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带一路”倡议下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投资往来日益密切。考虑到沿线各国文化差异明显、法律水平参差不齐、投资风险难以掌控,建立"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便十分具有现实意义。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传统的ISDS机制正处于变革的浪潮之中,ICSID、欧盟、USMCA等机制为"一带一路"倡议下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提供了许多借鉴。"一带一路"倡议下构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必须充分考虑投资争端的特点、投资争端的价值目标以及构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现实障碍等因素。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下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应当从:试点先行,完善国内投资法治环境;尊重他国意愿,确保争端解决方式多元化;承担大国责任,推进国际ISDS机制改革等方面做起。     

印度外国直接投资法律制度的变化与中国应对

近年来,印度不断制定、修改其外国直接投资法律制度,以促进外商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改善印度营商环境。实际上,由于对国家利益的过度强调,印度投资法律制度的变化已背离了其改革初衷,偏向性地强调国家管制权而忽视了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究其本质,系激进的"国家中心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制度外化,导致印度扩大解释和滥用"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对投资者采取武断性的不利措施,并对国际投资条约和投资仲裁采取日益保守甚至排除的态度。印度投资法律制度的变化也对中国投资者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加上印度出于中印特殊地缘政治考量,为中国投资者"量身定制"的针对性、歧视性制度,导致中国投资者在印投资面临结构性难题。对此,我国必须保持对印度投资法律制度变化的敏感性、警惕性,积极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一带一路”与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创新——亚投行的角色与作用

"一带一路"战略正深人推进,投资争端引发的矛盾也日益凸显。面对新形势,固有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弊端已完全暴露,无法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要求。同时,亚洲已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首选区域,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却出现了大量失败的投资项目。基于此,为妥善解决可能由"一带一路"项目投资争端引发的争议,应尽快建立以亚投行为主体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在该机制的实体规则构建中,需要充分考虑沿线国家的司法体制与环境,物化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沿线区域内我国国有企业与东道国之间发生的投资争端作为解决突破点,以期增强各方合作信任感,提升国际投资领域的话语权。     

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新趋势与中国的应对方略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政治经济与生产格局深度调整，触发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与重构。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主要集中在五大领域：大型区域协定规则制定、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外资安全审查、数字领域投资治理以及可持续发展。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有着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动因，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组、国际投资格局变化、西方技术民族主义盛行、数字经济治理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都影响着国际投资规则的发展变革。参与国际投资规则构建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中国需要加强国内规制建设、扩大内外投资市场空间、构筑投资协定伙伴网络、提高议题设置能力以争取规则制定话语权，在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外资安全审查协调、数字经济领域投资治理、可持续发展导向方面积极作为，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投资治理提出具有“全球价值”的“中国方案”。     

俄罗斯联邦仲裁法律制度改革及中国应对

了解俄罗斯法律对仲裁协议的要求,对于赴俄投资的中国企业维护自身利益至关重要。2013年俄罗斯联邦启动仲裁法律制度改革。2015年12月29日,俄罗斯颁布新的《俄罗斯联邦仲裁(仲裁审理)法》,并通过《俄罗斯联邦国际商事仲裁法》修正案。该法案旨在改革并完善俄国内仲裁制度,推动俄罗斯仲裁制度与世界接轨。然而,国际投资者甚至俄罗斯商企界人士对俄商事仲裁机构缺乏信任,建立俄罗斯国际仲裁中心迫在眉睫。在俄仲裁法律制度改革背景下,适度运用国际投资仲裁机制仍是中国企业解决涉俄投资争端的重要途径。     

巴西对非洲投资的战略、政策及特点

巴西对非洲投资起步较早,2003年以来该国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非洲投资的支持力度。巴西对非洲投资主要青睐非洲的土地、劳动力、市场距离优势,期待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并拉动对非洲出口。巴西还希望以投资形式开辟非洲新产地,间接促进对欧美地区的出口。更重要的是,巴西将投资非洲作为提振国家形象、支援非洲发展的手段,希望以此打造巴西作为南半球发展中国家代言人的地位。巴西政府为促进对非洲投资,在外交部下设立了非洲司、巴西合作局、贸易投资促进局三部门,以执行投资便利化、信息便利化政策,并提供对非洲投资的个性化服务。巴西对非洲投资规模不大,投资主体也多限于国有大型企业,投资地区集中于以非洲葡语国家、南非为代表的南部非洲。投资实现了巴西与非洲的双赢,不仅为巴西打造了稳定的能源供应市场,促进了巴西产品对非洲出口,而且为非洲引入了新技术、创造了新岗位。但与此同时,巴西对非洲投资也受到投资项目效率低、环境与社会风险挑战的不利影响。巴西对非洲投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投资活动与人文交流有机结合,投资前准备工作与投资过程动态管理兼顾,投资与促进非洲本土发展相适应,相关经验教训都值得中国借鉴。     

中国与东盟投资便利化的进展与合作研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双边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各成员国要求采取简化投资手续、保护投资者利益,完善投资政策等一系列便利投资的措施,对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本文研究中国与东盟投资便利化的进展,对目前中国与东盟投资便利化存在的问题进行评价,探讨自由贸易区进行投资便利化合作的路径,在理论和实践上丰富投资便利化的内容。     

中国-东盟贸易、投资与环境协同发展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当前国际组织在处理贸易、投资与环境问题的方法上各有利弊,为了解决中国-东盟贸易、投资与环境的冲突问题,实现中国-东盟贸易、投资与环境的协同发展,基于设计的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构建的思路和框架体系,并进一步探讨了确保争端解决机制正常运作的保障机制,即建立中国-东盟环境协调发展总局、中国-东盟环境协调发展基金会以及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诉讼体制。     

从经济主权层次驳全球化时代经济主权"消亡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世界市场的统一趋势,冲破民族国家之间设置的市场壁垒并构建全球市场秩序体系之需求日益膨胀。在此背景下,国际经济立法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无论是在国际贸易领域,还是国际金融与国际投资领域,数量众多的双边、区域、多边条约得以缔结与遵从,自由化成为立法的主旋律。从内容看,在南北双方重大分歧问题上,包括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外资准入、国有化、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争端解决等等,     

澜湄合作框架下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研究

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是促进澜湄国家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有益补充,澜湄对话合作机制对构建开放公平的营商环境、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加快构建服务型政府意义重大。推动澜湄合作应充分依托"10+1"、"10+3"框架下形成的合作成果,有效衔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湄公河委员会"、"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等现有机制,在《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等一系列双多边协定的指导下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通过增强政策透明度、降低准入门槛、加强贸易和投资政策对接、简化投资手续、提高通关效率、强化监管等措施推动澜湄合作迈向新台阶。     

外国对第三世界的直接投资(1981～1992年)

亚洲的经济繁荣吸引了外国投资者,1981～1992年流入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国资本中亚洲国家几平占2/3,而中国吸引的外资是最多的。在拉丁美洲从外国资本中获益的主要是平原国家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黑非洲获得最少,仅占外国向第三世界投资的7％。     

巴西为什么能在短期内克服金融动荡

１９９９年初巴西发生了空前的金融动荡。这次金融动荡对巴西经济和金融形势都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但由于巴西政府适时地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因而在短时间内克服了金融动荡的影响，逐步稳定了经济和金融形势。从国际因素来看，东南亚和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冲击、国际炒家的炒作是巴西金融动荡的主要外部原因。在东南亚和俄罗斯发生金融危机后，国际炒家立即大造舆论，将目标指向巴西。投资于巴西股市的外国投资者和在巴西直接投资的外国企业家犹如惊弓之鸟，对巴西未来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发展丧失信心，纷纷从巴西撤资，导致股票市场的大幅度…     

论全球治理中的国际投资机制构成、发展及对中国的影响

本文首先探讨国际投资机制的概念和构成,着重分析了双边、区域性、全球性投资安排和有关国家内部的外资审查制度。其后,本文结合相应的历史背景,简要回顾了国际投资机制在萌芽、成型、高速发展和调整四个时期的演变轨迹和时代特征。随后,本文考察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国际投资机制的影响,并展望了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投资机制与原则的发展趋势。最后,本文转向讨论中国与国际投资机制的互动,并以最近推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为例,分析国际投资机制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相应的政策选择和发展战略。     

APEC争端调解机制问题的由来与发展

一、APEC争端调解机制问题的由来本文所谈的争端，是指双边或多边的经济和贸易争端，而非安全和政治争端。所谓争端解决机制，是在多边机制下，通过斡旋、磋商、调解或仲裁等方式，促成争端各方解决经济和贸易纠纷。目前，世界范围内的争端解决机制，当属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但随着亚太地区经济摩擦的增多，和世界贸易组织解决争端机制的局限性，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员经济体提出有必要建立既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相一致，又反映亚太地区特点的争端解决机制。作为贸易便利化的一个重要内容，APEC争端调解机制问题之…     

外国投资与巴西的工业化

巴西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外国直接投资在巴西工业化中的作用与影响如何,这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对此,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略加评述。在三个经济发展阶段中的作用从独立至今,巴西经济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930年以前以咖啡为经济支柱的初级产品出口阶段;1930年至五十年代中期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初期工业化阶段和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以重化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阶段。在这三个不同阶段中,外国投资在巴西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也不相同。     

广西创新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建设路径研究

通常而言,商贸活动越繁荣,对高效、公平的争端解决服务的要求就越高。高效、公平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除了能定分止争,还能规范国际商贸秩序并为国际商贸发展提供指引。创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是广西加快对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经贸新规则的重要措施之一。这既能满足争端解决的市场需求,也有助于广西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发展相关产业,提升治理水平。比较而言,广西创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仍面临机构、人才、竞争力等方面发展不足的挑战。广西可以重点聚焦涉及东盟跨境经贸和商业领域,从集成创新政策工具释放广西各类政策红利,依靠相关优惠政策吸引争端解决人才和机构集聚,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创新发展RCEP争端解决服务机制,规划建设“争端解决服务”集中区,鼓励相关机构集聚和引导有序竞争等方面,推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和机构发展,面向东盟和RCEP,建设具有区域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心。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的冲突与趋同

本文认为,历时八年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BIT)之所以未能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内完成,主要是因为双方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投资者和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知识产权保护及劳工和环保等四个条款。这种冲突体现了两国在规则制定上的分歧。而导致这种冲突的主要原因,则包括不同的制度性因素、对国家安全因素的考量、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大国竞争以及国际经济规则重塑中的规则之争。基于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特别是中美双边投资拥有巨大的增长空间,中美BIT谈判具备了从冲突走向趋同的基础。在走向趋同的过程中,中国应该重视对美方的要价及其政策决策过程的分析、双方都应该妥善对待"国家安全审查"这一问题、坚持以"共同但有区别"这一理念制定BIT规则以及积极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巴西参与金砖合作的战略考量及效果分析

巴西对金砖合作持积极参与的态度,这既源于其国家身份的定位,也与自21世纪以来巴西优先发展南南合作的外交安排密切相关,还与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以及国际体系转型存在重要关联。巴西积极参与金砖合作的战略考量主要在于金砖合作机制为巴西实现国家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外部路径,为巴西的国际参与提供了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从参与效果来看,巴西在金砖合作中实现了自身的政策目标,不仅强化了与几大重要新兴大国的经贸纽带,收获了"经济红利",还提升了巴西的国际影响力。2016年,巴西政权更迭后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发生了调整,外交在政府工作中的地位被边缘化。但由于巴西通过金砖合作已收获了诸多显性红利,加之多边主义一直是巴西外交的重要传统,巴西仍将延续在全球治理层面与新兴国家之间的合作。相较而言,在政局仍不稳定的局面下,巴西对金砖国家强化政治安全合作的政策倡议会更为谨慎,涉及贸易、投资的发展合作仍为巴西参与金砖合作的优先考量。     

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融资模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实践的分析

第三方市场合作(third-party market cooperation)是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倡导的"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国际合作新模式,主要表现为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在第三国进行投融资、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基于已有项目实践,根据中国与发达国家企业在东道国合作的密切程度,本文归纳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4种融资模式,分别是"共同承建""一方出资、一方承建""合资"与"共同出资、共同承建"。影响第三方市场合作融资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包括中国与发达国家资本充裕程度的差距以及东道国政治环境的稳定程度。中国与发达国家资本差距越小、东道国政治环境越稳定,越有可能达成"合资"与"共同出资、共同承建"这两种合作密切度更高的融资模式。目前中国已与十余个发达国家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其中中日两国的第三方市场合作进展得最快。本文基于越南宜山水泥厂、泰国东部经济走廊、中欧班列等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代表性项目案例,验证上述关于融资模式选择的假设,并建议下一步研究议题应包括第三方市场合作融资模式的国际合作机制、国际规则及投融资争端解决机制等。     

巴西与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比较研究

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和中国分别是拉丁美洲和亚洲两个最大和发展势头最强的国家,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在职业技术教育领域,两国的历史背景和发展模式虽不尽相同,但作为发展中国家,都表现出许多相同的特征,面临共同的问题和挑战.通过比较研究,无论从历史而言,还是从改革的进程而言,巴西以经济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技术教育都早于中国.学习巴西的经验,可以减少实践的盲目性,使中国的职业技术教育改革少走弯路.