全战略基于综合国家安全观,提出多元化策略,界定德国在当今世界的角色,并突出了制度竞争要素。该战略文件针对内外安全风险,具体从加强防护性、加强韧性和加强可持续性等三方面布局实施路径,在体制建设上尚未构建系统的国家安全政策体系。无论是战略文件的制定过程还是核心内容,都充分体现出德国与其他欧美国家的战略联动。该部战略不仅给欧洲安全格局带来新变化,而且全方位影响德国与主要大国的关系。不过,德国安全政策的转型仍旧面临若干现实问题和瓶颈,这限制了德国在欧洲乃至全球领导力的发挥。德国首部国家安全战略更多地聚焦原则立场,外界更应当关注其后续转化和实施。     

利比亚危机以来德国安全政策的新动向

本文分析了德国在利比亚、叙利亚和马里等危机中的表现,以揭示德国安全政策的新动向。德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利比亚决议上的弃权,以及德国其后在叙利亚问题和马里内战等事件中,只是出于联盟团结、尤其是修补由于利比亚危机造成的形象受损而象征性地参与防御性或训练性行动,这表明"克制文化"在德国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尤其从利比亚危机中德国的表现可以看出,德国的安全政策受到内政的驱动,换言之,德国日益以民调所反映的本国利益作为其安全政策的出发点,甚至不惜为此损害与西方伙伴的联盟。"克制文化"、联盟团结和内政驱动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德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从两德统一以来,正逐步走向"有限的正常化"。     

同舟共济 德国联邦总统霍斯特·克勒2007年5月26日出席同济大学百年校庆的演讲

尊敬的万部长,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能到这里来、在这个大厅里面对着全会说德语的人讲话.不用翻译直接交流,是一种美好的感觉. 值此同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到贵校作客,我感到很荣幸,也非常高兴.同济大学是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友谊最美好的见证之一.我向所有在这里教书、学习和工作的人为了这个美好而值得骄傲的庆典表示祝贺.借此出席百年校庆的良机,我也祝贺万教授就任部长.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管辖权与欧盟的发展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既是德国基本法的解释者 ,也是重要的政治参与者。从德国宪法法院针对欧共体与欧盟条约的有关案件的判决来看 ,它对欧盟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特别是对欧盟本身法律性质与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 ,德国宪法法院的影响不可忽视。     

英国对德国统一问题的政策及演变(1989-1990年)

1989-1990年的德国统一是20世纪国际史上的重大事件。英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先后经历了违背长期承诺而陷入双重困顿、对统一的被迫再承认、立足对外政策原则与战略的政策调整、积极参与并有序推动统一四个阶段。这一时期的英国对德政策无法简单地归为失败或成功。统一前期,英国违背支持德国重新统一的承诺严重损害了英德关系并遮蔽了英国的后期贡献;统一后期,英国能够立足于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与战略及时调整对德政策并积极参与到德国统一后国际关系框架的设计与建构中,这不仅使英国的整体战略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满足,而且还在维护西方盟国权益的基础上有序推动了统一进程。     

冷战结束以来德国对非战略的演变与新走势

冷战结束以来,德国对非战略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边缘化和“9．11事件”所导致的重大调整两个阶段。而2011年德国对非政策文件的发布,堪称德国对非关系的“新思维”,反映了德国对非战略的新特点与新走势。德国对非战略的演进,以及其发展与非洲关系的成功经验,无疑将对中国发展对非关系带来一些重要启示。     

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演变

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历程是同期中国整体外交的缩影,其立场演变经历了被动却积极参与、谨慎保守参与以及活跃开放参与三个发展阶段,且每个阶段气候谈判立场的演变都有着内在的决定因素。气候外交作为中国整体外交的一部分,深刻反映了中国外交日趋成熟的发展进程。     

日美同盟的历史演变及其对亚太安全的影响

日美同盟在二战后大致经历了"威权同盟"、"互助同盟"和"伙伴同盟"三个阶段,这一同盟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究其原因,是双方在亚太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有不断交迭和发展变化的共同战略利益.同盟中的美日两国既相互倚重,又彼此制约,同盟性质也随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发生着嬗变.21世纪,随着美国亚太战略的不断调整和日本的日益强大,日美同盟将对亚太格局的形成与塑造产生重要影响.     

美国政治中的“深层国家”

特朗普政府时期,有关“‘深层国家’企图推翻现任总统﹑控制美国政府”的言论,从阴谋理论家关注的边缘话题变成主流的政治讨论。特朗普所抨击的“深层国家”指的是包括“国家安全国家”在内的美国联邦政府机构以及效力其中的官僚。非选举产生的联邦政府机构官员掌握着执行法律的重要权力,受到法律保护,在一定范围内享有采取行动的重大自由裁量权,能够对政治领导层甚至总统的权力形成制约。这种行政部门内部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总统寻求急剧变革,有助于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同时也增加了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成本并造成效率低下。“深层国家”更多的是一种阴谋论或被某些政客操纵成为打击反对力量的借口。由“通俄门”调查可见,在美国“深层国家”机制已构成现代权力制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普京与地方势力的较量

普京针对叶利钦时期遗留的积弊,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同地方势力进行斗争。他把俄罗斯卸为七块,建立七个“联邦区”,任命七个总统“全权代表”,力求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同时要求改组联邦委员会(上院),使地方长官不得兼任上院议员,使中央有权解除地方长官的职务,并有权解散地方议会。普京的举措符合国家利益,得到社会广泛支持。     

美国国家安全体制改革:历程、动力与特征

自1947年《国家安全法》实施以来,历届美国政府都对国家安全体制进行了力度不一的改革。经过60多年的改革,美国已形成了一套以白宫为中心,府会调研组织和智库提供政策咨询,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土安全委员会、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等机制或机构辅助总统协调和决策,国防部、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土安全部等职能部门负责执行,国会、政府问责局、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实施监督的国家安全体制。客观环境的变化、新安全观的形成、总统的个性和行政部门的倡议、国会的推动、智库的研究、公众舆论的压力,等等,是美国国家安全体制改革的驱动力。美国国家安全体制改革呈现出既制度化又不失灵活性、国家安全委员会地位的周期性升降、采取增量改革路径及整合性越来越强等特征。面对愈益复杂的安全挑战,美国仍将致力于打造更具整合性、更高效灵活的国家安全体制。     

争论中的俄罗斯秩序公正观及其外交困惑

秩序和公正是俄罗斯社会转型和外交实践中的核心范畴。苏 (俄 )时期、俄罗斯独立以来对秩序和公正的认识经历了深刻的历史演变。这种演变从深层次看是强调以国家为中心 ,较多关注权力与利益的争夺 ;在国际层面 ,更多关注大国地位的维持 ,对于近邻国家则突出等级制和霸权主义诉求。俄罗斯对秩序和公正 ,也即对国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复杂认知 ,使其外交存在诸多困惑和悖论     

社会安全理论探析

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社会安全"是冷战后西方非传统安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它以认同的概念界定社会,探讨了冷战后出现的对欧洲社会的主要威胁以及由此产生的安全问题。该理论的问世引发了一场学术争论,即有名的"哥本哈根论战"。社会安全理论超越了传统安全研究的国家中心主义范式,拓展了安全理论的研究范畴。     

德国联邦制改革与欧洲一体化的深化--联邦与州面临创新挑战

今年5月中旬起,联邦制改革成为联邦德国议会政治的中心议题之一。重新划分联邦与州的立法权限、限定州对联邦立法的参与权以及调整联邦与州的财政责任范围是改革的内容。为此,《基本法》将被修改。其目的在于使德国各地区获得自主解决问题的动力,并使德国有能力进一步推动欧洲整合。     

德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建构及其启示

现代技术发展引发了各种各样的风险,其中,关乎所有人利益的安全风险尤为受到瞩目。本文以食品安全为例,梳理了德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在20世纪90年代末发生疯牛病危机前后的改革历程,发现以"风险预防"为主、保障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多层治理体系以及以保护消费者为中心是其主要的监管特色,并认为,基于风险的监管理念,通过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分析来强调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以及促进公众参与是德国风险监管体制建设的重要启示。     

从边缘到中心: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的演变

本文简要地论述了气候变化在美国从环境问题上升为安全问题的历程,并分析了自1989年以来美国政府气候变化政策的演变.本文认为,气候变化问题在美国政策议程中经历了从边缘向中心移动的过程,现已被美国当作21世纪国际安全中具有战略意义的核心安全议题之一.     

德国政党体制的变迁

德国政党体制正在发生深远变革,铁杆选民对政党的传统归属感下降。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政党纷纷调整战略,政治主张更多是围绕当下具体的政策领域而非传统的政治理念,政治主张有交叉和部分趋同趋势,政党间政治结盟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增大。     

德国科研体制与科技队伍的建设

本文阐述了德国科学研究的沿革、机构设置、队伍结构、经费来源、政府的调控手段、后备力量的培养及评估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