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从冲突到和谐转换机制再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冲突与和谐以"潜在"和"显现"的形式存在。由于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冲突占突出地位,而和谐往往被时代所淹没。在今天,对理论资源的解读,对现实问题的应答,传统理解方式日益陷入困惑,而和谐却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和谐社会理论,既是对以往挫折失误的深刻反省,又是成功经验的深厚积淀,更是未来社会的引路导航。尽管从冲突向和谐转换荆棘丛生,甚至已经实现的和谐又会蕴涵新的冲突,而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我们的理念,就会凝聚人心所向,加快历史进程。     

论社会保障权的合法性基础

社会保障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宪法中的合法性基础是:人民与国家关系中的“民本主义”,文明社会中的人道主义,社会秩序中的稳定与和谐原则,市场分配制度中的公平、正义原则。正是这些深层要求使社会保障在二战后迅速凸现并被逐渐地法律化和制度化。可以说社会保障权之存在并获得国家的切实保障,是人类社会文明而和谐的一个重要标志。     

从韦伯的合法性理论看转型期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

西方近现代,特别是马克斯.韦伯的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对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透过韦伯理论,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将转型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是我们的重要选择。这对于丰富中国语境下政治合法性理论、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建设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价值。     

政治合法性的人权基础论析

人权是人基于自身的实践本质而具有的道德权利。人的生命活动的主观能动性、自为性与社会性表明了人的自我生成,确证了人的最大尊严,构成了人权存在的现实与逻辑基础。正是人权为政治的合法性奠定了终极的人道基础,提供了测定政治合法性的最终标准。人权入宪表明我国人权建设取得了巨大进展。     

从《政府论》中探析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的建设

洛克在《政府论》中阐述了他的政治法律思想,描述了政府的起源、形式和目的。着重论述了洛克对国家及政府的政治权力规则的探讨,规定了国家和政府的合法性的根据是保护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并对政治权力作出了种种限制。笔者正是从《政府论》在论述政府的产生和运行的合法性中认识到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性,并由此也探讨一下我国政府合法性的现状以及如何加强合法性建设。     

从马克思主义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

理论逻辑是指理论在实践推动下内在的演进过程,是理论自身发展进程的逻辑呈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经典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条路径形成了从马克思主义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演进的理论逻辑。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跃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跃迁,要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足点、出发点、着力点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必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和富于创造性。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逻辑转变

本文梳理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转变中三条线索：一是以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为标志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转变；一是从后结构主义出发对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后马克思主义解读；一是通过反思消费社会与电子媒介而实现的理论转变。这种理论逻辑的区分，以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格局。     

论邓小平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建构

邓小平是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价值取向来建构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的。在他看来,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绩效性基础必须在发展的基础上满足人民的需要,意识形态基础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反映人民的愿望,法理制度基础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体现人民的意志,执政党权威基础必须在维护人民利益的基础上保持党的优良作风。     

马克思主义从冲突到和谐的转换机制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冲突与和谐、对立与统一以“潜在”和“显现”的形式存在,这表现在以下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是否有阶级性?马克思主义是否有现代性?马克思主义是否全球化?对解决方法如何选择?作为中国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丰富的“和谐”思想,这需要我们在如下几方面进一步发掘: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和谐思想的发源地;真实而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发展的、开放的、多元的;马克思主义的和谐思想需要在现代实践中得以丰富。分析马克思主义从冲突向和谐转化的内在机制,其方法论意义在于:多实践,少争论;不刻意追究,保留适度模糊性;等待时机,促进成熟;在两极中找中立,在多种可能性中选择;在对立中调节,促进双赢。     

论邓小平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正是在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再论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现为一个过程，以符合中国实际、推动中国发展的科学理论为结晶。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以宽阔的世界眼光和求真务实的精神，自觉顺应时代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根本要求，在继承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所做出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论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及其当代认同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理念上的合法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和来源之一.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重统治的合法性理念支持,但他们创造的以"天命"说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固有的缺陷无法真正保证其统治的合法性.使其难免改朝换代的命运.当代中国,在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构建和宣传方面也曾出现过误区,马克思主义才是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理念基础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的本质就是实现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认同.     

从“共同胜利论”到“独立建设论”——论马克思主义和平发展思想的理论创新

"共同胜利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演变所作出的对于未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预言,但并未成为现实;"独立建设论"成为和平与发展时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必然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别于"共同胜利论"的"独立建设论"。从"共同胜利论"到"独立建设论"的转变揭示出社会基本矛盾思想的与时俱进,彰显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立足现实社会发展实际,应高度重视"独立建设论"的理论创新研究。     

再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中国行政法学界有关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的探讨已经从原来百花齐放的局面逐步集中到控权和平衡两种理论上来。前者认为行政法就是对行政权力加以控制的法律,而后者则主张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行政机关与相对人自身的权利义务互相平衡。然而考虑到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间的互动关系、行政权本身所具有的扩张性和潜在危害性以及中国社会的社会文化背景,以限制政府权力为核心的控权论更为适合目前中国的国情。     

西方政府行动合法性判断标准发展探究——能从“同意论”发展到“满意论”吗?

自霍布斯以来,西方政府行动的合法性理论及其判断标准一直以"同意论"为基础来丰富和发展。洛克、卢梭立足于想象的契约论发展了"同意论",边沁将基于契约论的"同意论"转化为以利益为分析起点的"效率论"。其后,经行政学的独立、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引导,以"效率论"为基础的政府行动合法性理论得以巩固。"同意论"内含着非实质性"君主-臣民"承诺关系的分析框架;"效率论"形成了"政府-人民"行动关系的中心边缘结构,政府处于行动关系的中心。新公共服务将"服务论"作为西方政府行动合法性的判断标准,试图建构"政府-人民"的合作行动框架。十九大后,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成为我国政府发展的目标,"满意论"成为政府行动合法性的判断标准,从而超越了西方现代政府行动的合法性论。以此推断,来源于新公共服务的"服务论"有可能转化为"满意论",成为西方政府行动合法性的判断标准吗?这需要持续关注。     

从特点到启示——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探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克服错误倾向、解决中国问题,进而形成科学理论体系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赋予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特征,这个过程体现出中国实践与民族个性相结合、人民理论与科学思想相结合、开放包容与无限发展相结合的鲜明特点。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特点的分析,可以引起对于如何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考,即树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构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机制、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路径。     

从剥削大王到创业英雄,再到……

凡是对美国八十年代出版界情况稍加注意的人,不准发现一个以前所罕见的现象,那就是以企业成功为题材的书籍象雨后春笋一样不断涌现,不仅在企业界和学术界,甚至在一般读者中间,也成了畅销一时的热门货。《艾科卡传》、《哈默传》、《王安传》、《福特传》,《洛克菲勒传》等企业家传记,固然受到读者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