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多合一"场所治理范式的反思——以北京市"新建二村火灾事件"整治为例

城镇化的推进显著改变着区域人口构成及其空间布局,由此带来的"多合一"场所治理问题也愈发突出。在"新建二村火灾事件"后展开的"多合一"场所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区内企业、租住人员和社会公众等行动主体,分别实施了诸如"专项清理""自我维权""舆论支持"等行为策略。理解城镇化进程中专项治理的路径依赖及其冲突是必要的。维权惯性自我强化、社会治理资源弱供给以及愈加芜杂的城市公共问题,使得城镇化语境下"多合一"场所的专项治理内生了刚性与柔性、短期与长效、一元与多元等三种冲突场域。实现从"专项"治理到"协同"治理"多合一"场所治理范式的转变,需要根植于以"人"为核心的合作治理,从政府职能边界、流动人口管理和社会参与动能等维度寻找利益相关者间的最大公约数。     

“一带一路”背景下地方政府如何治理环境研究

正从国家层面讲,地方政府对环境的治理尤其重要,涉及的主要内容是在城镇化建设中,注意加强城市环境保护,梳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促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缓解城乡之间的矛盾也是一项不容忽视的工作。因为受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城乡之间的差距明显,导致生态资源环境恶化,无法实现社会持续化发展目标。基于此,地方政府需要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提高治理水平,通过优化地方政府环境,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从而加快城镇化发展进程。本文重点对"一带一路"背景下地方政府如何治理环境进行探究。     

碳中和目标下的生态审视与政府绿色转型——兼评张劲松《生态治理现代化》

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积极推进绿色转型,宣告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带动各国减排目标提前实现,展现了中国坚定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的决心以及积极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危机的责任担当。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需要全面而系统的政府绿色转型推动国内的能源转型、发展方式转变,进而重塑中国核心竞争力。如何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重新审视与梳理政府的生态治理路径,谋求在气候治理上的国际话语权及国内可行化路径。张劲松的《生态治理现代化》(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一书,对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经济发展而产生的生态危机进行了深刻反思,概括了政府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行动策略,为碳中和目标下政府绿色转型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研究——以南京江北新区为例

新型城镇化是以以人为本、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等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以行政命令为代表的传统治理工具已经不能满足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地方政府需要对治理工具进行创新,政府、市场与社会等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分析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的角度之一。从南京江北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来看,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框架包括:一是以整体治理为主要理念、以联动治理模式为代表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治理工具创新;二是以合作治理为主要理念、以PPP模式为代表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治理工具创新;三是以行动主义为主要理念、以法定机构为代表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工具创新。     

跨界治理理论与数字政府建设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助推传统科层式政府向数字化政府转型。数字政府建设与跨界治理模式有着密切的理论联系,二者在价值理念、治理工具、治理结构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引入跨界治理理论模型,从结构、过程、领导三个维度构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行动框架,借助广东数字政府建设的典型案例分析,发掘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现实困局与突破路径。网络时代推动数字政府改革创新,需要重塑组织架构,构建适应数字化转型的政府职责体系;加强制度供给,形成数字政府与数据治理的制度保障;改善运行机制,做好数字政府建设的全流程评价监督;锻造跨界领导,营造协作共享的组织文化与政治生态;创新工具应用,推动颠覆性技术与政府治理深度融合。     

从“理性经济人”到“理性生态人”——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地方政府角色转型

生态环境恶化及其衍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被广泛视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政府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组织者和执行者,如何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到政府的施政行为中,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诉求,也是绿色发展型政府的本质要求。但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悖论: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建立了多维度多层次的环境治理与督察体系,但在具体生态环境治理中,不作为、慢作为,不担当、不碰硬,甚至敷衍应对、弄虚作假等形式主义问题却屡禁不止,导致生态环境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角色错位与冲突,亟待树立绿色发展观和生态政绩观、构建高效的生态政绩考评体系、强化制度执行与督察,形塑和强化“理性生态人”角色,实现生态治理现代化。     

地方政府“规划式”脱贫及治理困境反思——基于N省脱贫元规划的案例分析

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精准扶贫战略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政府治理范式的创新和转变。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沿用"规划式"治理逻辑,依据"刚性时间约束"分解推进脱贫行动计划,运用"试点—扩散"工具优化政策设计。通过对N省脱贫元规划治理过程的实证考察,发现地方政府的"规划式"脱贫遭遇了治理实践的漏评、错退、群众满意度偏低等治理困境,致使其规划内容安排与治理实践发展相背离,带来各级政府治理压力的加剧和治理成本的增加。精准扶贫战略体现在乡村扶贫治理情景中的识别精准、帮扶精准和管理精准,实质上是各级政府治理逻辑、治理路径和治理工具的精准。地方政府应重新审视其"规划式"治理逻辑,探索和创新"精准式"的扶贫治理范式,提升精准扶贫治理绩效。     

“吉登斯悖论”下我国生态型政府建设研究

当前,我国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依然面临着危机。在"吉登斯悖论"下,我国地方政府在生态职责上存在的不做为值得重视。生态型政府建设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方向。我国生态型政府建设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在多个方向深化和扩展,同时要处理好与生态公民养成、生态市场培育、城镇化建设、生态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生态型政府建设中,"邻避效应"治理是一个关键性的要点。我国生态型政府建设既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也要借鉴西方国家的成熟经验。     

从管理到治理:地方政府维稳职能的失衡与矫正

转型时期,以维稳为重心的地方政府管理职能呈现失衡状态,突出表现在维稳工作的泛化导致社会治理责任的弱化、维稳目标的强化导致公共利益目标的淡化、维稳的高成本导致社会治理能力降低、维稳责任与权力资源之间的错位等。当前应以治理为目标对政府管理职能予以矫正:职能结构上,要从维稳职能为主转向各职能平衡发展;职能关系上,从职能交叉向责权统一转型;职能主体上,从单一政府管理向多元合作治理转变;职能环境上,要培育公民社会以增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参与式环保生成逻辑研究——W市“五水共治”为例

参与式环保强调政府主导作用,亦注重引入与激活社会力量,推动环保"合作生产",本质上体现为从传统环境管理向环境治理嬗变的中间形态。W市"五水共治"经验考察可知,其生成与运作源自政治、生态、经济、社会、技术等方面因素的综合支持。近年来生态问题愈益尖锐推动生态文明意识形态地位凸显,为参与式环保创造了宏观条件;基于经济转型需要,地方领导愈多赋予环保权威支持,进而地方政府创造性运用各种技术策略激发社会力量投入环保,为参与式环保提供了管理条件;伴随市场经济与治理变革步伐,以及借助当代网络与传媒便利,社会对公共事务参与意愿及能力显著增强,为参与式环保准备了社会条件。     

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视角下的中国东西部发展差距分析

我国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拉大是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这可从多重视角进行归因,但制度与治理差异才是地区发展差距产生的根源所在。本文在我国东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演变的视角下,运用实证、案例、文献等研究方法,对比分析了我国东西部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实践及其发展历程,从中透视了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在地区经济发展变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文章的结论是,西部地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在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上寻找突破口,优先在西部地区构建公共管理体系则是一条新的战略途径。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态维度——以政府生态治理能力为视角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能否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生态治理能力能否实现现代化。当前,政府在生态治理中的执行能力和回应能力不足,这不仅不利于环境政策和环保法律的出台和完善,更容易激发民众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威胁社会秩序。提升政府生态治理能力的路径是:政府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应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继续完善经济社会考核评价体系;有效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环境治理经验,完善具体的环境治理制度;实现环境治理的法治化等。     

政府权力的回归与地方治理的向度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改革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原来的"政府神话"、"市场神话"都被打破,政府权力不断地回归到社会与公民。权力的分散化加速了地方治理方式的变革,地方治理的向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更新,集中体现为:从传统的统治与管理转变为以治理与服务为主;从单一权力主体模式转变为多中心治理模式;从传统的科层制向社会网络体系发展;从集权与控制逐步转变为分权与协商。     

县域监察体制改革的策略及其效能提升

县域监察体制改革通过优化政治生态、提升腐败治理水平、推动公共权力规范运行等举措提升县域治理水平,进而成为整个国家政治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服从中央主导的政治策略、解决现实问题的切入策略和刚柔并济的行动策略,是县域监察体制改革的三大实践策略。这三大策略的主要目标导向在于引导权力规范运行、提升腐败治理效能、促进县域良善治理。从其整体性的目标期待看,当前县域监察体制改革仍需从提升改革的适应性、协同性和持久性等方面着手,以拓展发展空间。     

政治沟通视角下的地方治理——地方政府沟通指数的测算与分析

政治沟通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但在治理评估研究中却长期被忽视。地方政府沟通指数将政治沟通纳入地方治理评估过程,以"平台—政府—民众"为框架构建指标体系,以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实现对各级地方政府沟通水平的测算和排名。从测算结果看,当前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与民众在不同层面上开展沟通,但呈现较为明显的不均衡、不充分特点。作为衡量地方政府与民众沟通的重要指标,地方政府沟通指数不同程度地受到地理条件、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政治资源配置等因素影响。通过构建和测算地方政府沟通指数,既可为我国的地方治理评估引入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也对提升地方政府沟通能力具有启示意义。     

“风险治理悖论”与风险治理转型——基于风险政治学的考察

当利益领域出现"社会失灵",人们求助于国家时,"政府失灵"与"诺斯悖论"出现了,现代国家的存在既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成为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在风险领域出现"社会失灵"时,人们求助于现代国家,同样也出现了"政府失灵"与"风险治理悖论",现代国家不仅是风险的消解者,也是风险的制造者。于是在风险治理中要给予"国家依赖"以必要的警惕。同时,在认识到"风险治理悖论"背后隐藏的内在矛盾和决定性规律之后,适时对风险治理方式进行调整,实现风险治理的专业性方式向综合性方式转型,代理性方式向自主性方式转型,集中性方式向分散性方式转型,是我们在高风险时代进行风险治理的可能选择。     

权力边界模糊与策略化治理:土地冲突演变机制研究——基于对湖北省L市和G开发区的调查

为了解释土地冲突在现有治理结构下是如何构建的,采用田野调查和案例研究法,探讨了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冲突的演变过程和治理机制的构建。研究发现,在经济领域,由于权力边界与市场边界不清,行政科层的推动机制取代了城镇化的市场内生动力机制,地方政府攫取了土地租金的绝大部分,城镇发展的成本被转嫁到失地农民等弱势群体身上;在社会领域,通过行政权力嵌入到底层社会中,利用策略化的治理方式迫使农民接受既定的征地补偿标准,将土地冲突的压力传导到底层社会内部,形成刚性稳定的治理格局。最后,由于地方政府忽视了向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服务、养老保险等公共产品,使得失地农民逐渐贫困化、边缘化,导致土地冲突加速积累和酝酿,最终演化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风险。土地冲突演变机制的归纳和总结,有利于进一步研究土地冲突治理机制的建构路径。     

我国环境政策演变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我国环境政策的演变历程,从环境政策理念和政策目标上看,经历了局部环境治理——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环境优先、保护优先的可持续发展的演变过程;从环境政策工具上看,经历了从单一使用行政管制工具到行政管制工具、市场化工具并用阶段,再到行政管制工具、市场化工具和公众参与工具综合运用阶段的演变过程.经济增长、经济社会转型和环境恶化三重压力逼迫中国环境政策在狭小的时空内艰难前行,政策学习、环境保护意识形态化的宣传是中国环境政策较快发展的特有动力.未来中国的环境政策要更加重视环境公平权,倡导绿色低碳生活,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     

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导向下地方政府预算支出绩效评估的内在机理探析——以兰州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预算支出绩效评估为例

从"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的转变,是现代政府执政理念更新的必然趋势,而"国家治理现代化"施政目标的提出,则体现中国政府在公共管理规律探索过程中的全新认识。通过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概念的梳理,阐释国家治理现代化基本问题——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效果,有利于厘清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府绩效评估的关系。以兰州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基金预算支出绩效评估为例,对政府绩效产生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确定地方政府预算支出绩效评估的"流水线"模型(Pipeline Model),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导向下地方政府预算支出绩效评估体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地方政府预算支出绩效评估的困境与策略选择。     

中国社会治理的价值诉求——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其实质反映的是党和政府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选择发展策略的理性价值取向,即追求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融合与统一。将社会治理纳入到中国现代化发展与转型的现实境遇进行考量,更加强调社会治理的形式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对经济发展成果的社会分享,这就要求在中国社会治理中坚持工具理性的优先性前提,并以价值理性作为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保障,要从构建科学化、人性化的社会治理运行机制、多元化的社会参与主体、融合伦理和法制因素的治理方式等方面推行社会治理价值诉求的践行路径,才能实现中国社会治理追求的社会、国家与人的和谐发展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